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观察者网
原文标题：加布里埃拉·普莱绍娃：捷克与斯洛伐克分道扬镳后，对华战略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中捷双边关系的历史充满了波折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捷关系的历史，就会发现两国的外交充满着各种波折和起伏，不停地陷于“巨大期望-极度失望”的循环怪圈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是向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提供武器和工业设备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但是，中捷关系达到一个小高峰是在1950年代。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1949年10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和中欧各国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个国家之一。
三年后，双方在北京就贸易、科学、教育和文化等议题签署了双边条约。此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大陆与西方的某些传统联系被切断，新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在贸易、技术领域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走得更近了。
捷克斯洛伐克对华保持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亲和力，部分原因出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陌生感。从地缘角度看，双方长期以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利益纠葛，二战之前两国有着以工业产品进出口贸易为基础的外交传统，催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华的政治浪漫主义情绪。1955年至1957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统计中暂时排名第三（紧随苏联和东德）。
但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加强与中国关系的期望却很难落实到现实层面上。该国代表团屡次抵达中国访问，中国高层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和刘少奇尽管多次承诺回访，但却从未对布拉格进行过访问。50年代末之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也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后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严重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关系；文革期间，两国关系甚至在原本就不很融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温。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文革时，中国官方正式肯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自由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强烈谴责苏联领导的华约组织对“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镇压。
1959年中国人民邮政发布的“中捷邮电技术合作”邮票
1970年代，尽管北京方面软化了对东欧的强硬战略，并试图将其影响力扩大到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但捷克斯洛伐克却扮演了莫斯科反华卫星国的角色。与越南的紧密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支持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对中国的批评，让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非常任理事国加深了与北京方面的隔阂。
1979年爆发了中越边界冲突，莫斯科和布拉格都声称这是“中国对越南的军事入侵”，并呼吁对中国实施国际制裁。这是中捷关系出现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秉承了僵化的“新斯大林主义”，极大地延迟了布拉格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开启新局面的及时外交反应。
不过，在1984年北京在中欧启动了一项新的外交倡议，派遣了由李鹏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前往东德。在这个背景下，波兰和匈牙利的外交官开始频繁访华。
1980年代的后半段是中捷历史上的一段蜜月期。双方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互访在1987年达到高潮。政治联系的紧密伴随着贸易、投资、军事、文化和学术合作的加深。1989年11月上旬，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贾罗米尔·约翰内斯到达北京，向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不会追随美国的步伐，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捷克──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
中捷蜜月期随着“天鹅绒革命”而终结了。
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布拉格街头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1990年1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宣布要重塑国内民主局面，而且在演讲中，他提到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将基于道德价值观。不过总体而言，此事当时并未引发中国国内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
尽管如此，布拉格邀请一些中国“异议人士”访问，引起了两国外交关系的紧张。1990年，哈维尔是全球各国第一个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国家元首。
但1990年代初的“道德外交”并不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流政策。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布拉格保持政治和贸易关系的连续性。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瓦茨拉夫·瓦雷斯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捷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研讨会，并会见了李鹏总理。1991年，双方外交活动继续有条不紊，外交部副部长马丁·帕卢斯和钱其琛副总理在三个月内分别在布拉格和北京会面。
随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确认外交部长玛丽安·卡尔法（Marian Calfa）会在短期内访华，而且会议还达成了中捷持续双边贸易合作意向。可以说，1990-1991年间这些忙碌的外交活动，虽然也伴随着两国关系偶尔动荡，但并没有因为一些杂音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关系的大局。北京方面的外交底线只受到了布拉格当局的零星挑战。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北京迅速承认了这一局面，并承认了之前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对华缔结的双边条约，不过中国官方没有明确表态如何看待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1997年，捷克议会（众议院）提交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议案，充分辩论后最终传达给了捷克参议院（上议院），按照捷克的政治体制，参议院的权力较小，话语权不如下议院。尽管中国方面对此强烈抗议，并拒绝对参议院的某些外交官发放签证，但中国的人权议案还是于1998年3月通过了，当时该决议的主要支持者不仅有哈维尔总统，而且还包括一些捷克参议员，如扬·鲁姆（Jan Ruml），迈克尔·赞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和曾接见过达赖的彼得·皮萨特（Petr Pithart）。
[文/加布里埃拉·普莱绍娃 译/观察者网 武守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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