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文化艺术交融的求衡演变

“玄”学文化艺术交融的求衡演变

──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2）

平角

一、中国文化艺术中的“玄”学

西方有人把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说成是“玄”学。我国也有人把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说成是“玄”学。但把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与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结合，是有前途的，也不失为是一条赶超世界先进的文化艺术科学的道路。但有时民族的自傲和民族的自卑，也会不自觉地堵塞自己，把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与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的结合，或是极端排斥自己的同胞把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与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的结合。

例如有人说：这样的结合也深奥。老外批谈我们的玄学，是因为他们有几百年历史悠久的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发达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做基础，“现代化”得不能再“现代化”了。而我们中国人有啥谈这种“现代化”？几千年官本位影响下的“思辨”研究传统，没有了儒学做基础，拿什么“玄”？中国科哲的研究，左看右看，都象学过物理、数学的人在“清谈”，这还不如看《飞碟探索》来得实现，深入浅出！所以，拿老外的东西“玄”，中国“玄”学之新生，又何在啊？！

这话也许说的是他们心里的话，代表了一批中国人21世纪的民族自傲和民族自卑的心理。其实，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方法不“玄”，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也不“玄”。

1、例如，有人做文化艺术交融的学问，他可以按已知考古发现和古文献，坐在办公室里，把中国大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分成几大文化艺术区系，“玄”说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具有自己的生长点。如随着古文化艺术交流的扩大和加深，各大文化区系逐渐出现统一、融合的趋势，最终发展為集各大区系文化特色而整合的中国文化艺术文明。这不会有错。因为大家都这么说，由於歷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因素，也由於未曾间断的和战关係，边缘的文化艺术区系同中原文化艺术区系之间却存在著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至在某程度上出现文化趋同的现象，实属歷史发展的必然。

如巴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徵，但其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就直接仿製於中原青铜器。如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云纹，青铜神树上的夔龙等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為巴蜀所採借。

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玉戈等青铜礼器和玉锋刃器，也完全仿製於中原文化。再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同样渊源於中原文化。文化艺术交流一般是在互动的状态下进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流总是表现為交互感应的关係。商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各种文化的关係，就是这种交互感应、交互作用的关係，因此才逐渐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传统。

但这等于白说。因为承认商代是中国统一的一个古政权，巴蜀就是它一部分，巴蜀与中原的交流是国内之事，何谈有卓见的思想。在我国这类文章，可以写得很长，能举出的论据会很丰富。例如接谈古文字，可“玄”说巴蜀地区与中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自有源流，自成体系，字体、结构、音读均与汉语古文字不同。但是从广义上看，巴蜀文字不论是方块表意字还是表形字，又都确定无疑地属於象形文字系统，都肯定从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

尽管由於巴蜀文字从其起源孳乳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代，虽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其基本结构却依然未变，保持着象形文字系统的鲜明特徵。这又明显区别於苏美尔、埃及等文字系统，而与汉语古文字具有相当的共性。这里好似巴蜀与中原长期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古政权，这是一种相当笼统的研究方法，它不考虑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以及它们会对自己管辖地区有啥影响和求衡演变？

这种文化艺术交融笼统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像公式一样可以套用在各个方面。例如，还可以说成都平原城市的起源模式，也是与中原城市区别甚大。但尽管如此，古蜀城市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步伐，却与中原城市是大体一致的。这显然是受到某种共同因素的制约，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形势的连锁演变，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趋同的促动因素，从而成為中国城市演变的共同基础。即除文明三要素外，人群往来、民族迁徒、战争和平、信息交往等，都对巴蜀文化艺术文明与中原文化艺术文明的交流、传播以至趋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才最终合流，成為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基本成分之一。

又如说中国古史传说，也是总体上表现為中原中心论，然而却充满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歷史的要素材料，从多中心走向一个中心而构拟起来的。如果说，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研究很“玄”，也“玄”。身为历史学者，很多人不要人类生理学知识，把一些古籍都引用烂了，还是那些老话。如引用“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為帝顓頊也”。黄帝是我国一个远古政权的政权人物，这就他能活数百年甚至千余年的证据。

因此也有历史学家，反其道说这些记载，可以说是莫须有的传闻，一点也不可靠，不足為据。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说，在中原中心论、华夏血统论佔统治地位的时代，倘若上述古史传说没有根据，是彻头彻尾的向壁虚构，那么上至帝王，下至封建文人和士大夫之流，是绝不可能予以容忍的；相反必须成为是王朝命官、正统史官和饱学之士所言。所以对於中国古史传说的这些记载，不能一概斥之為妄，一律驳之為偽，它们总是事出有因的。有人论说，如古蜀文化艺术来源之一的岷江上游地区，其文化艺术面貌显示出与大禹文化艺术有着深厚的民族关係的特点；三星堆蜀文化艺术的某些因素，也同夏文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係。这些都意味著巴蜀文化艺术与炎黄文化艺术早就具有某些内在联繫。又从黄帝、黄帝正妃嫘祖，以及大禹，均与古代巴蜀有密不可分的关係，可以肯定巴蜀文化艺术与中原文化艺术早就存在联系和交流，以至发展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交融状态，它们就是古史传说產生的歷史背景，反映出歷史的真实面貌，证明中国古史传说是一种多元藕合、多元一体的结构。

所以这类“玄”学，能左右逢源──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没有了。对於“中原文化发源於巴蜀文化”这类说法，绝不敢茍同；对於“巴蜀文化整个来源於中原”一类说法，也不敢茍同。这里要“玄”说，无论中原文化也好，巴蜀文化也好，其他区域文化也好，大多具有自己的生长点和起源地，主要地应是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但外部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玄”说透过中国古史传说，所看到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百川匯海的发展格局和歷史走向，不把我国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与西方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结合，就能把中国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玄”学在原地──这也许是我国文化艺术求衡演变的一种现象。

二、汉文化艺术起源的求衡演变

我国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是千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原因是我国的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推广得不深入。

例如，有人一方面说，根据歷史记载，战国末秦东伐楚，大量利用了巴蜀的强兵劲卒和布帛金银，“足资军用”，仅司马错“浮江伐楚”，就徵调了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而“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巴蜀成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楚汉之争时，刘邦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中在先秦时是巴蜀之境），以这个地区為战略基地和物资、资源、粮食、兵员的补给地，巴蜀民众大批跟随刘邦还定三秦，為汉王朝的创立立下了不朽功绩。另一方面又说，这个不是“中原文化发源於巴蜀文化”的地方，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灭汉兴，是由於巴蜀文化艺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等几个最重要的子系统，被秦汉王朝相继予以改造，因而很快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引致语言文字、车服器用、社会交往、风气时尚等一系列文化艺术子系统的变化，甚至连服饰也变化了。但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艺术的转形，又不是文化艺术同化。同化是指全面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而转形则是指在基本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由於某些子系统的保留和继续发展，而没有全面丧失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但我国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是否在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存在过？说不要谈，是因只要说不懂，包括说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也不懂，是真诚不知为不知，不乱说──被认为是做学问的高风亮节，这也许又是另一种我国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现象。

1、说起汉文化艺术，有人讲，西方科学理论，从牛顿至今已呈强弩之末，后继乏力。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于数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已成气候，虽几经沉浮，但始终一脉传承从未间断，底蕴相当深厚。

厚积薄发气如虹，民族复兴不可挡。而这类“玄”说的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他们又首推易经。即所谓的无极、太极、河图、洛书、五行、八卦、阴阳消长、天地之理的不易、变易、简易。当然这些人也看到，在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中，也曾惟偏于迷信、卜筮预测，少于唯物客观探索的成份，使原本简单易懂的科学，变成玄而又玄的神学。但他们说相比西方科学，从哥白尼、开普勒的仰观于天文；牛顿的惯性假设、超距作用；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哈勃的红移；以及时空膨胀、宏观天体变化有常、微观量子神妙莫测等，依赖于数理逻辑，详斟细酌，西洋公理逻辑，并非完美无瑕。东土天人合一，绝非一无是处。

为啥？他们说，华夏文明底蕴深，西方科学根基浅。汉文化艺术如坚持用孔老智慧为政，不会阻碍社会发展、民族复兴。而盲从西方科学真理，彻底抛弃祖宗传统，丢根忘本，必将泥沙齐下、玉石俱毁。

他们还把这类“玄”说的华夏文化艺术理论实践，看成是拔云见日，合天地间之妙理，是天人合一成正果而昭然宇宙至理。

他们忘不掉华夏从古到近代的政权及政权人物，就是按易经及天人合一思想和孔老智慧为政的。但到当代的政权及政权人物，所遇到的问题，大家都一清二楚，一览无遗──这不是什么华夏文明底蕴深，西方科学根基浅，而是这两者本是同根，当今交融回归才是根本。

即本来华夏文明在西部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就有了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这是一种有着华夏文明底蕴和西方科学根基结合的顶尖优势的人类社会的政权现象。但后来华夏文明的盆塞海干涸，这种顶尖优势的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一分为二。一部分就近迁移到东部的中原，一部分迁移到更远的西方。现代的“浑沌”的历史学家们，没有西方科学根基的那种实地数十年的考究精神，所以不愿承认有华夏文明底蕴和西方科学根基结合的顶尖优势的人类社会的政权现象，把“玄”说易经天人合一和孔老智慧为政，看成是一种自信、自强、自力。这又是一种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

2、这种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如声称农民评腐朽物理，亘古易经阴阳八卦可推恐龙灭绝。又说历史公正，事实胜于雄辩，任何一方都可以“玄”说当今物理学，日、地、月运行的种种解释如小儿戏语；对撞机无可奈何质子内部的夸克排列。他们问：西方物理全以假设为基础，难道就不能以东方真设为逻辑？东方的真设是啥呢？难道就像我国的一些专家、教授，连球面和环面拓扑不同伦也不分，把不同大小的球面说成是不同的拓扑吗？自知之明，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的必然趋势，不是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所能阻挡的。汉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最终不会是这类球环不分的“玄”说。

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写的小说《神鞭》，讲述清末天津义和拳运动中的一位农民英雄，他用头上毛辫子打人的武功很高，人称他“神鞭”。面对当时高科技的枪炮，他对“神鞭”的传承倍加珍惜，率众英勇抗敌，终于壮烈阵亡。历史已成为过去，21世纪党的十六大要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的文化艺术，与时俱进，对残存的落后治国论的“神鞭文化”类似的“玄”说、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最终会击一猛掌的。

人类社会像一棵大树，千枝百杆，但总会出现推动历史长河发展前进的一批尖顶的人和顶级的地区；跟今天相类的人及地区相较，也一点不会逊色。因此，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的远古史，如果仅自认为不滞后的大部分后发地区的情况作信史，它不是在指导当代的考古；而且欧洲自古先进论的当代高科技考古，也会引偏其跟跑。例如汉代扬雄生长在成都地区，他留下的“信史”可信吗──如他说远古四川，如何没文化，如何落后。但今天成都金沙遗址及三星堆遗址等的发掘，昭示扬雄的“信史”与古蜀文明无缘。汉代的司马迁也如此。

例如从北京和天津公开的20世纪初四川盐亭地区流落出去的五千多年前的碑石文字材料，证明嫘祖黄帝时代，四川盐亭地区是世界文明一个顶级的地方。但是司马迁耻于记下这些繁荣，称为这“不雅驯”，即不合当时历史正统潮流。这类似神鞭文化早就潜藏于民间和宫廷，害得24史照着不用年表著信史。对此，西方人的科技之所以能后居上，他们是对自己的这类伟大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是敢于给他戴上“史学之父”等各种桂冠，也敢于赠他“谎言之父”，而以文艺复兴运动精神，去打造开拓未来之剑。

3、文昌是被神话为远古汉文化艺术之根的人物，但如今在四川省梓潼县的文昌文化，几千年的求衡演变却没有一点“香格里拉”的味道。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联系中知道，七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由于有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两次地质灾变，而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梓潼的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使那时梓潼县成了一处“香格里拉”，真可称它“文明昌盛”。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贵。因为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等工艺，闻名四海。

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并且是后文昌帝君时代的美好追求和洞经音乐产生的基础。但如今七曲山人并不知此，记忆“湖广填四川”多。

4、当代中国不缺的是人才，人才不缺的是知识。知识除管理、英语、计算机和一般的工程技术外，也不缺前沿知识，如微分几何、微分流形、拓扑学、量子场论、量子宇宙学、量子色动力学、量子生物学等。但如果以这些知识作人口普查，城市与农村的知晓率差不多。为啥？前沿知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为何要以此作考察？这是因为科学普及虽然非常重要，但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我国学习现代科学文化艺术，非要有很多前沿科学文化艺术的创新不可。

从王选、黄昆到吴文俊、袁隆平，无不懂得这其中的众多知识；并且只有懂得，才能创新。四川绵阳被称为我国“科技城”,现对比德国中部格廷根这个城市：此市才12万人，正式建城也才792年，但263年以来一直是科技之都。这里学者云集，人才辈出。数学奇材高斯、大化学家韦勒、帝国宰相俾斯麦、中国元帅朱德、科学泰斗普朗克等，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格廷根文化气息极浓，这里为表示对普朗克的崇敬，而改名成立的马普协会，有近2200名科学家，还有1300多名外国籍科学家参加此工作。中国曾有不少前沿科学家，获过马普协的奖学金，到德国“马普”深造过，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古人类DNA考古新秀付巧妹、王传超等。丢掉神鞭造大炮，就要知目前世界前沿有哪些先进的方法：如用量子力学解释历史法：夸克之父、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等著名科学家就进行这项探索。现也可学他们把量子的随机等概率特性用到历史的选择、分叉、冻结的分析上。

如正反信息博弈法、上古年表数学法、起源基因法等──用在嫘祖年谱探索，可利用国内外多处多种信息，进行几何式轨迹作图法类似的交线取舍，确定出大概。其次，获诺贝尔奖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研究中有的需要作假设，如研究正电子、介子、中微子、宇称不守恒、夸克、基因生长因子等时，就曾大胆假设过。如能证实是成功；不行，社会对此也宽容。中国上古史研究为啥不这样，是否不抄死人的书，不闭住眼跟“马普”跑，不唱古人的曲，就是没功底，不严肃，乱了学术空气。然而没有年表的远古文明研究，才真正会带来很多混乱。

5、类似1958年大跃进，我国全民大炼钢铁，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万座，造大小风箱数千万台，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才过60多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70岁左右以上的人，大多都亲身经历过；人还在，可以作证。但未来的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法院因写真实历史的人拿不出这些实物证据，就判他们有罪吗？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的上古史，有过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历史上真有过这种情况吗？因为司马迁、扬雄以来的很多人，都屈服于中原的压力。有的人还跟着学司马迁说，写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地区的历史是“不雅驯”。当然没有年表的上古史，写了确实也无用。今天谁见过把五千年前的嫘祖发明丝绸，写进了正统的编年史，像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一样宣传过。不管朝朝代代的帝王、宫妃、将相，祭祀嫘祖如何地轰轰烈烈，但吃了朝庭饭的学者、史家，把丝绸起源写在东北亚也不愿在巴蜀。为啥四大发明能找出确切的年代，丝绸却不能？就连当年的大总统孙中山，想给中华民国建立个以黄帝开端的纪年，也因内部专家的纷争而告吹。

众所周知，望远镜是17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荷兰眼镜商制造的凸凹镜片的基础上改进发明的。但北京的专家王红旗,为何敢冲破几千年的压力说古三星推发明望远镜呢？道理很简单，望远镜的发明，书上记载的仅是一个下限，并没有决出确切时间的上限。这类似中微子的质量测量，长期以来，权威的理论认为中微子没有质量，能自由地穿过地球，飞得跟光子一样快。现在日、美、中等国的科学家从太阳发射的三种中微子的变化，都证明它们有质量，但因测量的难度很大，目前也仅能决定个上限；下限是零没有意义，但离零多远或多近，实验也还只能一步步逼近。

目前来讲，历史上望远镜的发明，即伽利略发明望远镜的时间，只是该项发明的下限；当然上限说是1万年前也荒唐，但到底离1万年多远或多近，也只能通过科学的分析来判定。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1959年针对仅停留在地槽地台学说上的一次性造山运动的大地构造学，他提出了还有地洼型的多次造山运动。经历40多年的战斗，现在才获得世界的承认。

而在四川盐亭县的学人，近1个世纪以来，也有类似四川盆地继原始海相阶段之后，还有第二次或多次地质灾变的盆塞海阶段的想法。现在北京专家王红旗，关于远古蜀人使用望远镜的研究，是否支持了这种想法？因为华夏的古丝绸，正是在五千年前四川盆地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刺激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经过那时海上贸易的预演，才有后来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航海需要望远镜。而远洋商贸交换中的水晶石一类的东西，恰好为打磨凸凹镜片，送来了合适的材料。因此不说嫘祖做海上丝绸贸易，商船能有望远镜，就是早先女娲跑天水到雅安、伏羲跑天水到阆中的海上贸易，率领商船队，也可能有望远镜。况且，绵阳市平武水晶地区，就产水晶石矿。

6、有人认为，中国上古文明无历史记载。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学不能惯中西的人的短见。因为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就有把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首领,曾记录在案。但直到上世纪末,中国才将《黄金草原》翻译出版。近来一个国际小组的科学家，使用分析人类脱氧核糖核酸的新技术进行研究，把中国族群的3C个“卫星细胞”标识，与世界各地11个族群的细胞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根”竟有部分在非洲。中国卫生部部长、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公布：中国科学家首次采用能覆盖绝大多数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对遍布全中国的28个群体，作采样分析，初步证据提示：今天东亚人群源出非洲；中国南北两大支，可能是先到了南方，再移到北方，并可能是发生在3～5万年前的事。看来马苏弟的《黄金草源》有关上古中国及其国王的情况，并不全是说的白话。

其实，人类社会正是靠着类似这种大迁徙中的体魄与智力竞赛，建立的优胜劣退的机制，才迈开坚定的步伐的。而早在动物界就如此：亚洲燕一般都在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越冬。燕子迁徙飞渡大海是最危险的行动，在当年孵出的小燕，80％左右牺牲在这一路线的旅途上。这是靠自然之力清除弱者的壮举。而像猴群中的争王或岩羊中争交配的角斗，更含有体魄和智力竞争的因素。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社会群体的传承性。即使内部纷争有多次分裂，但最后仍是这些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所以中华汉族有王有名，自盘古起就有之。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支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了原始的部落；又生活近一千多年后产生了第一次分化。

不少与原始集体思维产生冲突的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个体，从各个原始部落被赶到了四川盆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与土著结合在绵阳地区建立了盘古文明。其特征是重视部落大联盟，创建大型的石器分段分区域的加工和交易场所。川、陕、甘、青交界处的岷山到祁连山地区，从盘古到嫘祖时期，都被这里发达的联盟文明选作为，跨地域建石器毛胚开采场和粗加工大工场及作坊的地址。原因是这里条件虽差，但大地震曾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制造石刀、石斧等重型工具的好材料。直到我们今天去考察，都还历历在目。这就是所谓上古昆仓山繁荣的由来。但我国很多学者不承认远古联合国起源说，而坚持北京猿人起源说。这也无妨，汉文化艺术就是在争辩中求衡演变的。

三、汉文化艺术的大国求衡演变

1、有人猜测,世界文化艺术自古至今都是一个统一与分化而又结合的发展过程。汉文化艺术的包含和同化的力量,能使东、西方文化艺术文明融汇。东方文化艺术文明的复兴与创造,将不能分辨是汉文化艺术融合了西方文化艺术，还是西方文化艺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

但这不说明汉文化艺术何来的包含和同化的力量。当然，研究过汉文化艺术是在华夏远古西部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就已经起源，就很好理解。但他们把历史割断，只把目光投放在汉朝，说什么东、西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共同起源是中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世界是从地中海、两河流域到印度半岛的整个区域。人类最早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圣经。印度和波斯起源于里海与黑海的雅族，向东迁徙时与闪族的融合。目前中东的民族与从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的向东迁徙也有民族的交融。而远在中国汉文化艺术形成之前，印第安人迁移到华北后，从西北、华北又经白令峡迁徙到了美洲。

汉文化是在汉朝奠基，才成了中华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源泉，中原才得以在信仰、民族和哲学上统一为儒家的汉文化艺术体系。所以汉族，是汉朝所有人们及其后裔的整体，在统一的汉朝之前的中原全部民族，才成了一个整合民族。即汉朝以先，不同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古中东文化，就也整合入了汉文化；在汉朝之后，只有当中原汉人向南迁徙，以及后来侵入中国的其他民族就成了另外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里他们只看到，人类最早的文明，从尼罗河、爱琴海、两河流域、印度河到黄河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同的体系，从考古学上能看到文物的极为相似，然后看到文化与民族的分化与不同的国家体系；以及从人类学的考察看到，不同时期都存在人类的出非洲与出中东的交流又分化，迁徙传播又创新，民族独立又结合的开放。

这种中原文化艺术源自中东文化艺术论，是否也想用今日中东的某些恐怖主义文化，与中原曾发生的某些革命暴力文化相似，能作证明呢？中原的历史文化艺术和中东的历史文化艺术，不可否认地说明，它们曾分别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重要而又主干的发源地，但它们都不是整个人类顶尖优势文明最早的共同起源地。

中原和中东都缘近海边，而以农耕文化强盛称著于世，这一点是相似的。但中原源自中东有一个悖论，即和有学者认为的，18世纪以前，传统中国理所当然是一个占据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国；18世纪以后，以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为历史传统的西方文明，才成为全球最强盛的文明。此论有一个标准依据是，所谓真正的大国，指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艺术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中原源自中东论是一个小国论，谁对呢？

2、有人说，“大国”是指一种政治文明共同体；中国是农业大国没问题，因为我国的农民最多，在全国占的比例也最大。但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生产与西方一些大国相比，科技含金量不是很高的，生产效率也不是很高。农业大国的中国历史文化艺术悠久，博大精深，为何都有科技含金量不是很高的特色呢？这与中国先是盆塞海洋城邦文明，后是农业文明有关。本来农业生产也需要懂高精尖的科技，例如需要了解动植物微观层次的基因结构，胚胎、种子的繁育秘密，土壤化学和肥力的微观分析等。但早期的农业生产，这都可以暂不管，只要宏观上精耕细作，水、肥、土、种、保、管等跟上，没有天灾人祸，收成一般无问题。所以农业文明见效快，收入明显。

这种明快，从而使很多中国人信奉，科技解释，越简明扼要，或和常理相通，越好。这使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解释科技，也凸显了简明扼要，和常理相通的特色。海洋城邦文明与此不同，要远航，要战胜风浪，要造大船、好船，工艺制造必须一个流程一个流程地完成，必须有对自然深层结构的理解，才能拿出真正有成效的科技与工艺，这如同需要人工制造种子、胚胎一样。艰难、危险，使远古华夏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的政权人物，是以发明创造强者选王称王。

如有巢氏、燧人氏、仓帝史皇氏，成了著名的王者；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成了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远航龙凤经济的一批领头的政权人物。有人认为,正是在那时,形成了中国人的眼光：中国即是整个天下,中国即是整个世界，中国人便等于这个世界中的整个人类。世界主义的“天下”体制，使得中国看起来很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像一个文化体。这是一种超“超国家类型”，所以中国文化艺术是先有一个边缘不定的“天下”，再以华夏多数文化艺术文明的教化力量，吸引周边的文化艺术文明不断内聚，以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但人类的理想，并不是和自然的现实就同步。

例如盆塞海的地质运动干涸，科技进步滞后海洋文明的需要等等，中华早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转让給了农业文明。然而正是盆塞海洋文明，由于已经有世界主义的“天下”体制的眼光，所以强大、先进的嫘祖政权，能顺利地转让給中原的黄帝政权。

3、有人猜测，未来很可能是中国和美国共治天下；因为中国和美国文化艺术的某种共性，是把世界作为一种终极指向。例如，中国人都有一个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其理想越大越好，并具有世界指向。

美国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民族，即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理想制度贯穿于全世界。由于美国是属于西方文明，这与中华文明相反，它是农耕文明在先，海洋文明在后发展起来的，而具有侵略性。

中国从黄帝政权以来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更长于通过交融而起到安定的作用；但其短在于不能造就足够的物质以支持“仁”的发挥。面对西方一些政治家把我们中国目前的和平崛起，看成是一种外向扩张的威胁，汉文化艺术在非主流方面的求衡演变，正处在一个长期的十字路口。例如，有些一种极端主义的抬头。

其一，是单纯认为，实力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而实力最终又落实到军事打击上，所以有强军备武，是硬道理的文化艺术。

其二，是把农耕文明早期的一些儒家经典，说成是“奴化主义”；把一些法家经典，说成是“专制主义”，宣传把中国建成“自由人之国”。对此，第一，我们不反对增强国家的强军备武实力；第二，我们不否认早期的一些儒家和法家经典，分别存在“奴化主义”或“专制主义”成分的思想，但都不能以此，走向极端。如有人把“诗经”中的《诗.小雅.北山》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这是儒家认为，天下人实为是帝王的奴隶，或“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是帝王的奴隶；“大臣”不过是“大奴隶”，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等等。这种说法，如果不分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是一种极端的批判。难道当今哪个国家就脱离了类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现象了吗？

人不能脱离环境，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必然存在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必然存在支配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对此现象的描述，就有了类似“奴隶”、“专制”、“忠诚”、“孝顺”、“民主”、“自由”等概念。对立的集团总是把对立的概念来描述对方，而对自己人要求的“忠诚”、“孝顺”，也是“民主”、“自由”；对方如此，则是“奴隶”、“专制”。

4、21世纪的自杀式的恐怖和世界性的反恐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玄”学文化艺术交融求衡演变，在走向一个新时期。这给我国非主流的极端主义文化艺术正好留下一个反省：类似搞自杀式恐怖的人，他们把袭击目标转向平民而不是军事重地；他们的恐怖行为不是直接保存自己的生命，而是同归于尽。这一超常规逆天灭人的伦理，将迫使“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回归不言自明的科学和谐社会观。

因为所谓“民主”、“自由”的地方，对此也要对自己国内搞自杀式袭击平民目标恐怖的自由人进行限制吗？“极权主义”的强军备武，在希望别国更加“民主”、“自由”，好让搞自杀式袭击平民目标恐怖的自由人进出他国。但到头来自己的“极权体制”，还得有“民主”、“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本国的科学和市场才能发展。

非主流的文化艺术类似也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而且每个时期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存在和出现，都有“或逻辑”的理由。而在这轮竞争交融后，下一局还能保留和出现的文化艺术，也许会增加一些“与逻辑”的成份。例如，以西方实验医学为代表的现代医学，是世界的主流的医学，它的各种技术进步也很快。但类似由于它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在有的国家或地方，一些平民负担不起，于是寻求简单有效和副作用少的非主流的民族医学现象，仍会存在，当然也还有其他理由。

5、非主流的存在，也是生物主流进化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它们还有着更多和更深层次的平衡及制约因素。把这种哲理引进文化艺术，我们看到，有时文化艺术创作的动机很容易推测，但却很难回答为什么同样的动机，没有促使其他民族创作出同样的作品？有人认为，文化艺术首先并非为了美和欢乐；“生于贫贱，死于安乐” ──来自社会内部，总的潜趋势实质，才是决定性的。

其道理是，文化艺术依附的各种各样的农耕文明，缺少海洋文明那类直接的不可抗拒的死亡威胁的自然压力，而偏重于人事，建设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例如，一种情况是，游牧民族往往是成熟的早期文明的摘果人，即使它们在文化艺术上，却往往又被原先的文明所征服。因为早期文明衰微之时，游牧民族的野蛮却充满活力，能给这种盛极一时的早期文明，以其致命的打击。另一种情况是，农耕文明成熟之时，对权利、财富、奢华生活的追求，便愈演愈烈。就像整日躺在安乐椅的贵人，即便身体健康也会生褥疮。加之它把农耕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的明快，来强求科技解释，要与常理相通或简明扼要，也带来多种多样的弊病。如它让很多人看不到科学研究本身的艰辛；简明扼要的科技解释，也要建立在对复杂性了解的基础，才有可能。

我国不少学者，研读了西方现代一些语言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福利经济学、法学、宗教神学等名家的名著，对比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名家的名著，深感我国的科技含金少，是其中最大的区别。即西方有几百年历史悠久的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之下，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做基础。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名家的名著，虽不直接硬用自然科学，也暗含自然科学类似的骨风。而我国一些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抄了不少现代自然科学概念，也难掩饰落脚数千年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韵味。

即又回到本文开头有人的提问：老拿老外的东西“玄” ，中国“玄”学之新生，又何在？也许，就是在有人批判“诗经”的天下人，实为是天下奴的格局中，仍坚持还是多做些，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赶超。这种人越多，才是汉文化艺术，大国求衡演变和平崛起之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