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0大封测厂商,台湾就有五家,以日月光为首占据着全球53.9%的市场份额。中国在封测上也不错,以长电科技为首,加上华天科技、通富微电子等占据全球20%以上的市场份额。就算封测比较鸡肋,美国也没放过,安靠科技牢牢占据着行业老二的位置。2018年,美国半导体产业产值2260亿美元,占全球半数市场份额,规模是韩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欧洲的六倍,中国的十五倍。且通过资本开道,三星、台积电、ASML等巨头都或多或少受其控制,在半导体行业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建国敢到处惹事,底气就在这里。但罗马非一日建成,发展半导体谁也不比谁轻松,都是靠时间堆出来的。 先说美国,我们都知道威廉·肖克利发明晶体管,标志着硅时代的到来。其后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仙童“八叛逆”将半导体行业发展壮大。可为何起源在美国,兴盛也在美国?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都知道高科技产业人才很关键,美国在1895年GDP已是世界第一,但科技却远不如英法德。诺贝尔奖作为硬核指标,在此后数十年里,仍是英法德霸榜。1900-1930年,德国获得诺贝尔奖29个,英国16个,法国14个,美国和荷兰、瑞典并列,都只有6个,且美国还有2个是和平奖。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 可美国够努力,同时运气非常好。为发展经济,美国在1862年颁布《莫雷尔法案》,通过联邦政府资助赠地办学的模式,创建大批量的农业和农业教育学院。经济发展壮大后,激发了美国的民族自信,为与欧洲在文化、教育领域竞争,从1876年开始创办致力于“学术生产”的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开始大扩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名校都是在此期间成立,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享受了工程师红利。美国的发展机遇更是独天得厚。两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的“排犹政策”,导致欧洲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避难。 以德国、奥地利为例,在1933年-1941年,有7622名知识难民流入美国,其中1090人是科学家,70%以上都是教授。这些知识难民还包括爱因斯坦为首的6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后来的11位新得主,他们大多数进入美国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到世界前沿,全球科技中心也自此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为保持科研的领先,美国还成立了诸多著名的实验室。以肖克利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为例,这个星球上曾经最伟大的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成立,重点在基础理论方面,致力于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编程、电信技术等各方面的研究。 正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开启了贝尔实验室的辉煌时代。晶体管、传真机、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可以说,人类迈向文明的每一步,都与贝尔实验室息息相关。贝尔实验室为何能成功?母公司AT&T占据着美国电话领域90%的市场份额,在雄厚财力支持下,贝尔实验室营造了非常宽松舒适的环境。没有KPI考核,没有业绩要求,没有进度检查,没有任务汇报,没有各种束缚和监视……领导都是技术权威,同事关系胜过上下级关系,上级不会干涉下级的研究项目。简直就是科研人员追逐梦想的天堂,研究成果的沃土。类似的还有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培养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贡国家实验室,田纳西大学和Battelle纪念所共管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正是对人才和基础学科的高度重视,美国在基础科研方面逐渐呈现碾压之势,在1931年-2018年的652名诺贝尔得主中,美国独占373位,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半导体行业起源于美国,理所当然!在此后的发展中,美国更是一路保驾护航。要知道半导体最开始无法商业化,私人资本不愿投入,全靠政府支持。贝尔实验室研发晶体管时,美国军方占到其研发经费的38%,50年代中期更是高达50%,德州仪器、IBM、仙童的最大客户同样是军方。1955年到1970年,美国政府占半导体设备采购全部出货量的40%以上,企业70%到80%的研发经费都来自政府采购。正是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企业能通过规模效应迅速降低成本,使产品实现大规模商用,走上自我研发、市场扩张,螺旋上升的产业发展道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组织机构鼎力支持。 例如艾森豪威尔成立的DARPA,先后启动了VLSI计划、MIMIC计划、推动MRAM技术发展、为SEMATECH提供资金支持等,可以说贯穿美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始终。2017年6月,DARPA还启动了电子复兴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本土电子产业,持续保持领先优势。同时还有SIA在背后摇旗呐喊,80年代阻击日本半导体,今年6月1日提出370亿美元的半导体领先计划。美国半导体行业离不开人才和政策扶持,日韩同样如此。 我们都知道日韩半导体崛起,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也是其全球分工的结果。在50年代为扶持日本发展,美国将各种先进技术成批量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工程师也被允许访问美国公司,能相对自由地接触到美国半导体生产现场。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前辈们也够拼,他们从1948年就组成“轮读会”废寝忘食地集体研读英文资料、紧密跟踪半导体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正是靠着持之以恒地钻研,日本才涌现出大批半导体科技工作者,为日本的逆袭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方面韩国靠的是“拿来主义”:一方面是以陈大济为首的海归人才;另一方面就是挖日本的墙角。在政策扶持上,日韩都相同,以举国之力攻克半导体技术。全额财政拨款设研究院、天量的信贷支持、各公司通力合作头脑风暴……台湾更不说了,人才全部是海归。 以台积电为例,张忠谋是德州仪器出来的,首任技术执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前共同营运长蒋尚义是德州仪器出来的,前CEO蔡力行是康奈尔大学博士……再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可以概括为底蕴不足,力度不够。虽然我们不惜财政赤字,从80年代开始,发动了三大战役:531战役、908工程、909工程。可满打满算就数百亿,人才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已经面临断代的窘境。直到千禧之年,武平、陈大同等硅谷精英的回归,半导体行业才有所发展,但政策扶持又没跟上。真正进步快就是推出半导体大基金后,靠着买买买和在硅谷、新竹科技园区挖人,勉强把阵型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