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述论

段 渝 邹一清 距今4000多年前，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上，在北纬15度～40度之间，以城市起源为主要标志的古代文明曙光，分别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非的尼罗河、南亚的印度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跃然升起，普照着亚非大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它的诞生，使人类社会最终脱离了野蛮状态。由于城市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在河套地区，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都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起的最早的“城池”，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这些，标志着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来临。 一 、 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在长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镶嵌着一个绿宝石般的盆地──四川盆地。盆地边缘由一系列中山和低山围绕，河川险阻，江山形胜，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人类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同时，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呈放射状分布于四川盆地内外，连通东西南北，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到四面八方。因此，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 根据中国古史记载，最早生活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地的族群，是被称作“蜀”的几个人类族体，分别叫做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都是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在夏代前后辗转迁入成都平原的。由于对土地与资源的争夺，导致成都平原经济开发与族群保护相结合的古城群的诞生。约在公元前2500～1700年，成都平原开始进入城市起源时代，形成了以宝墩城为代表的古城群。约在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跨入青铜时代，形成了以城市、青铜器、大型礼仪建筑为表征的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 古蜀都城三星堆是古蜀国最早形成的城市，城圈占地3·5～3·6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大于同时代的商王朝之都──河南郑州商城。三星堆古城被高大宽厚的城墙环抱，城市规划布局错落有致，有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和作坊区。加上城外12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连续性分布空间。作为都城，三星堆是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神权与王权合一而治，至高无上，威加四方。 古蜀王国城市文明的曙光不仅从三星堆遗址跃然升起，而且还从早期成都的地面上迸射而出。大量考古资料说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晚于蜀都三星堆城市的形成而繁荣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 史前成都的面貌如何，目前资料还不能够给以清楚的说明。不过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说明，从距今4500年前起，它就开始了它的起源历程。这一历程经过大约800年的发展演变，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在今成都市区的西部，形成了一座大型都市，这就是古城成都。成都依江山之形，沿郫江古道成新月形分布，城市聚合之初的核心部分是今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村和十二桥。成都城市的规划布局完全不存在中轴线，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无城墙，二不成矩形，这与三星堆和华北商周城市均判然有别。成都城市布局这两大特点，一是决定于它的地形地貌，二则在于适应城市的工商业主导功能。商代晚期的成都，工商业兴盛发达，是西南地区青铜器、玉器、石器、竹木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促使成都朝着自由工商业城市的方向发展。 商代成都平原腹地的两座城市，三星堆古城和早期成都，一南一北，构成了蜀国的早期城市体系。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中心，国之都城，商代中国西南最大的都市，无可置疑地是首位城市，居于中心和首脑地位。成都是次级城市，无论就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来说，都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西周时代，由于殷周之际政治的演变和古蜀国的改朝换代，成都成为古蜀国的王权中心，发展成为一座中心城市，拥有发达的金属制造业和玉器制造业，日趋繁荣。至迟到春秋时代，成都的早期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发展成为一座比较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四川荥经、青川等地出土了大量属于春秋战国时代成都制造的各式精美漆器，上面标有“成（都）”、“成（都）造”、“成亭”等烙印戳记，漆器量大，表明产销两旺；漆器上的铭刻不用巴蜀文字而用中原文字，表明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销往中原地区，生产为了销售的商贸意图十分明显。联系到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成都，而以成都为中心，分布及于川东和盆周山地的广阔空间内，又出土不少南亚、中亚以至西亚文化风格的制品来看，可以确定春秋时代的成都是自由都市，是中国西南一大工商业中心。 春秋中晚期之际，开明王朝移都成都，使得成都在古蜀地区的政治核心地位最终确立，并由此推动了成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根据考古资料，东周时期成都遗址的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按照中国先秦时期城市的平均人地比值推算，东周时期成都城市约有55970户、279850口。城市内有宫殿区、祭祀礼仪区、生活区和作坊区，王室、官吏、将军、武士、商贾、宗教人员、工人、农民、艺术师等职业划分明确，蜀族、巴族、濮族、氐羌等民族杂居，构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图景。东周时代的成都，不仅是手工业品的产地和地区间各类产品的集散地，还是商贾云集、拥有“国之诸市”的贸易中心，也是大量个体工商业者聚集或出入的场所。 春秋战国时代，蜀国的城市网络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盆周山区，其空间组织形态日益表现出稳定性和成熟性。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网络中，协调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功能体系分区的形成和发展。成都作为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蜀的首位城市。成都以外的新都、郫城、临邛、南安、严道、南郑等城，分别起着军事镇守、商业贸易以及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各种交流等作用。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城市网络，对整个四川盆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这种格局，不仅对先秦、秦汉及整个中古时代，而且对近现代四川城市网络的继续扩大和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从中国和世界早期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先秦时代的成都城市，不仅以规模大、人口多为特征，而且形成了形态稳定、功能齐全、分布广泛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个城市体系中，成都长期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先秦成都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西南大都会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两年后，置蜀郡，郡治成都县。随之而来的是成批中原移民入蜀，秦汉王朝相继在蜀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促使蜀文化由独立或半独立的区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滚滚洪流，古蜀地区由此获得了重要的文明进步。 秦之蜀郡守李冰在吸收蜀之先民治水经验基础上指挥兴建都江堰渠首水利工程，同时又“穿（指疏浚）二江（指郫江、检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享其利”。成都二江同都江堰内江相连接，形成集灌溉、运输、防洪于一体的多功能水利工程系统，不仅治理了岷江水患，使其利于交通航运，而且使岷江水系成为成都平原的交通网道，河渠自流灌溉，滋润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进步和交通发展。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关中，到汉末也只能称得上“号曰近蜀”，而“天府之国”的美誉，从此就成为了成都平原的专有称号。 赵国富豪卓氏、山东望族程郑氏等移民临邛，冶铁、制盐、经商，还在西汉中叶时开掘了世界上第一口天然气井，这就是著名的“临邛火井”，它比西方最早使用天然气的英国要早1800年，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古蜀是中华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蜀锦在先秦时就已名扬天下。秦灭蜀之前，秦司马错就曾露骨地说，秦伐蜀，“得其布帛金银，足资军用”。秦灭蜀后，果然立即在成都设立“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的生产。成都是蜀锦生产的中心，在成都“二江”岸边，分布着密集的蜀锦作坊。左思在他的传世佳作《蜀都赋》中这样描绘了蜀锦的生产盛况：“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锦织成后，锦工要用水濯洗蜀锦，据说用什么水也不如江水洗出来的蜀锦绚丽华美，因而人们就把江水称为“锦江”、“锦水”。成都也因蜀锦被称为“锦官城”、“锦城”。 公元前311年，秦筑成都城池，“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其规模、布局等制度与秦都咸阳相同。至此，成都的城市格局基本定型，经过历朝历代，至今2300多年，成都城名和位置始终未变，这在中国所有古都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作为千年古都，作为西南大都会，成都城市在数千年历史上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与繁荣。 成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使成都的城市内凝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随着秦王朝修筑成都城，城市规模扩大，修建大城和少城，大城为郡署所在，少城北部为县署所在，南部则居商贾。城市繁荣引起人口剧增，西汉末比东周时增长近1/3，东汉中期又增长40％以上，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水平。频繁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冶铁术、铁器、牛耕技术等文化，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将成都的工农业商品大批销往海内外，汉中、云南、湖南、湖北甚至遥远的印度、阿富汗、蒙古、戈尔诺·阿尔泰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红河三角洲、泰国东北和东亚的朝鲜平壤等地，发现了秦汉时期成都出产的铁器、蜀布、丝绸和漆器。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起点，成都商贸发达，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西汉时，成都是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到了东汉，成都又发展为海内六大商贸中心之一，成为长江流域唯一的全国性大都会。 汉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这是全国第一个郡立官办学堂。至此以后，成都文风日盛，“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西汉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为“道书之宗”。东汉顺帝时，道教始祖张陵率弟子入蜀，先后在西蜀鹤鸣山（今成都大邑县）、青城山（今成都都江堰市）学道，他揉和巴蜀“仙道”、“鬼巫”崇拜于道家，创立了“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成都为道教重要起源地。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生死观和哲学思想。 汉代是词赋时代。“汉赋四大家”中有两位是成都人，一是司马相如，一是扬雄。“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以一篇《子虚赋》打动了汉武帝，更以他与临邛卓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扬雄推陈出新，文采灿烂，与司马相如齐名，并称“扬马”。由于他们的推动，使得蜀中“文章冠天下”，扬名全国。 群雄并起，三国鼎立，刘备建蜀汉于成都。诸葛亮殚精竭虑，北上中原，兴复汉室，可惜“出师未捷生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先秦及秦汉已初步开通，成都丝绸、蜀布、邛竹杖等远销印度、中亚、东罗马帝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乱，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陷于瘫痪，南方丝绸之路于是成为中国与西方最重要的贸易线。官方贸易、民间贩运，络绎不绝；丝绸、黄金、宝石、香料，来来往往。成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日飚升，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日益广泛。 与世界诸文明交流还使佛踏莲花，翩然入蜀，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于兴盛。成都市内广建寺院，来自印度、西域、江南的高僧出入成都兴乐寺、香积寺。随着佛教在成都的风行，佛教造像也日益受到追捧。成都万佛寺的净土变石刻，散发出南方佛像石刻艺术的风采。 成都据横断山之东，临长江上游之地，为中国西南的“天下之中”，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西南、控临边疆的战略基地。唐王朝“倚剑蜀为根本”，拱卫皇都。成都北拒土蕃，南却南诏，浴血奋战，成功地保卫了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宋代成都以茶马贸易，加强了祖国内地与藏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南宋末又成为抗击蒙古侵略，保卫南宋王朝的战略要地。 成都地处长江上游，得舟楫之利。长江干流、岷江、沱江在唐时均已通航。商船从成都南门南河出发， 经岷江而入长江，可直达长江中下游各地。杜甫诗句“门舶东吴万里船”，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江河中舟楫穿梭的兴旺景象。 生产和交通的进步，促进了商贸的发达。隋唐宋时，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中唐时，成都与江南扬州齐名，人称“扬一益二”，唐宣宗以后，成都之繁荣已经超过扬州，独领风骚，富视天下。“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州）不足以侔其半”，唐末，扬州毁于兵燹，成都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步伐，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名都，全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其时，成都有西市、东市、南市、北市等经常性市场。各种农具、牲畜、盐铁、纺织品、奇药、海货、珍宝等商品应有尽有。另有蚕市、药市、花市、灯市、七宝市等季节性、专门性市场，还出现了夜市。“天下珍货，聚出其中”。 至宋朝，成都之繁富达于极盛，号为“天下繁侈”，一年十二月，月月有市，苏东坡盛赞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国内外贸易更加兴旺昌盛，累赘的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大宗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在公元10世纪末，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应运而生，11世纪初交子成为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灯红酒绿掩不住，锦江两岸尽朝晖。生产力以其强大的动力，推动着文明演进的脚步，成都城市也在日趋进步中更加与环境自然紧密相连。从秦汉时的“二江珥其市”，到唐代改道府河，修筑罗城，成都从此形成“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二江汇合之处的合江亭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宴集之所和送别之地。 自隋唐以来，蜀中社会秩序稳定，成都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人富粟多”，“土富人繁”，刺激工商业日兴。蜀地造纸素来发达，唐代成都是全国第一个造纸中心。“益州黄麻”纸被朝廷定为宫廷用纸。成都女诗人薛涛使匠人制作的薛涛笺，其色深红，其幅狭小，精美雅致，深受诗人喜爱，一时成为笺中珍品。 印刷术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唐时，以成都和扬州为重要发源地产生了雕版印刷术。成都成为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大量刊印、销售佛经、天文历算、小学韵书等。1944年出土于四川大学的唐印本《陀罗尼经咒》，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这就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的印卖本。还有一件出土于敦煌的“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刻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65年，“西川印子”即成都刻印的《唐律》、《玉篇》等书已东传日本。 栽茶、饮茶之俗始于巴蜀，中原之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成都是蜀中栽茶、饮茶的中心之一，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下了全世界最早的一首咏茶诗，盛赞蜀茶的高贵：“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唐德宗时，驻成都的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发明了盖碗茶，流传至今，与中华茶文化一起，饮誉世界。 锦绣河山，繁华都市，引无数文人雅士心弛神往。“自古诗人例到蜀”，唐宋时期正是我国诗与词的极盛时代，成都诗人、词家和众多入蜀游历成都的名家，如李白、杜甫、岑参、薛涛、陆游、范成大等，在这里成就了他们不朽的佳作名篇。 唐宋时代，成都画家辈出，在全国画坛居于领先地位。唐玄宗和唐僖宗先后入蜀，各带来了一批绘画人才。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数量大、流派多、环境好的西蜀画派。“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唐后主孟昶热衷于绘画艺术，设立画院，更是推动了蜀中绘画热潮。成都画家黄荃及其弟子创立的工笔花鸟画派，人称“院体”，风靡时尚，影响后世。唐宋时期的成都大慈寺，以拥有众多名家壁画而著称于世，是当时国内少见的一座壁画宝库，天下一奇。北宋李之纯曾惊叹：“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成都俗好娱乐，历来为歌舞之乡。“锦城丝管日纷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东、南、西三面，雕刻有一组24幅乐伎图，精美绝伦，生动再现了前蜀宫廷宴乐的生动情景。 继承汉代以来的行教育、好读书之风，成都学风日盛。五代后蜀至北宋，在成都刊刻的“蜀石经”，将《论语》、《孝经》、《诗经》等15部儒家经典刻于石上，立于文翁石室故址，给儒生提供经典范本，从而保存和弘扬经学。宋代，成都府学规模之大，“举天下郡国所无有”，成为西南最大的教育中心。在府学的推动下，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孕育出一代代理学、易学、史学大师，构成宏大的蜀学主体。北宋学者吕陶不胜感叹：“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由著名理学家、成都蒲江人魏了翁创办的蒲江鹤山书院，饮誉中华，其藏书超过宋代国家崇文馆的藏书规模，宋理宗钦赐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明代杨升庵成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一生著述达4000种以上。 自元而至明清，蜀中多遭战乱，结束了成都长达千余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美好时光。明末清初数十年旷日持久的战事，将昔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繁华赛江南的成都变成了十室九空、野兽出没的废墟。战乱结束后，清王朝随即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向四川大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 大规模的移民使成都居民籍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外来移民占绝大多数，土著居民只占极少数；外来移民又来自十多个省份，成都变成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重新熔铸了成都人的开放性格。各地移民共同为恢复、发展成都经济文化而贡献力量。干隆以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西蜀沃土又重新成为天下大粮仓。 在清前期的移民运动中，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及其种植技术被带入，如玉米、红薯、马铃薯、甘蔗、烟等；一些新的手工业、加工业技术被引进，如制糖、制烟、织布、制茶、酿酒等，使得成都经济更加多样化发展，推动了成都从经济复苏走向经济繁荣的步伐。 蜀酒历来飘香海内，成都更是蜀酒的产销中心。成都郫县的“郫筒酒”，从秦汉到宋元，历1000多年仍盛名不衰。唐时成都“生春酒”，贵为朝廷贡酒。考古发现的明代成都“水井坊”，则被誉为“天下白酒第一坊”。 清初大规模移民高潮中，湖广籍人最多。于是，以湖北话为基础，融合原来的四川话以及其他移民尤其陕西等地的原籍方言，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四川方言以成都话为标准，称为四川官话。 移民入成都，置身于完全陌生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为了尽快生存和发展，他们纷纷组成民间的地域性互助性团体──移民会馆。会馆的建筑风格不同于成都的传统建筑，更多地包含了原籍的建筑特色，有的建筑还融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为一体。于是，南北荟萃，洋洋大观，成为成都建筑的一道亮丽风景。 成都饮食自古“尚滋味”，“好辛香”，独具特色。宋时“川食”已名扬四海，“川饭店”开至开封、杭州。清初移民又将南北各地烹饪技术、饮食习尚带到成都，使得成都名厨荟萃，佳肴竞辉。清代川菜兼容南北各家之长，形成完整独特的烹饪艺术，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中国第一出有准确记载的程式完整的戏剧雏型出现在三国时的成都，最先出现的古典戏剧艺术形式“杂剧”名称也始见于唐代成都的记载，其时，“蜀戏可云冠天下，天下所无蜀中有，天下所有蜀中精”。宋时“川杂剧”已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明代形成了不南不北的单声高腔“川剧”。清代，移民带来各地的戏剧艺术，最终在晚清时形成“昆、高、胡、弹、灯”多声腔的近代川剧。1912年，各路声腔戏班艺人在成都组成“三庆会”剧社，集五种声腔的剧目于一班，正式形成了五腔同台的演出形式。 明末清初战乱后，书院教育得以恢复。甲午战后，蜀中兴起新学教育，书院开始向新式学堂转化。1901年，由著名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合并改组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推行新式教育。1910年，华西大学创办开学，以牙科闻名世界。 走过100多年的经济文化振兴之路，成都终于重新展现出兴旺景象。然而此时成都的经济文化实力和它在全国的地位，已与盛极一时的两汉唐宋不可同日而语。但移民城市的成都，却具有勃发的前进冲力和革新锐气。1911年成都的“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革命中心大放异彩。旧经学终结者廖平、舍身推翻帝制的彭家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少共”创始人之一王光祈、痛斥封建礼教的巴金、投笔从戎的郭沫若、“中国的左拉”李劼人，献身革命的车耀先……使近现代的成都成为一座富于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三、当代成都 1949年之夏退得早，秋风扫落叶，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全川，换了人间。刚解放的成都破旧不堪，全市只有“三根半烟囱”。但就是在这样萎靡不振的城市上，共产党领导成都人民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 1950年代初，国家将成都选定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三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进行规划开发。在城市东部陆续兴建了一大批国防事业亟需的通讯导航、电子设备、地面雷达等军工厂。这些企业的建成，使成都开始走向现代化工业城市，而城市布局也向东拓展了一大片。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大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标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国家将巨大的资金投在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四川，使四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担负起了组织、协调四川三线建设的历史重任。三线建设彻底改变了成都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典型消费城市的面貌，奠定了成都经济体系和格局，改善了成都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大批移民迁入，使成都这个有移民历史的城市焕发青春朝气。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滚滚而来的隆隆春雷，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梦魇，成都儿女迎来了经济建设、振兴中华的春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商业改革……1980年代的成都，走在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大踏步地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 《成都文物》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