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最老常委：以周恩来为楷模从不许别人祝寿

王开辉 · 发表于: 2005-7-15 09:26:25

　　宋平，男，汉族，1917年4月生，山东省莒县人。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　人物履历
　　1934～1937 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1938.～1947 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干事，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任组织科科长、教育处处长，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学习秘书，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主任、秘书处主任、编辑部秘书长，新华社重庆、南京总分社负责人，周恩来同志政治秘书
　　1947.～1952 任中共哈尔滨市顾乡屯区委副书记、警备大队政治委员，哈尔滨总工会公营企业部部长，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
　　1952.～1957.6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计划局局长兼劳动部副部长
　　1957.67日～1962.12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62.12～1970 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70.～1972.7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
　　1972.7～1977.6 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6～1979.12 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9.12～1981.1 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1977.6～1981.1 兼任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7.6～1982.12 兼任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977.8 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81.1～1983.6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3.6～1987.6 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7.6～1987.11 任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7.11～1988.4.12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8.4.12～1989.6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6～12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12～1992.10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0年兼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1991年向党中央建议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得到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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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 · 发表于: 2017-4-23 16:28:00

源自：重庆晨报

原文标题：资格最老常委：以周恩来为楷模从不许别人为其祝寿

　　2017年4月是宋平的百岁诞辰，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天。他从不许别人为他祝寿，也坚决不透露具体日期，这是他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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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时的宋平。图|受访者提供
　　百岁宋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2日总第801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北京西城区一座毫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宋平已经度过了25年的退休时光。他深居简出，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书法，一个心愿是在不兴师动众的情况下上街吃一次小馆。
　　1917年出生的宋平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在1920年前出生的中共元老中硕果仅存，是目前中共党内资格最老、退休时间最久的常委。
　　2017年4月是宋平的百岁诞辰，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连他的老部下、中组部原副部长刘泽彭都不清楚。刘泽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宋平从不允许别人为他祝寿，也坚决不透露具体日期，这是他的秘密。

自我严格要求成习惯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陈东林很早就认识宋平了。
　　1953年9月，刚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1956年又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陈东林的父亲也在国家计委工作，陈东林和宋平的儿子宋宜昌也是同学。
　　几年前，陈东林和宋宜昌聊起学校生活：“那时候觉得你像个穷人家的孩子，身上没钱，衣服也挺旧。”宋宜昌说：“那是我父亲管着我们啊，太严了。每个月饭钱就只给将将够吃的，有时还忘给，就得跟同学借饭票。”陈东林问：“你父亲的钱干吗去了？”他笑着说：“呵呵，可能他都交党费了吧。”
　　陈东林听领导说，宋平退休以后从未为其他公事批过条子，唯独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盖办公楼一事破了例。
　　中共十四大以后，宋平从中央常委位置上退了下来。中组部部长吕枫去看望他，宋平说：今后的实际工作我不再过问了，但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建理论的研究，我还有兴趣。在我有想法的时候，还想找做这方面研究的同志聊一聊，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会参加一些研究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国史的研究机构，成立几年后一直没有办公楼，在招待所里办公。已退休的宋平得知后，专门和国家计委领导打了招呼，说为国家修史是一件大事，请他们对该所盖办公楼一事予以重视。很快，国家计委就批准了盖楼项目。
　　宋宜昌是科普作家、军事文学作家，写过《海军史》等不少著作，会几门外语，但退休时只是科普出版社一个普通副编审，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陈东林听说，宋平还在常委任上时，一次和宋宜昌一起去北戴河，他让宋宜昌自己买票坐车去，不能坐他的专列。宋平儿媳的工作单位有变，他嘱咐不许其他人帮忙安排，让她自己去找工作。夫人陈舜瑶是他的清华大学同学，和他一样性格要强。2015年冬天，98岁的她半夜起床去卫生间，不叫醒护士来扶，结果不幸摔倒骨折了。
　　宋平的家人曾告诉陈东林，宋平是处处以周恩来为楷模。上世纪40年代，宋平曾担任新华社重庆总分社负责人，受周恩来直接指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常听取宋平汇报，审阅他写的文章和报道，还曾派他专门去延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工作。
　　“有些人会说，宋老这样严于律己，是不是太在乎名声了？我觉得不是，他的位置已经做到了中央常委，一生廉洁奉公，没有任何腐败和其他问题，在党内和老百姓中名声很好，没有必要再刻意要求自己。大概就是他从年轻时一直自我严格要求，已经成为习惯了。”陈东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三访宋平
　　2014年是三线建设50周年。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想采访一些当年参加三线建设的老同志。为此，陈东林与宋平秘书联系，宋平同意接受采访。
　　1964年，宋平担任了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在国家计委主任任上又负责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48年过去，他已是唯一健在的参与三线建设决策的重要领导人，是对这段历史最清楚的人。
　　2012年5月25日，陈东林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室主任郑有贵来到宋平家。他们担心95岁的宋平回忆吃力，影响身体，但宋平说：“没关系，你们问，我想得起来的尽我能力一定说。”
　　采访进行了约一小时，宋平丝毫不显疲态。回答问题前他会思索片刻，回答以后还会温和地问：是不是这样的？
　　宋平说，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布局的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他认为，大城市治理拥堵也可借鉴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2014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国家人文历史》刊登了这篇访谈文章，并按照规定付给3000块钱稿费。陈东林上门去送稿费，宋平秘书说：“不能收，宋老说了，接受采访是他的工作，工作怎么能收稿费呢？”
　　2015年12月，陈东林第三次采访宋平。这次采访是在海南三亚进行的，同行的还有原国家计委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攀枝花文物局局长张鸿春以及中央新影集团《大三线》电视文献纪录片剧组。
　　王春才拿出有宋平签字的国家计委1987年颁给他的委任状，说：“宋老，我是您的老部下，您还记得吗？”宋平看到委任状想了起来，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王春才说：“我82了。”宋平说：“那你还年轻，还能做不少事情。”大家都笑了。
　　此前，宋平曾为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题写了馆名。陈东林听说，宋平从不轻易题词，并且一定要通过组织手续找秘书。攀枝花方面想送一些纪念品聊表心意，陈东林说宋平不会收的，建议不要送。这次，张鸿春仍然带了一块攀枝花的苴却砚，特地说明是本地产的纪念品，不是买的，送给宋老写书法用。但宋平说，中央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礼，还是把砚台退了回去。
　　陈东林发现，宋平几次接受采访穿的是同一件白衬衣，他问宋平：“宋老怎么总穿同一件衣服啊？”秘书解释，他只有这件比较齐整的衬衫。陈东林问宋平在天安门观看大阅兵时穿的是不是这件，他回答说是的。
　　采访中，宋平关切地问研究历史的陈东林，“一二·九”运动的老人还有哪些在世。当时，正在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读大一的宋平是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一面说一面掰着手指一个个数：蒋南翔、姚依林、邓力群、袁宝华……
　　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每次看到新闻事件，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但他不评论现在的中央决策。他很守纪律，退休了就只谈退休老人该关心的事。”陈东林说。

会见90后支教老师
　　2013年12月刘泽彭从全国政协常委任上退下来后，偶然接触到民间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2014年4月开始担任其理事长。
　　“美丽中国”2008年成立，每年招募和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及青年人才，经培训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至少两年的一线教学实践。截至2017年，已累计输送了超过1000位项目老师。
　　刘泽彭对农村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90年代初，他曾担任希望工程顾问，走访了甘肃、云南等不少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桌椅电脑等设施齐备后，他发现，希望小学和希望之间有一道坎，就是缺老师。农村教师普遍年龄较大，学历偏低，且流动性大。
　　宋平一直很关心希望工程，1994年，宋平、陈舜瑶夫妇通过中央希望工程总部搭桥，资助了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板岩乡王家村的三名小学生。第二年8月，他们夫妇致信陕西山阳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去1600元钱，帮助4名儿童复学。宋平退休后有一次去四川，负责接待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曾是他在甘肃工作时期的秘书，劝他去趟九寨沟，好不容易说通了。第二天，专机已经准备起飞，他却坐在沙发上不起来，说：“啊，去九寨沟吗？我先问你们个问题，飞到九寨沟，飞机用多少油啊？要花多少钱啊？这些钱能建几个希望小学啊？”最终没有成行。
　　刘泽彭常和宋平聊起美丽中国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宋平担任了中组部部长，刘泽彭是中组部副部长。
　　宋平说，农村孩子的事儿他了解。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他常回忆起甘肃贫困地区的状况，还说起他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去云南考察，两座山之间要走上一天才能看到人。
　　一天，刘泽彭打电话给宋平，说想带几位美丽中国的老师来看他，宋平很高兴地同意了。
　　2015年10月13日，刘泽彭带着7位美丽中国的90后支教老师和员工来到宋平家里。
　　院子里的老式平房简单朴素，客厅里一圈五六十年代的老沙发、几把椅子、一个茶几。宋平夫人陈舜瑶也在座。
　　宋平首先问起，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1990年出生的张悦毕业于南开大学，是美丽中国2013-2015届项目老师。她告诉宋平，她曾执教的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新合中学是当地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中学，距离市区三小时车程。当时学校有470多名学生，学校在编教师只有20余位，她两年内教过6个学科，教遍了所有的学生。
　　同为1990年出生的陈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沟湖学校支教时，每学期的最后一天，他都给学生放美国影片《永不放弃》的片段，说希望下学期能再见到每个人，但还是有几个他认为最不可能退学的学生退学了。
　　宋平鼓励他们，从影响一个孩子开始，到影响他的家人、他周围的人，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起来，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他还说，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只有靠政府的正视和重视。
　　宋平还建议他们拍一部纪录片来宣传美丽中国，同时推动地方官员。“要推他们才能动，这样才能像水一样活起来。”
　　一同前来拜访的廖杞南是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2013年9月，他辞去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的职务，加入美丽中国。听他介绍完，宋平竖起大拇指说“真棒”。
　　宋平说，自己以前做组织工作时发现，干部到农村锻炼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你们也是受益者，你们自己也受到了锻炼，这很有意义。”
　　他说，生命在于行动，说一千句不如一个行动。他回忆自己大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北京阜成门附近当着日本兵的面高喊“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行动，行动起来，就能看到自己的力量。”
　　一个小时后，警卫提醒谈兴未尽的宋平，该休息了。
　　离开时，宋平和陈舜瑶相互搀扶着，目送大家出门。宋平再次嘱咐：“不要小看你们的下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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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中）和夫人陈舜瑶（右四）与前来看望的“美丽中国”人员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老两口都支持你”
　　2014年6月12日上午，宋平参加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文津俱乐部举行的一项主题为“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上学梦”的慈善活动。他与大家握手、合影，没有讲话，十分钟后提前离场。
　　活动主办方是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基金会的创立者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1966年至1976年，他曾担任毛泽东晚年专职图书服务管理员近10年。
　　出生于苏北涟水县贫苦人家的徐中远对贫困儿童读书的艰难深有感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退休后，他开始计划以自己的工资和稿费积蓄为基础，成立基金会，作为捐资助学的公益平台。
　　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他很早就与宋平相识，每年都会去看望宋平五六次。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宋平听，宋平说：“我们老两口都支持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就说。”
　　2012年，徐中远捐出自己的全部稿费，并联合几位有志慈善的企业家，成立了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2014年出任基金会理事长。
　　宋平为基金会的助学项目起名为“圆梦班”，并为“圆梦班”题写了班名，他没有题上自己的名字，基金会就把他过去题词中的名字印在了牌匾上。在他的建议下，第一个“圆梦班”在甘肃省会宁县第一中学试行。
　　进入“圆梦班”的学生必须符合家庭贫困和品学兼优两项条件。基金会与学校签订协议，要求学校确保“圆梦班”每个学生都能上大学，其中5%要进入北大、清华等国家名牌大学，80%要进入国家或省重点大学。
　　2017年2月5日，徐中远和基金会理事刘海林在海南向宋平汇报了基金会的工作情况。五年时间里，“圆梦班”已经发展到甘肃、广西、云南等11个省、自治区，共建16个“圆梦班”，计划每年新增3到5个“圆梦班”。
　　宋平说，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是彻底改变命运的出路，也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长久之计。他说，现在退休的老同志如果身体健康，在65岁到75岁甚至到80岁都还可以做些公益工作。他们有经验，有能力，有智慧，可以贡献给扶贫助学的事业。
　　徐中远把加上了宋平名字的“圆梦班”牌匾拿给他看，宋平不是很高兴：“这两个字搞上来干嘛？圆梦班是我写的就是我写的嘛，这两个字不说也可以嘛。”
　　“他确实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喜欢留名。”徐中远说。
　　徐中远和刘海林告辞时，百岁的宋平坚持起身，拄着拐杖到门口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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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家中的客厅里有一个大地球仪，每次看到新闻事件，他就去转动地球仪查找地点。图|受访者提供

“红色学霸”
　　出生于山东莒县农民家庭的宋平，自己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典型。
　　有“红色学霸”之称的他9岁入学，连续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1934年，17岁的宋平进入北平大学农业学院学习，在“一二·九”运动中因与校长发生对立离开了学校。一年后，他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进入西南联大。1938年，他去了延安，后来成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
　　宋平对母校感情很深。1992年以来，他三次回到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是其中第二次。
　　2005年9月27日是中国农业大学百年诞辰，上午9时，宋平准时到达西校区主楼后的甬道。
　　在校史馆二楼“百年沧桑世纪辉煌”展厅，负责解说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讲解，宋平就等不及指着展板上的院址全图说：“这儿当时就是钓鱼台湖宾馆。这边，这一带全是稻田，非常好，非常漂亮。这原来还有个塔，周围种满了槐树。‘东方小瑞士’（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别称）漂亮啊，可惜现在都没有什么痕迹了。”他微微摇了摇头。
　　看到校史馆还保留着他入学那年的学生成绩单，他很激动，凑近看着上面的同学名字：“曲泽洲，熟悉啊！”他指着展板上周建侯（曾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照片说：“我记得这是我上学时的化学系主任。”
　　2016年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建立90周年，10月14日，宋平手拄拐杖回到了母校。
　　在校长邱勇和党委书记陈旭陪同下，他首先参观了当年住过的宿舍楼清华明斋（现在是办公楼），在楼前拍照留念。他说起，自己当年常参加体育锻炼，在学校西区体育馆学会了游泳。他告诉大家，化学馆完全保留了当年的模样，读书时他经常在里面做实验，那时候的化学馆是清华最高的楼。
　　在化学馆前，他和师生们合影。“我发现自己又长新头发了。”他开玩笑说。
　　有一次，宋平因出访不能参加校庆的同窗聚会，他派人送来一张照片，并在背面写道：“我感谢清华，清华打开我知识的门窗，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生涯。我怀念当年的老师、同学和战友，永远忘不了清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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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宋平戴着墨镜、穿着中山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检阅。这是宋平退下来后第三次参加阅兵。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以及“9·3”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他连续三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高龄站台
　　中共十八大以来，高龄的宋平频繁出现在重大活动现场。
　　2012年11月8日，宋平身穿灰色中山装，戴着黑色半框眼镜，以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身份出席了十八大开幕式。
　　前一日，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产生，共有41人，多名退休常委在列。95岁的宋平在41人中年龄位于第二，仅次于96岁的万里（2015年去世）。这也是宋平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后第四次担任党代会主席团常委。
　　201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举办国庆65周年招待会，宋平作为“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跟中共中央七常委同坐在主桌上。其他人都身穿西服，只有他一人身穿灰色中山装。他也是最后一位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政治局常委。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宋平戴着墨镜，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检阅。
　　城楼上的现任和卸任国家领导人中，只有习近平和宋平两人穿了中山装。宋平和李鹏的胸前还佩戴了刚刚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这是宋平退下来后第三次参加阅兵。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以及“9·3”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他连续三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
　　近几年，宋平很少送花圈，97岁的老红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是少有的几个他送花圈的人之一。
　　2016年7月29日，王丹一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和几位退休常委都送了花圈。
　　宋平曾说，他走上革命道路，最早就是受了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的影响。“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近年来，宋平还为两位老战友的回忆录作序，一位是改革先锋谷牧，一位是被国外视为保守派的邓力群。
　　2009年，宋平在《谷牧回忆录》中写道：“谷牧同志长我几岁，入党也早。我最早知道他，是在1949年济南解放时。他担任济南市委书记，中央转发了他总结的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那时，我在刚刚解放的沈阳工作，读了他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1952年底，我到了北京，在国家计委工作。不久，谷牧同志也到了北京，在国家经委担负领导职务。此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工作联系也多了。他在长期从事的经济战线领导工作中，不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有建树，而且尽管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却游刃有余。对于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多少有些体会。”
　　邓力群比宋平年长两岁，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2015年2月10日病逝，享年100岁。9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宋平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一书所作的序言。
　　宋平在序言中说，自己和邓力群的经历有点接近，都在“七七事变”以前在北平读书，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镇压的黑暗现实，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写道：“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他还说：“到底是随风偏倒的小草，还是独立支持的大树，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间，很容易区分出来。力群年届百岁，他的历史，已经给他写下了结论。”
　　此前的2013年，宋平还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日记》作序。这是一套以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手法逐日记录新中国发展之路的大型历史文献，一年一部。
　　宋平说，翻阅日记1949年卷清样本，按月、周、日依序写来，仿佛又回到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当时自己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
　　“从那时起，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而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却永远年轻，每天都有新事物、新创造，真正是日新月异。”宋平写道。

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6-12-15 10:48:03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40分钟，最年长老常委宋平在海南与他聊了啥？

　　近日，“最年长常委”宋平再次走入公众视线。
　　据媒体报道，日前，已近百岁高龄的宋平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村党委书记刘嘉坤。
　　14日下午，刘嘉坤告诉“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会见时间是今年12月2日，地点在海南。”
　　“政事儿”注意到，此系宋平近两个月来的二度露面：今年10月14日，他曾到母校清华大学参观，并与师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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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在清华与师生合影
　　宋平出生于1917年，是目前健在的退休常委中最年长的一位。1989年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72岁的宋平与江泽民和李瑞环一同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事儿”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至少有五个“特殊情结”交织在宋平老先生的工作和生活中。

九间棚村
　　“这次刚好去海南办事，了解到宋老在海南，我就过去看他了，上次见他还是在两年前。”14日下午，刘嘉坤向“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据刘嘉坤介绍，“双方大概聊了40分钟，宋老身体很好。”
　　刘嘉坤表示，宋老跟自己很熟，自己也经常去看他。“他通过我了解农村的情况，了解贫困人口。”
　　当天的会见中，宋平嘱托刘嘉坤，“要把农村发展好，非常不容易。九间棚村现在发展好了，很难得，要继续保持九间棚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总结提高。”
　　“我说您老人家脑子很好使，他就笑。我还给他带了九间棚的金银花茶，宋老说，自己在甘肃工作的时候就种过金银花。”
　　会见结束时，两人合影留念。
　　现场照片显示，宋平与刘嘉坤并排而坐，宋平身着蓝色外衣，外面套着一件马甲，满脸笑容注视着镜头。
　　“政事儿”注意到，宋平与九间棚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工作的宋平就与该村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九间棚村地处沂蒙革命老区腹地，历史上一直是出了名的贫困村。
　　1985年，刘嘉坤担任村支部书记，他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拼命工作，初步改变了九间棚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由此受到宋平的关注。
　　1990年7月，宋平曾致信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赞扬九间棚。信件全文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信中写道，“他们那么贫穷落后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
　　同年8月，在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议上，宋平听取了刘嘉坤的汇报，他称赞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共产党的威信也是干出来的。”并号召全国学习九间棚。
　　1995年7月1日，宋平视察九间棚村，并对九间棚的发展提出指导意见。
　　“政事儿”注意到，九间棚村也曾受到习近平“点赞”。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九间棚村的发展给予肯定，并称赞九间棚“虽然地处偏远，但风景这边独好”。
　　今次探望，宋平还对九间棚村的发展嘱托刘嘉坤：“你们要按照习总书记‘虽然地处偏远，但风景这边独好’的要求，建设好九间棚。”

母校清华
　　1935至1937年，宋平曾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并在母校收获了爱情。
　　宋平的夫人陈舜瑶比宋平晚一年入学清华，“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一直以来，这对百岁夫妇都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情感。
　　毕业后，陈舜瑶曾在清华工作多年，先后担任校长助理、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等职。
　　而在中央工作期间，宋平也曾多次回到母校，再续清华缘。
　　1982年，清华大学建校七十一周年之际，宋平曾同姚依林、费孝通、杨绛等知名清华老校友返校祝贺。1990年1月，他又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到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祝贺核能科研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据报道，一次，因工作繁忙，不能参加校庆的同窗聚会，宋平还派人送来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我感谢清华，清华打开我知识的门窗，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生涯。我怀念当年的老师、同学和战友，永远忘不了清华、清华。”
　　退休之后，宋平和夫人也继续关心着母校的发展。
　　2004年4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写的《清华革命先驱》（上下册）出版，宋平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公开报道中，近几年，清华大学校领导曾先后两次来到宋平家中，看望宋平和夫人陈舜瑶，汇报学校发展情况。

照顾年轻人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宋平对年轻人非常照顾，素有“人才伯乐”之称。
　　据公开报道，宋平曾在1938年到1947年之间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被称为邓小平的“老伙计”，与陈云私交很好，曾举荐胡锦涛。
　　上世纪70至80年代，宋平在甘肃工作多年，官至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彼时，他曾举荐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报道称，“胡锦涛业务素质过硬，为人稳重谦虚，处事低调，群众基础好。在举才荐才的过程中，受到了身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的肯定和鼓励。”
　　1992年，已经卸任常委职务的宋平，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名义，向中央和邓小平、陈云提出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年仅50岁的胡锦涛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关心贫困群体
　　2014年6月12日，宋平出现在一项助力贫困失学孩子早日“圆梦”的慈善活动上。这是公开报道中，宋平在十八大后的首次亮相。
　　当日，在接见活动组织者时，宋平勉励他们积德行善，倡行天下，帮助中国更多贫困孩子圆梦。
　　据报道，当时，宋平还主动为该慈善项目起名“圆梦班”，在为圆梦班题词时，宋平先后题了3遍，最后选了一个版本。
　　大概10分钟后，主办方表示，由于宋平年事已高，需要提前离场。
　　关心贫困群体，对宋平来说并不陌生。
　　2015年10月，他还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与“美丽中国”的几位“90后”支教老师会面交谈。
　　交谈中，宋平强调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城乡差别大，农村是中国最大的一部分群众和社会。”并指出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了解农村、农民和他们的需要”，“留守儿童现在是大事。”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早在1994年，宋平和夫人陈舜瑶就曾帮助过失学儿童。他们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了陕西省山阳县板岩乡的三户贫困家庭。
　　1973年春，甘肃中部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彼时，宋平曾向“老上级”周恩来总理直言现状，不久后，当地群众收到了国务院拨发的救济款和赈灾粮。
　　据报道，甘肃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当年要不是他宋家爸（当地对宋平的尊称），咱农民可要遭大难了。”

追思老同志
　　“政事儿”注意到，十八大后，部分年事已高的老同志相继离世，宋平也时常撰文或通过其他方式寄托追思。
　　去年2月，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去世，同年9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宋平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一书所作的序言。
　　该序言共1860字，宋平称，在自述中能读出党和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
　　序言写道：党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领导岗位，年纪大了，听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读书和写作，特别是按照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国史的任务。应该说，他是很合适的人选。“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
　　此外，十八大后，宋平还曾至少五次向离世老同志送上花圈表示哀悼。其中包括三名原省委书记、一名老红军和一位科学家。
　　三位曾担任省委书记的逝者分别是2014年去世的青海省委原书记黄静波、2015年去世的陕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以及今年4月去世的湖北省委原书记关广富。
　　今年7月29日，97岁老红军王丹一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宋平送了花圈。9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宋平也送了花圈。

源自：政事儿微信号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6-10-14 23:28:01

源自：新京报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到访清华大学 ke9o-fxwvpaq1323496.jpg 保存到相册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到访清华大学 FY1x-fxwvpaq1323698.jpg 保存到相册

宋平、陈舜瑶听取邱勇和陈旭汇报学校发展情况 HDF0-fxwvxzf6675218.jpg 保存到相册

　　据“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报道，10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到访清华大学。
　　宋平1935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而今年正值化学系建系90周年，此行，宋平特意回化学馆看看，并在化学馆门前与化学系部分师生合影留念。
　　化学系向宋平赠送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建系90周年纪念册》、《清华化学历史人物》，宋平还回忆了当初自己在化学馆学习和从事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形。
　　“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老学长说，我发现自己又长新头发了。”
　　图片显示，宋平还是穿惯常的深色中山装、平底布鞋，手拄拐杖，在“化学馆”前拍照时还向拍者挥手致意。
　　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和党委书记陈旭陪伴下，回到母校的宋平还到自己当年的宿舍明斋前等多处驻足参观并合影留念。
　　“政事儿”注意到，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当年4月24日，庆祝清华建校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到场讲话。
　　而在之前的3月16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和党委书记胡和平（现任陕西省长）专程到家中看望宋平和夫人陈舜瑶。
　　今年9月30日，清华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也专程到家中看望宋平、陈舜瑶夫妇，向他们汇报了学校改革发展的最新情况。
　　同样出生于1917年的陈舜瑶比宋平晚一年入学清华，新中国成立后陈舜瑶回清华工作，先后任校长助理、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等职。
　　因此，这对百岁夫妇都对清华怀有很深的情感。

　　宋平生于1917年。他是目前最年长的退休常委，早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72岁高龄的宋平与江泽民和李瑞环一同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宋平素有“人才伯乐”之称，他曾和三代领导人有过工作交集。据公开报道，他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被称为邓小平的“老伙计”，与陈云私交很好，曾举荐胡锦涛。
　　退休以后，宋平深居简出，但在重大的国家时间节点上，宋平的名字也会见诸于报端。此外，宋平也会助力慈善事业。

　　“政事儿”注意到，宋平名字最近一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是在今年7月29日，老红军王丹一遗体告别仪式中。习近平等七常委，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任前总理，还有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等退休常委，都送了花圈。
　　王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50年来一直从事“艾思奇思想”的研究。
　　近年来，在去世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及重要社会人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宋平很少送花圈，王丹一算是少有的几人之一。十八大后，宋平对三位曾担任省委书记的逝者表示过哀悼：青海省委原书记黄静波、陕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湖北省委原书记关广富。
　　每年春节前夕，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看望老同志的惯例。其中，宋平是每年被看望的老同志之一。
　　今年春节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等。
　　去年“9·3大阅兵”时，宋平与其他退休常委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的宋平戴着墨镜，穿着中山装，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据媒体报道，出现在城楼上的现任和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只有两人穿了中山装，是习近平和宋平。在宋平和李鹏的胸前，还佩戴了勋章，这是刚刚获颁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以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
　　再往前回溯，1999年五十周年国庆阅兵和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宋平同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2014年9月30日，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65周年国庆招待会。宋平与其他退休常委出席，并与七常委在主桌上就座。
　　“政事儿”注意到，在22人的主桌上，只有宋平一人着中山装，而其他现任和退休常委都是西服领带。
　　2014年6月12日，宋平出现在一项助力贫困失学孩子早日“圆梦”的慈善活动上。在公开报道中，这是十八大后宋平首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当日，在接见活动组织者时，宋平勉励他们积德行善，倡行天下，帮助中国更多贫困孩子圆梦。据报道，大概10分钟后，主办方表示，由于宋平年事已高，需要提前离场。
　　2015年2月10日，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去世。9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宋平为《邓力群自述：1915～1974》一书所作的序言。
　　据“政事儿”统计，该序言共1860字，宋平称在自述中能读出党和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
　　序言写道：党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领导岗位，年纪大了，听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读书和写作，特别是按照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国史的任务。应该说，他是很合适的人选。“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
　　“政事儿”撰稿/新京报记者郑书　校对：郭利琴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5-11-4 03:28:01

源自：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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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来源于网络

　　2015年10月，秋日晴空。几个90后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迎接他们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
　　这位老人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这些年轻人则是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自2008年成立以来，美丽中国每年招募和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及青年人才，经过培训之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至少两年的一线教学实践。他们寄希望于逐步弥补因教育资源不均衡带来的城乡教育差距，愿景是“中国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在都能获得均等的优质教育”。
　　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在主要发达城市，将近80%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只有5%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大学。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往往决定了他的教育前景，从而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选择。
　　这是一场90后和“90岁后”的对话。年轻人激情飞扬，娓娓道来，老人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谆谆教诲。纵使已经远离庙堂，但宋平对中国农村和教育的关注依然强烈。
　　“不论干什么，都要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的需要”
　　小院绿荫浓浓，安静祥和。宋平已经98岁高龄，身体健康，气色很好，一见到这些90后的支教老师，他首先问起，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1990年出生的张悦毕业于南开大学，是美丽中国2013-2015届的项目老师，她告诉宋平，她曾经执教的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新合中学，是当地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中学，学校在距离市区三小时车程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很小，不长的一条街道贯穿而过，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从街头走到街尾。学校共有470多名学生，以及包括校长等行政人员在内的26名老师。因为太缺老师，她两年时间里教过6个学科，教遍了全校所有的学生。
　　同样因为缺老师，邓婉馨毕业于香港大学，1990年出生的她，现任教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幸福镇幸福完小，她一个人要教 8 个班、300 个孩子的英语。
　　张桂芝是2014-2016 届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她毕业于中山大学，现支教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汤溪镇汤溪学校。第一次，她见到自己要支教的学校，“比我想象中好太多”，崭新的桌椅，先进的多媒体设备，齐全的化学、生物实验室，“但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中考成绩，中考化学满分 100分，他们的平均成绩只有21分。”
　　“我去过很多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不是没有天赋，而是欠缺好的老师和机会。”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美丽中国理事长刘泽彭说。
　　刘泽彭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已有多年。他相信，如果可以受到同等的教育，农村的孩子未必不如城里的孩子。1990年左右，刘泽彭曾担任希望工程的顾问，多年来，他先后走访了甘肃、云南等不少偏远农村的中小学。他发现，校舍、硬件都已经不是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缺教师才是最大的短板，农村教师学历普遍偏低，平均年龄较大且流动性大。“一个学校好不好，关键在师资。”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一个对未来中国影响深远的问题，其成因复杂、涉及范围广。“中国城乡差别大，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中国最大的一部分群众和社会。”宋平和支教老师分享了自己建国前后两次到农村工作生活的经历，“不论干什么，都要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的需要。”宋平说。
　　宋平还很关心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是大事。”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有约1.62亿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得不到足够的优质教育。同时，这些儿童中有将近六千万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不到位，将来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刘泽彭说。
　　1990年出生的陈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支教期间，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他都给学生放《永不放弃》的片段，告诉他的学生，希望下学期能再见到每个人。“尽管我知道这不现实，但我还是没想到我认为最不该退学的学生，都退学了。”
　　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经常去家访，看望那些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学生。“通过家访，我才知道，一个让我恨铁不成钢的学生，居然是他全家的顶梁柱。”张悦说，感动于老师们在对孩子的关爱，很多在外打工的家长经常打电话给支教老师，老师成了孩子与在外家长的沟通桥梁，父母与孩子有了更多的沟通话题。有一位学生的爸爸为了孩子，甚至放弃了在大城市打工，回到家乡种菜。
　　张桂芝的学生70%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也很少能有机会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张桂芝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明信片的募集活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为他们募集到了近千张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在张桂芝的鼓励下，这些孩子与外面的网友互写明信片。
　　孩子的变化是明显的。原本比较自卑的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听到了到外面的声音，也知道原来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关心着他们，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宋平则鼓励支教老师，把一些好的经验积累起来，做成纪录片，推广出去。
　　“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到整个地区”
　　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在很多农村孩子身上创造了奇迹。
　　张悦的班里有一个男生不喜欢读书，经常课上捣乱，课下惹祸。张悦收集孩子们的梦想，发现他想当“厨师”，他腼腆地说，妈妈为了他和哥哥，吃了很多苦，他“想让身体不好的妈妈能吃遍天下的好吃的。”张悦和他一起制定了“厨师成长计划”，计划越来越具体，两人相约，如果他真的开了饭店，邀请老师回来吃他炒的菜。
　　邓婉馨的班上也有几个小男生，一度被认为学习不行，连话都表达不清楚，当地老师都好心劝邓婉馨不用费力管他们了，“我坚信很多孩子成绩不好，都是因为自信心的丧失以及缺少应有的关注和肯定。”期末考试成绩下来的时候，这几个孩子成绩突飞猛进，当地的老师完全不敢相信，觉得根本不可能。
　　“何为师者？示之美好，授以希望。”1991年出生的殷铭泽毕业于迈阿密大学，是2014～2016届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她组织讲故事等大赛，把一个个腼腆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小演讲家，“我欣喜地发现并非所有学生都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只要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很多人的眼前就有了光芒。”殷铭泽说，他们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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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和员工代表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和夫人合影

　　宋平建议支教老师，要想影响更多的孩子，那么就去影响更多的老师。
　　事实上，这些支教老师很受当地老师的欢迎。年轻的支教老师为农村的学校带去了活力，学校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经常有当地的老师去听他们的课。
　　1992年出生的康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支教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乡漭水初级中学，她一有空，就邀请当地的老师来做客、喝茶、吃东西。闲谈间，分享教学方法、分享生活态度。当地的老师会告诉学生，要向美丽中国的老师学习做计划、定目标，并仔仔细细地和学生描述自己看过的支教老师的计划本子。康瑜还建立了漭水晨练小分队，和老师们一起早起锻炼，在山头高喊“健康教学五十年”。她还和学校的美术老师一拍即合，准备在学校办“漭水版的中学生艺术节”。“当地的老师不乏激情与能力，只差点燃。我就一点一点地做，相信改变的力量。”
　　不仅如此，宋平希望美丽中国能培养更多的农村老师。
　　原北大附中校长知道美丽中国所做的事以后，他不无感动。“我觉得能召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去做志愿者，不仅仅对当地的学校、对整个中国的教育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对民族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康健与美丽中国一拍即合。现在，他计划为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打造一套独立的培训体系，并且为一些两年后仍愿意投身教育的项目老师提供更长远的培养计划。同时，美丽中国计划与大学合作，成立专门培养农村教师的研究院。
　　“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再到整个地区。”宋平鼓励支教老师要多交流：“活跃起来，还要影响学生的家人，影响他周围的人，影响更多的学校，把那里的水搅活。虽然都是农村，但是不少地方是互相不通气、不交流的。他们习惯了长期这么过，不觉得应该有多大的改变。”在宋平看来，这些支教老师也是种子，可以在当地开花结果，把花粉传播出去。
　　这7年来，美丽中国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了约750位项目老师，这些老师一直探索各种校外活动，深入了解并改变当地的社区。
　　支教老师几乎都在任教的学校新建图书角，扩建图书馆。学生们借阅非常踊跃，“在我的引导下，部分学生坚持写读书笔记，我还募捐到了一个校园广播系统，从此孩子们终于能在嘹亮的广播声中上下课和做课间操了。”张桂芝说。
　　郝琳硕2010年在大理州教两年的英语。那是一个条件很差，平时缺水少电的学校，孩子们都有些自卑，她发起了一个叫“让家乡明天更美好”的项目。
　　评选会那天，15组学生依次上台，通过小品、实验、海报，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所调查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原来只会死记硬背，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
　　就是在那一天，郝琳硕说，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听到了希望，更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改变，真的无法估量。“与其抱怨，不如改变”。这个项目在郝琳硕离开大理之后延续了下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理州鹤庆县所有中学的联合项目。
　　在美丽中国，类似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云南巍山，支教老师邵品阳面临的不仅是孩子学习基础差，甚至因为那个地方缺水，孩子们喝水都成问题。她与队友一起募集到了2000多本图书，在自己宿舍里开辟了一半地方做图书馆，还争取到“周大福义工队”的支持，给全乡所有8所学校都募集到了饮水设备，解决了全乡学校的喝水问题。
　　“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起来。你们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宋平重重地点头说，他鼓励支教老师和当地政府多互动，让当地的政府重视起来，“你们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教育存在的这些的问题，有很多问题，只有得到政府的正视和重视，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宋平说。
　　“年轻人在农村待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
　　“你们也是受益者。”宋平笑着对这些年轻的支教老师说。“你们自己也受到了锻炼，这很有意义。”
　　廖杞南是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2013年9月，他辞去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统战联络部副部长、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加入美丽中国。听他介绍完，宋平伸出大拇指，说“真棒”。
　　在大学期间，廖杞南就做过支教老师。“也与其说我是来支教的，不如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在支教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教书育人，怎样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完善自己。”
　　在一个农村小小的学校里，支教老师面临着比想象中要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太强的学习意愿；严重缺少师资；留守问题严重，家庭教育缺失等。
　　有人问，去支教，最大的困难就是学生吧？“其实最大的困难是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浮躁，战胜自己的悲观，战胜自己半途而废的念头。”殷铭泽说，每当学生犯了错误，总会很想发脾气，但是她学会了先深呼吸，再用平和的语气与学生耐心交流。为了练习上课，殷铭泽和几个支教老师会手持教案，半夜来到空旷的操场上，对着空气，大声上起课来。经常早上 7:00起来，晚上12点多才睡，每天满满都是工作。
　　去学生家里家访，对于一些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支教老师来说，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对乡村生活的认识。
　　从小生活在重庆市里的邓婉馨，到学生家里家访，第一次看到了最纯粹的农村社会，第一次闻到炊烟的味道，耳边听到猪哼哧哼贪食的声音，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怎么做云腿和灌香肠，第一次看到了让她百感交集的杀猪全过程。“如果不是在这里教书，踏踏实实地生活在这里，我想我不会知道农村这么多可爱的一面。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是一种辛苦但又让人心安的生活方式。”
　　支教老师还从朝夕相处的队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支教老师，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的性格和表达方式，风格迥异的教学等等，这些差异在所难免地使得他们有很多摩擦和矛盾，“但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主动、包容、理解和体谅，也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自己欠缺的东西。”邓婉馨说，他们会整晚坐在半山腰，望着星星聊学生，聊关于教育和人生的思考，聊“我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些支教老师除了在生日时，收到一整个班一整个班的孩子过来说“生日快乐”，收到铺满整个屋子的上百份生日礼物，还收获了如何脚踏实地。“我原来想改变世界，现在这种改变变得越来越具体，从讲好一节四十五分钟的课做起，如果说，我是带着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来的，那支教的两年就让我梦想中的马，踩在了土地上。”张悦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支教老师在山区两年的时间里虽然辛苦，但他们自己在这两年的支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沟通影响力、创造力等核心竞争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宋平相信这些年轻的项目老师中间一定会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有勇气、有担当、有很强的行动力。我在这样一群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很多的答案。他们这一群80后90后扛起一面旗帜，叫社会责任感。”刘泽彭说。而康健则认为，这些支教老师才是有机会成为真正教育家的人。
　　“在农村待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影响还要大。”宋平告诫这些年轻的支教老师：“在农村锻炼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做组织工作，就发现不管什么干部，到农村锻炼一两年都是好的。”
　　当前美丽中国395位往届项目老师中：55% 的人继续留在教育、政府、非营利领域工作或学习。这些机构和学校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等；31%的在其他领域的知名企业工作，这些机构包括：高盛集团、埃森哲咨询公司、强生集团、平安集团等；14%的人在其他领域的知名研究院校继续学习，这些学校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
　　美丽中国招募项目老师的标准很高，2年项目几乎没有工资，项目老师也必须要生活在偏僻落后的村庄里。名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选择去贫困山村支教，这些老师没少被质疑。诸如“你做这样的事情有多大意义？”“你就干了这么两年时间，到底有什么用？”等等。
　　宋平说：“生命在于活动，说一千句，不如一个行动。”宋平和支教老师分享了当年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中，在北京阜成门附近，学生们毫无畏惧，当着日本兵的面高喊着，“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行动。行动起来，就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宋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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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小院，艳阳高照。“不要小看你们下乡”，宋平招手目送他们出门，他寄希望于更多的优秀青年向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学习，走到农村广阔的天地。
　　这些90后的支教老师随后各自飞回自己支教的农村学校，得到宋平老人的支持，他们心中充满力量。“踏实上好每节课，做好每一件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做这件事有更大的意义，而我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踏踏实实地参与其中。我们更要通过我们所做的，推动政府和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事情总会慢慢被改变。”张悦说。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4-10-30 10:27:00

源自：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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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出席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的代表座谈。
　　中共元老宋平退休后非常低调，偶有露面，往往是逢十的建党纪念日和党代会换届，或者需要支持什么事业。
　　本刊记者| 栾慧赵良美
　　一向低调沉默的中共党内元老、97岁的宋平近5个月连续曝光3次。
　　这位1917年出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是中共党内硕果仅存的95岁以上高龄元老之一，另一位是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1916年出生，98岁。
　　9月30日晚，在国务院举办的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宋平现身，作为“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跟中共中央现任7常委一起坐在主桌上。从电视镜头上来看，宋平身体依然康健，和比他小9岁的江泽民相比也并不特别显老。
　　在这群穿西装、系领带的老同志中，身穿代表着上一个时代领导人标准制服灰色中山装的宋平格外显眼。
　　这是今年宋平第二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上一次是在6月中旬的北京。当时身着白衬衣、黑色布鞋的宋平，拄着拐棍出现在北京的一项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上学梦”。
　　活动由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组织，在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文津俱乐部举行。基金会副秘书长金勇对《博客天下》说，宋平到场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站台。
　　最初基金会领导向宋平汇报时，宋平主动为其起名“圆梦班”，“一方面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圆梦，另外一个是对习总书记中国梦的呼应。”金勇说，在为圆梦班题词时，宋平先后题了3遍，最后选了一个版本。据《新京报》一位去现场的记者回忆，宋平就坐前与身边人员握手、合影，但未发言。
　　时隔一周，《人民日报》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宋平的专访。曾经担任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回忆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陈东林是这次访谈的采访人员之一。“他身体不错。”陈东林告诉《博客天下》。
　　这是十八大之后，宋平一次较密集的曝光时段。
　　2012年11月8日，95岁的宋平身穿灰色中山装，以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身份在十八大开幕式上亮相。主席团是党代会的临时领导机构，除了现任领导人，往往还有人望和地位都很高的老同志加入。
　　这也是宋平第四次担任党代会主席团常委。自1992年卸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宋平分别在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和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上担任了党代会主席团的常委。
　　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日记》一书，由宋平作序。
　　“翻阅日记1949年卷清样本，当时我30岁出头，在东北做工会工作。民族危亡中投奔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根据地和国统区，亲见先烈牺牲和身边战友倒下，他们毕生奋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宋平在序言中概括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庆祝建国的游行队伍中，“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加发奋地工作。”
　　“60多年过去了，我成为行动迟缓的老人。”宋平写道。

回避争议的人
　　1979年的“宋家爸”支持包产到组，而且在保守派的批评声中不挑事不反击，默默地该干啥干啥
　　出席助学帮困的慈善活动，对宋平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1994年，宋平和夫人陈舜瑶就曾帮助过失学儿童。他们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了陕西省山阳县板岩乡的三户贫困家庭。在甘肃工作多年的宋平对扶贫帮困非常熟悉。
　　“火辣辣的太阳烤得黄土地发烫，老天爷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路面的几棵柳树枝叶稀疏，没精打采地立在这贫瘠干旱的地方，四周是光秃秃的山岭。”
　　这是时任新华社记者邓全施笔下1973年的甘肃定西县，“穷得没有生气”。此前一年，宋平从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没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甘肃自然条件之恶劣，老百姓之贫困，令在中央西北局工作多年的宋平依然感到震惊。
　　1973年春的甘肃中部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来甘肃工作没多久的宋平甚至在省委大院见到了乞讨的灾民。
　　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但素来行事谨慎的他还是决定调研之后再说。
　　1973年的整个4月份，他视察陇西、火车站、陇东等多个地方，满目所及，千里赤旱，农民断水、断粮。陇西火车站充斥着大量两手空空的灾民。
　　1973年5月，他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西北组的会场，宋平谈到了甘肃中东部的旱情。
　　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此时正好来到西北组会场。宋平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前甘肃上报中央的形势依旧是“一片大好”。宋平曾经在1938年到1947年之间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对周恩来可以直言。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一个高规格的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甘肃救灾，并及时拨发了救济款和赈灾粮。
　　甘肃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当年要不是他宋家爸（当地对宋平的尊称），咱农民可要遭大难了。”
　　救灾只是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如何彻底解决农村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后来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出生于山东莒县农民家庭的中共高层官员，曾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学习过，对农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在推动甘肃农业发展过程中，多番遇到阻力，但都被他巧妙化解。
　　在他的主持下，甘肃出台了多份涉及农业政策的文件，到1979年底，甘肃掀起了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这离最后的“到户”只有一层窗户纸了。
　　阻力随之而来。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封甘肃干部来信，信中称，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的，不得人心。
　　按照当时的惯例，《人民日报》的重要消息，各地方党报都应该转载。《甘肃日报》的总编辑刘爱芝主张不转载，而且还要反击。宋平却说，“不转载，但也不要反击，要从正面摆事实、讲道理，继续宣传和贯彻省委的规定。”
　　《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等甘肃省内主要报刊按照省委和宋平的指示，发表了大量宣传农村推行责任制的报道，“倒春寒”的阴影得以消除。
　　精细的前期调研、遇到问题时不直接硬顶，是宋平推进工作的两大法宝。
　　林彪叛逃后，周恩来力主恢复经济。远在甘肃的宋平也相应加强了企业的管理。他提出，要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当时正在兰州参加燃化部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说宋平胆子太大，还敢讲经济核算，不怕惹祸。
　　“我们是只做不说，不登报，不宣传。”
　　救灾、转变政策，都是解决农民吃饱饭的基本措施。宋平思考的更多是如何彻底改变甘肃农村的贫困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宋平给甘肃制定的发展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农林牧副综合发展。这一符合甘肃实际自然地理状况的方向，得到了中央的赞同。
　　他还提出了“两西”建设以及“引大入秦”工程，试图改变甘肃的自然条件。
　　兴修水利往往是地方官青史留名的功业，但是会耗费时间和金钱，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只有最有决心的人才有这样的计划。
　　所谓“引大入秦”是将大通河里的水从10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之处引到干旱的秦王川。在“两西”建设中，核心就是解决水的问题。这两项工程的时间跨度很长，前后都历时10多年。特别是“引大入秦”工程，曾多次缓建。在离开甘肃之后，宋平依然关注这项工程，“这个工程效益很大，我们这一代不干，下一代还是要干的。”
　　1994年，“引大入秦”工程竣工，成为甘肃水利史上的里程碑，彻底解决了秦王川的干旱缺水问题。两项工程改变了甘肃，据《宋平在甘肃》一书记载，1995年“甘肃的贫困面由1982年的70%下降到26.2%。”

和三代领导人发生联系的人
　　宋平被称为中共党内的最大伯乐，他是一位承前启后者。作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邓小平和陈云信赖的人，他还发掘了胡锦涛。
　　宋平在甘肃工作了9年，1981年开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委员；1987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1992年卸任。
　　宋平成为从甘肃走出的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正是从他开始，甘肃这块边远贫瘠的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的高地。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都曾在甘肃工作过。
　　在公开报道中，有一种说法将宋平称为“中国政坛最大的伯乐”，因为他发掘了胡锦涛。
　　《南风窗》2002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及，宋平1977年开始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于1968年进入水电部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的胡锦涛已经在甘肃待了9年。1979年，宋平到甘肃省建委亲自主持座谈会，时任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胡锦涛出面汇报。
　　“胡锦涛条理简要、数据清楚的发言与众不同。当宋平问起一些方向性问题时，胡锦涛的观点与建议更让宋平激赏。1980年，胡锦涛出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报道称，“胡锦涛业务素质过硬，为人稳重谦虚，处事低调，群众基础好。在举才荐才的过程中，受到了身为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的肯定和鼓励。”
　　这个副厅级职位成为胡锦涛政治生涯快行线的开始。1982年，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3个月后，胡锦涛来到团中央，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984年，成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85年，42岁的胡锦涛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宋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党的总书记，政治局的排位也相对靠后，但他特别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信赖，在很多问题上给他们提供过建议。
　　宋平和邓小平工作上的交集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宋平担任计委委员，邓小平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和财政。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短暂复出、整顿经济之时，在甘肃任职的宋平也在调整省内的企业。
　　他解放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领导干部，并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在邓小平又一次被罢免职务时，宋平保持了沉默，没有对他进行负面评价。
　　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回忆，在破除全国思想路线方面的阻力时，甘肃的宋平是头两位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省委书记之一。
　　“两个凡是”出炉后，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
　　宋平甚至在《光明日报》文章发表之前就已经表态。1978年4月初，宋平在兰州高等院校领导干部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指出，“要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就要解放思想，敢于冲破禁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宋平关键时期雪中送炭，他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支持邓小平。
　　宋平和陈云的私交很好，他第一次见到陈云是在1938年3月，延安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里。“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多次听陈云同志讲党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在“大跃进”掀起的浮夸风浪潮中，陈云和宋平难得地保持了一致。
　　1959年春，在一次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上，宋平根据矿石、煤炭、运输、设备等实际情况，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要完成1800万吨的钢铁生产指标有困难。
　　讲完之后的宋平感到莫大的压力，但会散后，“陈云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质量，质量。”后来，在陈云的主持下，过高的钢铁指标被压了下来。
　　根据《财经界》2012年的一篇报道，宋平曾回忆说，陈云病重之时，他曾几次到医院探望。最后一次，“他（陈云）在病床上叫着我的名字，不能说更多的话了。”
　　1996年，作家叶永烈通过宋平之子宋宜昌向其求证：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宋宜昌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
　　叶永烈说，由于宋平在“真理标准”论战中，“态度鲜明，加上他的工作业绩，后来被调往北京，（十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那个在别人身后的人
　　他穿中山装和布鞋、出门不带警卫随从，希望别人叫他同志，他不是一个在前台的人，但是对他看中的人或者事，他总是积极站台，隐在他们身后默默支持。
　　宋平是最后一个身穿中山装拍摄标准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使得国外有人认为宋平是一位保守派。
　　与宋平不同，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经积极推荐领导干部穿着西装。
　　灰色的中山装是宋平惯常的穿着，退休后他往往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天冷了，外套是一件已穿多年的皮夹克。
　　他不显山不露水，套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近乎没有存在感。
　　宋平曾亲自修改并签发一份关于作风问题的规定，要求：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以宣传人民群众活动为主，对各级领导的活动都要尽量压缩。干部下基层不搞迎来送往等。而宋平本人严格遵循这些规定。
　　1972年，宋平到基层视察时，地方上自作主张杀一只鸡，他付了50元的伙食费。他只要求最普通的馒头和烩菜。
　　但也有特殊的时候。
　　1978年5月，宋平在民乐县考察时，中午吃馒头，喝开水。晚上回到县委招待所，发现了一盘当时还很稀罕的苹果梨。他让立即撤掉。时任县委书记韩正卿说，这是从东北朝鲜自治州引进的品种，让宋平品尝一下，以便支持苹果梨在民乐的发展。后来宋平多方协调，令民乐县的苹果梨很快发展起来。
　　和苹果梨类似的故事后来还在宋平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几次，无论是人或者事，只要宋平觉得确实优秀，往往会悄悄站在身后加以支持。
　　1981年，熟悉经济工作的宋平重回国家计划委员会，据当时采访他的记者回忆，宋平思路清晰，记忆力甚强。他讲话语调平缓，措辞严谨，手头并没有任何资料，在谈话中引用大量数字却准确无误，剖析问题条分缕析，颇具说服力。
　　当时国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期，宋平主张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1984年，宋平在向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关于198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提出，要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把大的方面管住管好，把小的方面放开放活。
　　在谈到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必须改革时，宋平说，今后中央主要负责安排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骨干项目的建设，其他项目逐步下放给地方安排，同时会放宽项目的审批权限，简化项目的审批程序。这些措施都体现着宋平的“简政放权”思想。
　　1987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宋平积极推动干部交流。他认为，这可以让干部们开阔眼界，对丰富知识、积累经验、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3年后，中共中央推出《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这对培养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影响，几乎成为现在政坛人才培养的一种固定模式。
　　中国的两条“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都和宋平有关：
　　1990年，宋平兼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在1991年他建议并由中央确定，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
　　在1990-1998年宋平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期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各级组织由50万个发展到100万个，会员从2000万发展到8300万，这个组织为社会提供避孕、优生等服务，在当时节制人口被认为是脱贫致富的关键一环。所有的宣传也都是“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
　　长年在西北工作的宋平对修复植被和治沙也非常关心。
　　1984年5月，钱学森首次明确提出沙产业的概念。沙产业指以太阳为直接能源，靠植物的光合作用进行产品生产的体系。1995年9月，宋平打电话给沙漠化防治专家刘恕，询问钱学森沙产业理论及其发展情况，并约定面谈。当时，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正筹划在甘肃召开河西走廊沙产业开发工作会议，当听到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出席会议时，宋平当即表示：“河西开会，我去参加。”
　　“现在我不管事了，来这里就是摇旗呐喊，推动一下这个事业。对于沙产业，我完全是个外行，不懂，没啥可讲的，但我总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宋平在会议上说。
　　此外宋平“保护环境”的著名事迹还包括，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主席台上主持大会的他曾经把粤剧演员红线女的字条“请邓小平同志不要在主席台上吸烟了”交给邓小平，后来邓小平果然从此不在主席台上吸烟。
　　1992年，74岁的宋平卸任了常委职务。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宋平曾以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小组名义，向中央和邓小平和陈云提出选拔胡锦涛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建议。
　　前台三年之后，他仍然做了那个站在年轻人身后的人。
　　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宋平回归日常生活，他平日喜欢读书和散步，也爱好游泳。
　　退休之后的二十多年，宋平往往只在国庆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的逢十大庆上出现，这次国庆65周年，按照一般规则是“小庆”，但97岁的宋平仍然和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更年轻的老同志”们出现在宴会上。
　　台上年轻的总书记他并不陌生，事实上两人渊源颇深。除了都是清华校友之外，宋平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共事过，在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宋平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工作上早有联系。
　　根据著名网友“学习粉丝团”贴出的一张旧照，1980年习仲勋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美时，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随同习仲勋出访，他们被当时的纽约市市长分别用左右手紧紧搂住。在另一张照片中，在夏威夷土著人的招待之下，他们开怀大笑。

原文标题：中共元老宋平为习近平“站台”）

泡泡老忍者 · 发表于: 2014-10-5 11:27:00

源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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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5日，原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右二）接受武力（左二）、陈东林（右一）、郑有贵（左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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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河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将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立钻车间搬迁至宁夏成立的。该厂在金属切削机床设计、开发和制造上有着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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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中）考察三线建设，在青海泥鳅山与宋平（左）、青海省副省长高克亭合影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有目共睹，当年的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虽然有经验、有教训、有争议，但确实打下了许多内地城市发展的基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曾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于今年接受采访，回忆三线建设。

采访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副所长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陈东林、郑有贵、段娟。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八十年代，在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期间，大力举荐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为其今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打下了基础。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坛最大伯乐”。

武力：
　　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
　　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
　　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
　　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
　　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
　　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
　　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
　　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
　　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
　　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
　　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武力：
　　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
　　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
　　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
　　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
　　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
　　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
　　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
　　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武力：
　　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
　　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不上，职工吃苦还都不叫苦。

武力：
　　甘肃有一个核工厂说每半个月从兰州那边用汽车拉菜过来。

宋平：
　　那是保障单位。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特别保障的就是这些重要的国防厂子。三年困难的时候，酒钢自己到新疆去拉粮，汽车能拉多少呢？三线建设时期修成昆铁路，6公里长的隧洞，火车到站后车头在车站，车身还在洞里，没有平地呀，只好修铁路桥。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下马。
　　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地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那时，投资很困难，搞建设没有钱。外汇很困难，咱们出口产品换外汇的就是轻工业和农副业产品，还有点侨汇。
　　50年代末我到美国去，看百货公司有没有中国的产品，写有“MADE IN CHINA”的衬衣是台湾产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的就是装面包的草篮子。没有东西出口，所以外汇奇缺。
　　80年代我在计委工作时，国家积累了100多亿美元。有人说你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不会花，分到各省去吧。我说宝钢要进口设备，又是冷轧，又是热轧，都签了合同的，那都是花外汇的。那时外汇就是进口大轧机、大化肥设备要用的。

武力：
　　一些历史事实和评价问题请您帮着把握一下。

宋平：
　　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些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
　　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国外就没有很多特大城市，美国很多大企业都在小城市。
　　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办公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
　　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
　　三线建设搬迁后，上海起来了，东北也起来了。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现在还是工业化时代，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郑有贵：
　　研究三线建设，您看要把握什么原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注意什么？

宋平：
　　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

原文标题：原中组部部长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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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资格最老常委：以周恩来为楷模从不许别人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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