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专注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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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6-2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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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八日，薛忆沩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主题为“专注与文学”。演讲中，他提到两个细节。一个是“读”的问题。他说他的长篇小说《空巢》是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的，原文写出来之后，再大声读出来，感觉不合适的地方，就修改。逐字地读，逐字地改，所付出的精力无法量计。在他看来，好作品要经得起“读”。作品没发表之前的状态，是私密性的，所以，很难去考证，有多少写作者会像薛忆沩这样写小说。但从文字的疏密度及严密度来判断，这样的华文写作者不会太多，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这样做。另一个细节是关于他的专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世俗的力量在拖累你，在羞辱你”，这些力量包括血缘、婚姻等。专注意味着要舍弃一些世俗之物，但这些舍弃，与精神朝圣中所获之愉悦与得救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两个细节，说的是同一个常识，要有所得，必有所失。
　　以牺牲与放弃换取卑微与骄傲的自我，是文学朝圣者的宿命与蒙恩。文学是薛忆沩的祖国与宗教。
　　薛忆沩先后写（或重写）了三个“十二月三十一日”，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天、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最后一天。小说中的“×”（建议读“叉”音。基于对薛忆沩迷恋自我的了解程度，我深度怀疑“×”字母来源于“薛”字的拼音首字母，“十二月三十一日”反复出现的《遗弃》──薛忆沩长篇小说名称，更可验证我的判断），历经了英雄理想主义的幻灭，“×”是历史的见证者、鉴别者、“遗弃”者。三个“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提炼出三个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关键词：激情（投入）、庸俗（疏离）、必然（遗弃）。既然理想主义幻灭，那么，预言就会成真，历史必然性就会遮蔽历史偶然性。虽然理想主义者仍然会寄望于“一夜之间”，但事实上，历史偶然性最多是安抚理想主义的最后一剂麻药。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载《作家》2015年4月），×（英雄）走上了末路，他向各方求助，譬如精神父亲、妻子、情人、少年恋人、陌生人、列车长、哲学教授、历史学教授、跑步者等，这种求助，展示了他的激情，也耗尽了他的激情，最后他看到了宇宙，看到了“遗弃”，看到了同时出生的天使与撒旦，看到了死亡。英雄的救世情结里面，难免有个人功利之想，×和×的父亲都渴望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英名。激情的终结，像一则预言，“心灵在骚动的瞬间，经历了永恒的灾难”，激情成为一块写满神圣与高尚的墓碑。
　　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天（《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载《天涯》2015年第3期，双月刊），×（民）终结了幸福满满的庸常平民生活。但有一天，×（民）的妻子离家出走，理由是“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暴动”的神圣被世俗化为“性福”的神圣，妻子（圣母或妓女）的失踪成为一个精神悬念。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最后一天（《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载《长江文艺》5月上），×（人）遗弃了世界，世界遗弃了×（人）。“操”取代了“Fuck”，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偶然。以预言开始，以寓言告终，理想主义必然走向幻灭。
　　“活着就是胜利”，肉身与罪恶的胜利，宣告了灵魂的孤绝与“遗弃”。薛忆沩的专注，为读者书写了惊心动魄的历史。重写的革命，成就了薛忆沩的个人英雄主义。（文/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