林昭之死与我们这代人

范泓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亲历许多事情，惟独缺少建国后十年间人生风云际变的那段遭遇。这一时期，恰是我们一生中最懵懂、不知人间苦难的岁月。再以后，我们渐大，才又见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一转眼，人至中年，轻狂的时代早已被抛到身后，生命和情感，如一棵树深深根植于这个人世。偶有回首，往事历历，不免慨然于心，其中最大的幸运恐怕就是还活着，还能赶上在国际互联网上凑凑热闹，冷眼打量这个挡不住的世界。
　　终于这一天，在网上读到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是张元勋先生追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学生林昭惨烈之死的长文。文章虽是在网上读到，却是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据说它的反响强烈，震撼了很多人，一如震撼着我，在无言的泪落之后，是不尽的愤怒。由此，我不得不想到，一种社会制度之于人自身的现实性，不论它优劣与否，只要人性遭到无辜的摧残、践踏或泯灭，对所有活着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幸。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与其苟且偷生而活着，还不如勇敢地站起来抗争地死去，这是人到了迫不得已时才会萌生的念头。然而，生活有时恰恰需要我们这样。
　　1957年5月22日，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对于北大才女林昭来说，却是将自己推向断头台的开始。林昭没有想到，熟识她的人也没有想到，否则，谁也不会轻易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介入一场早已受到严密监视的“论战”。林昭当时是为了张元勋的一首小诗遭到群体的攻讦而忿然站了出来的，面对讨伐的人群，林昭一口夹杂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顿时使喧闹、激动的会场安静下来。在她看来，张元勋既不是党员，连团员也不是，就因为写了一首诗，就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继而群起攻之？林昭的质问掷地有声，但她的发言却被一个陌生人的吼叫打断：“你是谁？”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这个陌生人的嘴脸，他摆出的竟是一个审讯者口吻。林昭愤怒了：“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不敢自报家门？”黑暗中的陌生人当然不会自报家门，就是在这一刹那，在那个黑暗而又闷热的夜晚，仅仅是由于内心世界感到有一种“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一个被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看中的女才子从此踏上了命运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正是反右“扩大化”人人自危的一年。我们这代人尚在生命的摇篮之中啼哭，尽管有母爱的温馨，使我们暂时躲避一下窗外的那场腥风血雨，但这并不意味是历史对我们这代人的特殊恩惠。我们的父母，随时都有可能在一场“大鸣大放”的阳谋中丧失自由，沦为阶下囚，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然，“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父母受时势使然，也变为多种人，一种是因言获罪，无奈中不得不放弃对我们的抚育；一种是逃过劫难，不再出声，小心翼翼地和我们呆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因划清界限，而主动放弃对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种命运：“乘势者成，顺势者存，逆势者亡”。著名诗人公刘先生的妻子即是前者，他们的女儿刘粹生于1958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吮吸过母亲的乳汁。她的母亲是一个左派，拒绝给一个右派的后代喂奶，公刘先生不得不“一口气订了三磅鲜奶”以维持这个幼小生命的成长。这样的往事，说起来未免有点残酷，可作为同代人，我的朋友刘粹从出生到现在，恰恰可以证明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能侥幸活下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全国有55万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计其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披露的。悲剧发生在我们恍惚的童年，如今倏忽已是中年的我们，是若无其事的“秋山又几重”，一味“朝前看”呢，还是为了未来，“往日崎岖还记否”，鼓足勇气，去直面惨淡的人生？
　　燕南，人的成长总是囿于社会的大环境。
　　我们这代人，实际上是一个断层。较之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虽也赶上了“拨乱反正”，但多了点世故，少了点锐气，心理上的发育极不健全；较之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老三届”，远没有他们的那份深沉和成熟，显得有点简单、孱弱和苍白。六七岁时，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童年初尝贫穷的滋味，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可缺衣少食的细节却记忆犹新。尽管如此，现在来看，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一个当时经营了十多年的国家，为什么竟无法与天灾相抗衡而死了那么多的人？天灾固不可避免，但若有强大的国力，则可使天下的庶民幸免于难，抑或少受一点罪。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我们的学业，我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渐渐变成了最不自信的一代。我曾在街头为造反派卖过报纸，在用芦席搭起的广播站里宣读传单，甚至因年纪太小无法与“老三届”的叔父四处串连而懊恼不已。那个时代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读书无用。整整十年，从童年步入少年，我们这代人就像失血的患者，以致于高考恢复时，很少有几人敢于跃跃一试，而“老三届”中带着孩子上大学的竟不乏其人。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在这其间，一个为我们所不知的北大女才子，在狱中抗争了十一年之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家属还要上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死时三十六岁，那一年我十三岁。她的死，正好应了她出事那夜脱口而出的“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这种巧合，莫非真有命运从中作祟，让人辛酸得无言以对。而那时，我们正沉浸在造反派疯狂武斗的恐惧之中。
　　我们这代人，就这样成长于一种恶劣的环境中。几十年的世事沧桑，让我们的眼睛掠过无数惊诧和迷惘。任何一个人，虽不能超越所处的那个时代，却完全可以独立于那个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索，同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诗人梁小斌曾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说起来，这是一代人的不幸，可我们却也因此不再畏惧“狼”。林昭之死，不仅仅在于她长于我们二十多岁，而是因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良知，更有自己的勇气，最终罹“口舌之祸”，甚至都未能来得及哪怕有一次短暂的爱的经历。从表面上看，林昭之死是一个冤案，实际上，更是一个动荡社会“沉渣泛起”的必然结果。它给后人所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至少也是我们打开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林昭在狱中所遭到的非人虐待惨不忍睹，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一群泼妇的殴打，其原因就是这些人对林昭的摧残越是残忍，越是能“积极表现，立功最大”。当张元勋先生决定以所谓“未婚夫”名义冒着危险去探望林昭时，林昭当着他的面指着一旁的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我只好把衣服与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曾几何时，人性泯灭到了何等程度！然而，天可变，道不能变，林昭一天也没屈服过，她头顶盖有一块白巾，血书一个大字“冤”，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历史是一面镜子。林昭之死，给我们无知、天真的童年补上了严肃的一课。我们这代人──还应当包括所有的人，若不能对建国后初十年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后来所发生的若干历史悲剧，就不可能在本质上有清醒的认识。人生的偶然，是社会的必然。一代人的成长受制于时代的四季风雨，其间的电闪雷鸣，包括这抹不去的严寒的记忆，有时会使我们的灵魂忐忑不安。也许，我们真的是无法自信的一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剧作家曹禺先生晚年所说的：“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保持沉默，在某些时候，确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因已看透了一切，还能说些什么？但思想和良知的沉默，有时如地火一般在燃烧，时时折磨着我们的身心，让一代人的血液重新澎湃起来。林昭冤案在八十年代平反昭雪，可摧残林昭之死的那种力量，以及滋生这种力量的土壤似乎至尽未绝，而人性的复苏和理性的回归则“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历史留下的一笔沉重的遗产，让我们痛定思痛，矫枉过正，知耻而后勇。可现在，一切好像已经开始，又远远没有开始。

（作者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南京广播电视报社总编助理）
　　纪念林昭：http://linzhao_netor_com/
　　下载《寻找林昭的灵魂》：http://hepg.sdu.edu_cn/wangyonggang/chinese/favorite/history/LinZhao/index.htm
　　《寻找林昭的灵魂》1:http://hepg.sdu.edu_cn/wangyonggang/chinese/favorite/download/LinZhao/linzhao1.rmvb
　　《寻找林昭的灵魂》2:http://hepg.sdu.edu_cn/wangyonggang/chinese/favorite/download/LinZhao/linzhao2.rmvb

“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保持沉默，在某些时候，确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因已看透了一切，还能说些什么？.....无语。

谢谢转范泓兄的文章来，他的《风雨前行──雷震》亦值得一看。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递进中，雷震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宪政最积极的倡导者、实践者，不畏艰难，身体力行，薪尽火传，死而后已，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时代有限的表述。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并以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着力表述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理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从而显现出那个时代的变局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实的艰难处境……

作者简介：
　　范泓，广东潮州人。1955年生于南京。少年时随父母下放，返城后做工，读大学，从事文学创作，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南京某新闻单位。

背景：
　　雷震（1897～1979），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投身政治，历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兼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与胡适等人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其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威权体制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成为统治当局在政治上最大的敌手，而遭致政治构陷，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雷震一生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写下战后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请读片断：
　　陈怀琪事件由于限制言论自由、违反新闻自由原则的《出版法》修正案在立法院秘密会议通过后，台湾当局对言论的控制更加严密。虽然人们对此噤若寒蝉，有时也会有人冷不丁地跳出来慷慨陈词一番。1959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十卷第二期刊登由陈怀琪具名的读者来信《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内容是作者叙述自己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时的课堂亲历纪实：
　　编辑先生：我是一名干了二十几年“革命”的军人，但是，我自承愚昧，一直到现在还不大了解“革命”的意义以及革命军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今年十一月初，我以优秀干部的资格奉令参加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第××分班受训。这个每年照例都要在军国“劳民伤财”的国民党军队党部举办的讲习班，究竟能否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这里且不管它；现在，我且把我这次在班上受训所发生的几个问题写出，以就教于先生及所有的亲爱的读者……
　　今年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的主要宗旨是：“坚定反攻复国信念，巩固革命领导中”。一个是反攻大陆问题，一个是革命领导问题，要弄清这两个问题，于是贵刊去年八月一日所发“反攻无望”（这当然是他们给贵刊戴的帽子）的论调以及贵刊“破坏领袖”的“荒谬言论”就一一痛加驳斥，好像今年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专门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才开办的。第一位教官不管上什么课程，总要先把《自由中国》痛骂一顿，才好像尽了责任，而且腔调一致，骂来骂去都脱不了上级原来给他们写好了的那些根本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口号和教条，使我们这些受训的同学下课后，都摇头叹息这些教官们的可怜和幼稚。
　　贵刊那篇《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我曾拜读过，在我的记忆中，那篇社论的内容与现在政府“对反攻大陆不以武力为主要途径”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而不料此论一出，各方大加攻击；尤其是政府机关报竟将“反攻无望论”的帽子加在你们的头上，并且断章取义的乱加解释，有意地想使一般人民由于他们所造成的错觉而对贵刊发生不好的印象，其用意之可恶，其手段之狡诈，真为识者所不齿。更可怪者，现在政府竟又实行与所谓“反攻无望论”者同一的政策，那它不也成了“反攻无望论”者了吗？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有一天我们班里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圣人”居然变成了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
　　大凡读过这篇“读者来信”的人，无不“觉得很有一种真实感，非亲自参与者，写不出这种‘报导翔实’的好文章。但没想到竟因刊登这篇‘投书’的短文，而招来一场大灾祸”。1959年1月30日，《自由中国》社突然收到陈怀琪的一封来信，称“读者来信”并非由他所写，是有人假冒他的名义所为，因此要求《自由中国》半月刊予以更正，并附上一份“更正函”要求在下期发表。“更正函”六七百字，充满了火 药味，根本不像是一封“更正函”。雷震等人仔细“对过笔迹”，发现两者完全一样，雷震因此判断，“可能他受迫害”而出于无奈，于是约陈怀琪一二日内到社里谈一次。十多天过去，陈怀琪始终未来。2月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四期上刊发一则《自由中国》社的“更正声明”，没有刊用陈怀琪“更正函”。“更正声明”原文为：“现职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琪来函，以本刊第二十卷第二期所刊《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之陈怀琪，虽与同姓同名，但并非一人，特此声明”。当日，陈怀琪来到《自由中国》社，表示对“更正声明”不满，要求继续刊发他自己的那份“更正函”，编辑傅正对他解释，说《自由中国》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并将其理由告诉了他。据傅正回忆：当时陈怀琪听了之后颇有点失望，但彼此之间的态度都比较客气，送他出门时，还问他府上在哪里，陈怀琪说是“义乌”，我们还说义乌过去属于金华府。分别时，陈怀琪并没有表示想“警告”我们……两天之后，陈怀琪在《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联台报》及《青年战士报》上大登广告，其题目为《陈怀琪警告自由中国杂志启事》；2月19日，又同样在以上各报第一版复登一次，其费用算起来大概在三千元新台币以上。这一天，成舍我来雷震处，劝其发表一声明，恐其背后有人在支持。雷震怀疑这是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司令部之前身）所为，因“陈君于十八日、十九日两日登了《中央》等四个大报，十九日又有长篇记载，以一个中校之收入可以做到么？这显然有人背后操纵”。3月2日上午，雷震接到了法院传票，要他在第二天下午一时半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应讯。陈怀琪控雷震一案，成为当时台湾新闻媒体的热门报道，社会各方人士十分关切此事，有些人甚至以为这“可能是抓住‘整垮雷震’的机会”。
　　检察法庭秘密进行，不准任何人旁听，有许多人主动聚集在法院门口，等待消息。雷震自述道：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还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台币，帮助讼费，青年人之有正义感，由此可见一斑。此外，除《自由中国》社的职员外，还有《自立晚报》社长李玉阶和青年党领袖夏涛声，诗人周弃子诸先生；李、夏两人还携带机关图章来，必要时给我作保之用，但检察庭未要交保……胡适先生很焦急，曾打几个电话来。是日下午六时模样，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倒杯酒给我，说给我压惊。他盛称我之出席法庭受讯，是最文明的”。
　　尽管如此，胡适、王世杰、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认为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这显然是背后有人在操纵，并说国民党或当局无论如何“都要适可而止，尽管雷震可以败诉，甚至坐牢，都不重要，但政府一定因此而名声扫地，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他们透过私人管道，意欲谋求其解决办法。谁知蒋介石对胡适等人化解此事，满腹不悦。他在一次宣传会议上说：王世杰与胡适叫人家不要干涉司法，他们也不要干涉司法才好。雷震对此的反应是：果真都不干涉司法的话，陈怀琪事件当然不会发生了。2月27日，日本《读卖新闻》驻台北特派记者若莱正义采访了陈怀琪，他发现“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等。3月5日，胡适突然给雷震等人写了一封“致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的信，认为《自由中国》不应发表未具真实姓名和真实地址的“读者来信”，并说“这是我们的大错误”，并对今后的编辑方针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字；二、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三、以后停止‘短评’。因为‘短评’最容易作俏皮的讽刺语。又不署名，最容易使人看作尖刻或轻薄……”胡适这封信经《自由中国》社编委会讨论决定暂不发表，对于信中的某些建议，雷震也不能完全接受。后来“短评”固然取消，雷震仍坚持“社论”代表编委会的意见，以不署具体作者名字为好。后来雷震才知道，胡适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用政治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但“结果并未发生什么作用””。胡适担心《自由中国》不愿将自己的这封信公开发表，特意把雷震、夏道平请到南港中研院自己家中，反复说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胡适这封信最终发表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二十卷第七期上，时间为1959年4月1日。就这样“……胡适为了替雷震解决诉讼问题，一方面设计写信批评《自由中国》的编辑，刊登‘陈怀琪投书’之不当；一方面又请他早年‘安徽公学’的老师王云五向蒋介石求情，这虽然等于俯首认罪，但也不失为惟一解决问题之方法，而且很有效，从此法院即不传讯雷震了”。稍后，雷震也掌握到了一些证据，这封“读者来信”确系陈怀琪本人所写，只是在军中政治部的压力之下，出于无奈才出面否认此事并控告雷震的。1959年3月14日，雷震在“陈怀琪案”之刑事辩诉状中说：“告诉人于伪造文书外提出诽谤，于法己有不合。乃又提叛乱条例第七条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一点，其以根据台湾省戒严时期军法机关自行审判及交法院审判案件划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所定之罪得由军法机关审判，图假法院之手，置辩诉人于军法机关控制之下，而后以不公开之审判罗致之于罪乎？果如是，用心不可谓不深。但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之义理明显，司法机关当不会容人曲解。”由于胡适、王云五等人私下的努力，或许也是在最高当局的授意之下，军方此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动作。马之骕在总结此事时认为：“所谓‘陈怀琪事件’，本来很单纯。也许是陈怀琪本人，在受训期间听到教官讲，把革命军人比作‘狗’的故事，觉得很有刺激性，也很有趣味性，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投到《自由中国》，后来发现事态严重，就不敢承认了。也许是和陈怀琪一块儿受训的人，故意冒用陈怀琪之名写的。总之，这件事是陈怀琪周围的人做的，绝对没有错，但如《自由中国》的编辑，对此类文稿，事前、事后处理得当，就不会发生问题了。”不过，雷震的态度与胡适等人仍有一定距离，他说：“我心中尽管有若干不痛快，但一切听天由命，决不找人说话，因我们这几年的工作问心无愧。

楼主的文章使人又回想起当年那种限制言论的恐怖年代

台湾的民主自由赖胡适、李敖、殷海光、雷震、夏道平、傅正等先生之不懈努力，始有今日，我辈当见贤思齐，为大陆沐浴民主甘霖，略尽绵薄。谢谢罗姐所转的范泓兄关于雷震先生的资料。

范泓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亲历许多事情，惟独缺少建国后十年间人生风云际变的那段遭遇。这一时期，恰是我们一生中最懵懂、不知人间苦难的岁月。再以后，我们渐大，才又见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一转眼，人至中年，轻狂的时代早已被抛到身后，生命和情感，如一棵树深深根植于这个人世。偶有回首，往事历历，不免慨然于心，其中最大的幸运恐怕就是还活着，还能赶上在国际互联网上凑凑热闹，冷眼打量这个挡不住的世界。
　　终于这一天，在网上读到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是张元勋先生追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学生林昭惨烈之死的长文。文章虽是在网上读到，却是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据说它的反响强烈，震撼了很多人，一如震撼着我，在无言的泪落之后，是不尽的愤怒。
　　1957年5月22日，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对于北大才女林昭来说，却是将自己推向断头台的开始。林昭没有想到，熟识她的人也没有想到，否则，谁也不会轻易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介入一场早已受到严密监视的“论战”。林昭当时是为了张元勋的一首小诗遭到群体的攻讦而忿然站了出来的，面对讨伐的人群，林昭一口夹杂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顿时使喧闹、激动的会场安静下来。在她看来，张元勋既不是党员，连团员也不是，就因为写了一首诗，就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继而群起攻之？林昭的质问掷地有声，但她的发言却被一个陌生人的吼叫打断：“你是谁？”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这个陌生人的嘴脸，他摆出的竟是一个审讯者口吻。林昭愤怒了：“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不敢自报家门？”黑暗中的陌生人当然不会自报家门，就是在这一刹那，在那个黑暗而又闷热的夜晚，仅仅是由于内心世界感到有一种“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一个被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看中的女才子从此踏上了命运的不归之路。
　　这一年，正是反右“扩大化”人人自危的一年。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全国有55万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计其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披露的。
　　在这其间，一个为我们所不知的北大女才子，在狱中抗争了十一年之后，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枪决，家属还要上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昭死时三十六岁，那一年我十三岁。她的死，正好应了她出事那夜脱口而出的“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之谶语，这种巧合，莫非真有命运从中作祟，让人辛酸得无言以对。而那时，我们正沉浸在造反派疯狂武斗的恐惧之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林昭之死，给我们无知、天真的童年补上了严肃的一课。我们这代人──还应当包括所有的人，若不能对建国后初十年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对后来所发生的若干历史悲剧，就不可能在本质上有清醒的认识。人生的偶然，是社会的必然。一代人的成长受制于时代的四季风雨，其间的电闪雷鸣，包括这抹不去的严寒的记忆，有时会使我们的灵魂忐忑不安。也许，我们真的是无法自信的一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像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剧作家曹禺先生晚年所说的：“明白了，人却残废了”……保持沉默，在某些时候，确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因已看透了一切，还能说些什么？但思想和良知的沉默，有时如地火一般在燃烧，时时折磨着我们的身心，让一代人的血液重新澎湃起来。林昭冤案在八十年代平反昭雪，这是历史留下的一笔沉重的遗产，让我们痛定思痛，矫枉过正，知耻而后勇。

（作者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南京广播电视报社总编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