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质疑美“涉疆法案”让立法机构沦为政客舞台：美国宪政仍能长存？

源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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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学术报告质疑美“涉疆法案”让立法机构沦为政客舞台：美国宪政仍能长存？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范凌志]20日，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学者周力发表题为《美国炮制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套路：长臂、二元民主和精致操作》的学术报告，通过分析刚刚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立法过程，揭露美国“立法论证粗暴武断，立法价值偏离民主，立法机构沦为政客的舞台，三权分立形同虚设”的真实现状，并在最后发问：“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政府，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宪政，是否仍能长存于世？”
　　19日，报告作者周力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表示，他从美国“涉疆法案”的动议阶段就开始关注，先后对比了参众两院的多个版本，直到六月中旬才完稿。这份报告先是列举了美国国会自己修改、删除大量不实的“事实发现”的情况：2018年，最初参众两院版本中“事实发现”皆为21条。到2019年，参议院1月动议稿为24条，9月通过提交众议院稿为25条，众议院12月稿仅保留了6条。再到2020年5月，参议院增加至9条，众议院无修改通过。在近两年参众两院交互往来的5个不同版本法案中，参议院提出的所谓“事实发现”大多数都被众议院所删除，只留下了一些任意的（arbitrary）、无来源的（unsourced）言辞论证和存疑的（dubious）数据。
　　例如，在2019年1月参议院动议稿中提出了所谓“充分可信”的证据（ample credible evidence）、独立机构的调查结果、证词如“一些学者、人权机构、记者和智库单位都证实中国存在‘政治再教育’集中营”“独立机构认为中国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和缺少医学治疗导致了Hajim、Naman等维吾尔人的死亡”等都在众议院的法案中被删除，也并没有体现在2020年参众两院最终投票一致的版本中。最初法案所谓的“可信报告”实际上只是未经采信的似是而非的报告（plausible reports）。周力在学术报告中指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内容本身已经在中国发布的相关白皮书中得到澄清，“国会的这种删除行为实际上间接证实了可能中国才是说实话的那一个。”
　　在“中国究竟‘压迫’和‘拘禁’了多少少数民族民众？”这个反华势力炒作的议题上，这种摇摆同样很典型，报告提到，从2019年1月参议院的最初动议稿到2020年5月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法案，在自删一些事实支撑材料后，留下了三处核心数据支撑材料，但这几处关键数据同样存疑，甚至在曾经信誓旦旦的证词中的数据都已被悄然修改。
　　比如，在最初的2019年1月的法案和最终的2020年5月的法案中，目的都在陈述“新疆大规模拘禁了超过100万的维族人及中国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民族的人员”。而在最初的动议案中，Scott Busby作证称，在再教育营中“自2017年4月开始至少拘禁了80万人并可能超过200万人”。在2019年12月众议院的版本中，这一证词改为了“自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至少拘禁了不少于80万人的维族人、哈萨克族人、柯尔克孜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这些数据最后都被笼统地表达为“自2014年以来，拘禁人数超过了100万”。
　　“统计起始时间的不同、人数范围、统计标准的前后不一致，以及最终的模糊化处理都显出了立法过程中的举证随意性。”报告指出，为美国国会、政府提供“证据来源”的组织由于受到资助，提供的证据、信息具有强烈政治倾向，不仅不具有实际可参考性，更是对民主立法资源的双重浪费。
　　“假想或文学式的颠覆，还是立法上的准确、严谨和庄重？”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此外，作为一项立法，法案的用语夸张、修辞不当也与立法要求不符。报告提到，参议院在动议稿中大量使用了“奥威尔式的集权社会”“南非种族隔离式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等用语，以文学式的修辞抹杀了立法技术所要求的准确性、严谨性和庄重性。这些在众议院讨论法案的过程中似乎有所觉察，在后续通过的版本中全部做了删除。
　　此外，在上述大量的删除、修改之外，美国国会却特意在事实发现中增加了一个条文，该条特别强调了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12月签署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并列举了与此次涉疆法案相近似的内容。参议院在2019年1月的最初法案中本没有这一条文，但其后的每一稿中都列明该条，这一条文虽然曾经被众议院否弃，但最终出现在国会呈交总统的法案中。“显然，在仅有寥寥可数几条论证资料的情况下，增设这一条的实质目的就在于寻求国会与总统利益的同质性，以获取总统的支持。”“国会为使法案获得总统签署而刻意提供依据的做法，结合整个立法过程所体现的政客之间的相互配合，不难让人觉得这一政治体系已然失去其原有价值，沦为了政治工具。”
　　报告称，由此看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存有”这么多的人权问题，是来自美国成熟而无良的精巧操作。立法过程存在于政治博弈的套路之中，好像也没有美国人民多少事情，更多地来自于政客和宣传机器。周力在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采访时以该“法案”的推动者马克·卢比奥为例来证明美政客操作的投机性：“卢比奥是古巴裔，本来更多地操弄古巴议题，但后来发现古巴议题不足以让他出众，因此转而操弄在新疆、西藏等涉华议题。”
　　报告在结尾提到，在美国建国之初，《独立宣言》中提到了美国人民的要求与希望：保护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政府对此负有义务。但当前美国宪政模式的核心要件──民主和立法，已经朝着区分人民的意志和政客的意志的二元民主和政客立法的方向越走越远：立法论证粗暴武断，立法价值偏离民主，立法机构沦为政客的舞台，三权分立形同虚设。“这让人深深地担忧，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国政府，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宪政，是否仍能长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