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盛大而欢愉的城池(上)

一北宋给人冲击最大的不是宋词，那仅是继唐诗以后新的诗歌式样。只是宋人多元化生活一个方面。真正令生活在宋代的人兴奋的是他们的城市化生活，在专制松驰或开明的条件下，那是一种进入商业化的城市生活，一种快活、享乐、放纵的城市生活。一切都开始于北宋的东京──又名汴梁城，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开封。这是一座盛大而永恒的城，它大约成规模于后周，在公元1127年为女真金国占领。从今天复原的地图上看：汴梁城，一座矩形城。它是由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相套，非常整齐，规矩得甚至于超过唐长安城。宫城即皇城，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00米；内城即旧城，南北长2900米，东西宽2600米；外城，即新城，南北长5800米，东西宽4800米。[1]整座城池如同一个硕大无朋三重相相套的方盒子，一个车龙马水人来人往的巨大的容器。这个巨大的容器的出现，是中国城池上的一个大转折，原因是它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中国城池上第一座不夜城。 南渡以后的宋人，是很怀念北宋东京汴梁城的。原因不是别的，关键的是这座城市唤起了他们的城市意识。以至于后来，他们才不在乎江山是谁家的，但城市始终是他们的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了。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其中最要的改革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镇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十等。这样做的结果相当于今天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区别。[2]这样宋代都市的居民就了一个集体名称叫市民。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孟元老的人，可以说是市民中的市民。孟元老在东京沦陷后逃到了临安，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曾经在东京生活了二十三年，他太怀念那座城市，于是他写了一本关于那座城市的书，一本笔记体的书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文字俚鄙，章法平板，如同流水账一般的日志。但它真实，亲切，市民化的唠唠叨叨。正因为这些特点，却为后人保存一个永恒的东京城，如同透明琥珀包裹昆虫一样，让北宋的东京城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在之前的隋、唐时代，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爱受到处罚。在唐中叶以后里坊制才有所松驰，但彻底打破里坊制的是后周至北宋的时期。正是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才彻底而深刻地改变了一切，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市民的观念。那是一个对城市欢呼的时代，一个城市意识觉悟的时代。直到公元1138年，金亡北宋后，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的原汴京城的旧市民们，真的太怀念那座城市的生活了，他们不仅在临安复活了东京，而且陶醉其中，“直把杭州作汴州”，对当时的女真金兵临城下的危急都根本不放在心上。而是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美和。当听到新生代的年青人在那里想当然地谈论汴京旧时风俗，多失于事实，真觉可惜！正好有一个叫孟元老的原汴京城的资格市民忍不住提起笔来，写下了追述北宋汴梁笔记《东京梦华录》，专述汴京都市种种生活，都市种种风俗。正是在孟元老的影响之下，又出现了四部专记临安城的笔记，如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卷，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卷，吴自牧的《梦梁录》二十卷，周密的《武林旧事》十卷。它们的材料，一部分采自地方志，一部分为作者的见闻实录。[3]这种独立于正史之外，专门写记述城市的笔记风气，蔚为大观，简直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至到今天也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另外，在当时的汴京城里，还有如柳永一样的专写“淫冶讴歌之曲”的词人，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通俗流行歌词的作者，不过他的影响更大：“杨柳岸，晓风残月”积淀到今天就成为了文学诗词的经典。北宋东京的城池规划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引水入城。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构成了城市的水网体系，这不仅能够解决城市的交通运输，而且从今天看来对调节城市的气候环境大有裨益。宋代大画家张择端面对汴京的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熙熙攘攘，也忍不住技痒而诉诸丹青。画家的视野是独特而审美的，于是他选取的画面空间就定格于汴河两岸了，时间为清明时节。这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于今天看到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的工笔界画了。二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又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东京梦华录》卷二这是孟元老追述东京城桑家瓦子的情景。除此之外，他还记述了新门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和州北瓦子。这是后来人在宋代文献中看到关于“瓦市”的最初记载。幸亏有孟元老在北宋灭亡之后，跑到南宋的临安，写出了这部别开生面的缅怀故都繁华之作，不然我们今天也就无从了解瓦市这种市民大众文化娱乐场所的种种具体情景了。瓦市，宋人又称瓦肆、瓦舍、瓦子，即都市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孟元老为我们介绍了瓦市的大体模样：其建筑形态是简易瓦房或由竹木席等材料搭建成的大棚，棚内有勾栏界定为伎艺演出场地。最大的棚内可容数千人，真是热闹非凡。经常有艺人在勾栏内作场（演出），同时还有饮食等服务行业，医生、算命卜卦相士及各种江湖杂耍也活跃其中，可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很是吸引市民来此进行文化娱乐消费，其情景完全类似国民时期青红帮首领黄金荣上在海滩创办的的大世界。这一结果可以看作，随着北宋都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新的市坊制的确立，都市人口的增加，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东京城市人口合计二十六万余户，约140万人，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如此等等，早先在都市空阔处自发地形成的民间伎艺及相应的服务的商业点，逐渐生长壮大，最后终于出现了象东京城桑家瓦子那样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为什么宋人称这种都市娱乐场所为瓦市呢？南宋的耐得翁解释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4]稍后又有吴自牧的补充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5]通俗的讲，市民们为了娱乐消费来自都市的各处，暂时聚于一处游玩，他们被各个棚内的表演所吸引，而又随兴趣不断转移而游弋不定，聚散无常，与瓦片野合的情形类似。孟元老讲述的北宋京瓦伎艺的种类有小唱、嘌唱、杂剧、杖头傀儡、悬丝傀儡、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杂剧、杂班、叫果子、装神鬼等等，不可胜数。都是迎合都市市民的艺术欣赏趣味的，但这种世俗的娱乐是违背儒家的传统观念的。宋人认为瓦市在最初形成之际，就是一些市民的“放荡不羁之所”，也是年轻人的“流连破坏之地”。这些城市市民中的浪子似乎在此无视礼法，贪图享乐，在放荡中追求感官刺激。但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也可以理解为都市市民的人本意识的觉醒，满足人的自然本性的需求。至于后来南宋的瓦市更是发展迅猛，除临安有大小瓦市二十三座外，其他的重要城市如明州（宁波）、建康（南京）等均有瓦市。那便是北宋的都市文化之花结出的硕果。孟元老当时看到听到的情景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巷，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瓦市上演的节目品种繁多，充满诱惑。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伎艺有小唱（包括嘌唱）、说书（讲史、小说、包括说浑话）、诸宫调、杂剧（包括散乐、杂班）、傀儡戏与影戏；都是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小唱演唱简便，除在勾栏瓦肆外，也在酒楼上卖唱：北街第五家，小小一个酒肆，到也精雅。内中有个量酒的女儿，大有姿色，年纪也只好二八…………上得案儿，那女儿便叫：“迎儿，安排酒来，与三个姐夫贺喜。”无移时酒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掐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个甜嫩嫩的千岁儿。──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这种小唱叫做“打酒座”，为市民们喜爱的浅斟低唱的娱乐方式。“嘌唱”也可视作小唱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类似的花腔唱法。说书在北宋瓦市伎里主要分为“讲史”与“小说”两家。《三国志》、《前汉书》、《七国春秋》、《秦并六国》、《武王伐纣》、《五代史》等长篇话本。历史事实经过说书人敷演夸张并使之生活化、世俗化，让市民听众非常感兴趣。“小说”与“讲史”比较，小说与市民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它的内容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其中烟粉、传奇、公案是讲世俗故事，表达市民种种愿望和情感，。灵怪、杆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则是以离厅惊险情节满足市民的好奇心理的。诸宫调是说唱文艺形式，为北宋中期孔三传所创，“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诸宫说唱调都是长篇故事。如今存的《西厢记诸宫调》可以就是宋人传统的唱本。这种说唱方式，唱时还伴以笛子、琵琶和筝，更具欣赏意味。至于杂剧的出现则标志着真正的戏剧的诞生。当时的剧目有《还魂酸》、《眼药酸》等。可以这样说瓦市是中国市民文学的策源地，瓦市的文化娱乐是作为一种享受的精神消费品进入市民生活的。

这标志着中国农耕社会进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

（待续）

谢谢！

台湾的李敖说L：他愿生活在唐代，其实唐代放是放纵，但实行的里坊制，每临夜晚金吾子是要禁宵的，没有都市的夜生活。

而在宋代中国才真正有了城市，自由的商业化的城市，标志之一有夜晚的光彩工程。

三宋朝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中国，与之鼎立的有契丹政权辽（916―1125）、党项政权西夏（1038－1227）、女真政权金（1115－1234），还有后来的蒙元政权相峙；同时还有大理、吐蕃、西辽、高丽等政权先后存在。于这样的历史穹幕之下，宋在国防军事上多数时间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先是挨打受气，输帛贡银；靖康耻，画家皇帝宋徽宗和他匆忙即位的儿子宋钦宗俩爷子还有后宫的嫔妃们都被元兵押解到大都去当和尚尼姑了。南渡后，赵构承大统为宋高宗，半壁江山却死撑了一百多年，但始终处于苦雨之中，最后的赵家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还是被忠臣陆秀夫背负蹈海了。宋朝的治国方略是“偃武尚方文”。与武运不对称的超常发展的是宋朝的文学，尤其是都市文学。如果说宋朝的勾栏瓦肆是中国都市文学的策源地，那么词人柳永当为独步都市文学的第一人。柳永（987－10570），字耆卿，原名三变，崇安（今属福建）人，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时代。这位风流才子是以写世俗喜爱的风流曲调著名的，于当是为道统先生们所斥骂的，他说的词曲是“淫冶讴歌之曲”。以至于传到当朝的耳边，据说当他考进士时，就被“留意儒雅”的宋仁宗特予以黜退，并讥讽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弄得灰头灰脑的，让柳永无法得到功名。后来想通了，干脆抬出“奉旨填词柳三变”，专写市井歌词了。他确实了得，当时就做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6]，今天自然进了中国文学史。当然他填的词极具商业价值，这也是柳永的生活来源，他的处境有点类似今天通俗歌词词作家，他的词曲也一直是商业化运作，流行于瓦市、酒楼、歌馆，为众多市民所追捧。他浪迹无定，多住在妓馆，“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如鱼水》）。他的词曲相当卖钱，同朝的文士罗烨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7] 而且他的词曲在市面大受欢迎，人也得到尊敬。他在《玉蝴蝶》词中曾提及歌妓们向他索词的情形：“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带人含笑立尊前。”不仅如此，当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柳词大多白描见长，层次清楚，结构完满，听起来有头有尾，通俗易懂。或描绘都市的繁华，或备述羁旅役苦，或诉说男欢女爱，或同情弃妇的遭遇，或赞美民间歌妓的色艺，充分反映了市民的意识表达了市民情绪，为市民所喜闻。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社会的文艺欣赏水准普遍都高。当时的歌妓也是色艺俱全，相当于唐朝的薛涛，与薛涛不同的是她们不在官籍私户，而为市妓。柳永的词虽不为当时雅正的词家所赏识，但是“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 [8] 这就是农耕文明的社会中文艺被商业化后，市场成了作品优劣检验标准，市民喜爱成为了歌妓们的选择。在今天许多文学史的评论中，说柳永人民群众的词人。然而在当时，柳永的词曲则属于靡靡之音，属于“淫冶讴歌之曲”。在辽、西夏鼎立，形势紧张的北宋王朝，它却属于“西湖歌舞”“后庭花”一类的词曲，不休不止没日没夜地唱，麻醉人心，肯定是“江南妩媚，雌了男儿”。这样结果：文化的盛世光景，国防的衰弱时代。两宋的发展极不均衡，然而这也是历史。四历史的长河总是在那里流淌。北宋东京城内桥梁众多。蔡河上有龙津桥、横桥子等十三座桥；汴河上也有十三座桥，如金梁桥、蔡太师桥等；金水河上有桥三座；五丈河上有桥六座。除此之外，城外还有虹桥等。这些桥以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和内城南部中心的州桥最为著名。外城的城楼门分为陆路城门与水路城门两种。陆路城如有南薰门、固子门、新酸枣门、新宋门、通津门等；水路城门有东水门、西水门、上蔡河水门、下蔡河水门等。东京城内引入的四条大河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般桥的两端与城楼门下面多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多早市的集散地。与瓦市勾栏的文艺，与柳永的词曲相呼应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汴京城的河、桥与城门的讴歌。北宋大画家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从老家山东诸城到京师游学，“本工其界画，尤嗜舟车、市桥、郭径（郭径指城郭与街市）别成家数也”[9] 他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全景图。画卷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梁在清明节的繁华景象，对北宋晚期的都市生活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从构图上看，画卷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城郊景色、汴河景象、内街景物。从宁静的城郊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房屋树木繁多不说，光是各等人物就的有五百多个，有农夫、船夫、商人、小手工业者、官吏、士子、道人、行脚僧人、江湖郎中、命相师等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清明上河图》也可以作为研究宋代建筑、民俗、服装、商业、文化娱乐、交通、城池等的图例。曾为画卷收藏者的明代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说：“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尚在，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翬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10] 也印证了孟元老对东京赞叹：“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11] 对在《清明上河图》的“上河”，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上河”是当时汴梁城市民的在清明节的一种出城上坟，群众性的郊游民俗活动；也有人说“上河”指汴河上游。另外还有人说，上河就是当时民间对汴河的俗称，理由是画中的水流方向与船夫拉纤的活动来看，画中是汴河是处于下游段。画中的两个精彩部分是“市桥”与“街市”。“市桥”是一座没有桥墩的拱桥。当时的东京汴河上只的虹桥、下土桥、上土桥才是这样的结构，但多数研究者认为画中拱桥应为东水门处七里的虹桥。因为那里郊外，才能看到田园景色。而下土桥、上土桥地处沿汴河的交通要道上，不可能看到田园风光。桥南的两端侧树立有很高的木制华表，近顶部有短木贯穿成“十字”交叉，顶端有木制金鸡。这是地处交通大道上桥头的重要的交通标志，建立的目的是让前来的航船从远处便能提前看到，以作好进入桥洞的准备。桥的沿河两岸都设有商店铺面，即所谓“桥市”。南岸有一家“十千脚店”，这家酒楼自称“脚店”，规模当然比“正店”小，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在四周平房中间还建了一座二层楼。临街的门面已经酒客满座，门前停歇有马驴等，门外的幌子上有“天之美禄”、“新酒”等字样，这是店招，当时的广告。画中的城门是唐宋以来流行的“过梁式”木结构门洞，城门上有高大华丽的木构楼阁，楼阁南面向下的楼梯，可以上下。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东水门，实际上这是东水门北岸的通津门。[12]在城门以内，越过几家商店，西边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高的大建筑，门口挂着“孙家正店”的大字招牌，门前设有彩欢门，西侧用长杆挂有旗帜，这正是东京十二户“正店”之一。东京的大酒楼往往设在城门口，孙家正店正在通津门口。在十字街的横街的西边，有一家横排挂着“赵太丞家”四个大字的医药铺，幌子还写着：“七劳五伤……。。”“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等。店堂内东西两侧有长凳作为座位，正中有座椅，正在热忱招待顾客。这是以出售专治跌打损伤的药丸作为号召，可能是这一带来往的货船、车辆劳力不少，比较容易发生“七劳五伤”的疾病，因而有医家在此口岸专门开设医药铺。另外，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对说唱场面也有如实描绘。汴京的城池，汴京的都市制度的发生变化，在中国城市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直接孵化出以勾栏瓦市为代表的中国市民文学，其中的商业性对文艺自有深刻影响。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当时都市的讴歌，至今也非同凡响。这一切都让我们今天的人发出无端地叹服：还是古代好哦…………[1]张驭寰《中国城池史》[2]《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3]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4]灌辅耐得翁《都城纪胜》[5]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6]叶梦得《避暑录话》[7]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8]洪迈《夷坚志》乙卷十九[9]李东阳《怀麓堂集》 [10]卷末金大定丙午年燕山张著跋文[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1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民间的立场，民间的笔记，从生活的细节解读中国建筑文化。

偶最近爱读的书是《１５至１８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主张从“物质生活”细节解读历史。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感谢楼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论述。

非常感谢楼主的好文章！

窃以为分段时以小标题代替数字，效果会更好

有道理！！！

的确，偶也在思忖，现在是阅读快餐时代，怎样适应？这是一个问题。因此版主的建议非常好！

“《东京梦华录》。这本书文字俚鄙，章法平板，如同流水账一般的日志。但它真实，亲切，市民化的唠唠叨叨。正因为这些特点，却为后人保存一个永恒的东京城，如同透明琥珀包裹昆虫一样，让北宋的东京城事无巨细，纤毫毕现。”

其实哦，我以为正因为有这么平实的写法，才能让我们再现宋时的生活民俗。而过往的那些感慨，议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烟消云散

陈寅恪先生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第245页）邓广铭先生甚至认为宋代文化之繁荣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关于宋史研究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漆俠先生则详细论证了宋代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甚至在明清也难以逾越（《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同样，宋代也是古代史上政、史、文、哲、艺术及自然科学等各方面人才汇萃之中心，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包拯、王安石、周敦颐、邵雍、张载、柳永、秦观、黄庭坚、曾巩、蔡襄、米芾、李公麟、苏颂、沈括、及二晏、三苏、二程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南宋半壁河山，犹有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文化巨匠。

──转引四川大学中文系 金诤《文官政治与宋代文化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