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

张帆：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

──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

张帆

所谓革命，是指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死亡，在这个生死交替的过程中，新事物逐渐发展壮大，由非主流变成主流，而旧事物则从主流逐渐衰亡，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铁律！王德奎先生认为，专家一定圣明，主流永远正确，这不仅违背历史的基本常识，更说明他对于什么是科学革命毫无所知！

在工业革命之前，使用马力是社会的主流，以“马力”作为功率单位就是这个历史遗迹。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当初就是非主流，当蒸汽机车第一次在街头行驶的时候，曾被看作是怪物。然而蒸汽机终于革了马力的命，成了工业革命的主角。特别是当蒸汽机代替了船舰的桨橹和风帆，英国的资本主义更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远航。想起来那时的蒸汽机多么地不可一世，然而它也逃脱不了从主流逐渐衰亡的命运，这回是内燃机将它赶出历史舞台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哪有什么不被淘汰的主流？

我们挑战某些主流科学，就是为了淘汰它，因为不淘汰它，非主流的科学就不能登上历史舞台，这是按历史规律办事，是“替天行道”。其实坐上了交椅的科学家排斥和压制异己的事情，科学史上不乏其例，就是牛顿也曾经有过遭受压制的经历。当时压制牛顿的就是发现弹性定律的胡克。胡克不止一次地当面奚落牛顿，搞得牛顿很郁闷。有一段时间牛顿只好逃到乡下，只到胡克先生去世，牛顿才出了头。不过当今排斥和压制异己，有着一个新特点，那就是以圈子里来压制圈子外。这个圈子，据说叫做“科学共同体”。王德奎先生其实也遭受过排斥和压制，据他自己说，他也被打成了“江湖科学家”。所以我不明白，王德奎先生何以要独创“科学地球村”，连地球都扯上了，这不比“科学共同体”更霸道？

王德奎先生还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我猜想王德奎先生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按照经典遗传学的观点，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能杂交。可是袁隆平在田间发现一株优势非常强的水稻，第二年把它种下去，结果子株发生了很大的遗传分离，高矮粗细不同，生长期也不同，呈现出来的完全是杂种的特征，因为只有杂种才会有遗传分离，纯种是不会有的。袁隆平当时就想到，如果他选的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就推翻了经典遗传学认为水稻不能杂交的结论。于是他以后许多年的艰苦工作，就是反复验证他的这个想法，终于培养出优良的人工杂交水稻。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

读王德奎先生的文章，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据他的那篇《纪念…50周年》的宏文所说，他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握手，反说他是“江湖科学家”。有一个童话，说是蝙蝠飞到鸟面前说，我会飞，我是鸟。鸟说，你不是鸟，因为你没有羽毛。蝙蝠只好去参加兽类，兽说，你会飞，你不是兽。于是蝙蝠既当不成鸟，又当不成兽，只好在黄昏孤独地起飞。

（摘自2008年8月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吴水清会长主编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

张帆：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

──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七

张帆

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的演讲中，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说了如下的话：“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譬如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希尔伯特空间、黎曼几何和纤维丛等，今天都是二者共用的基本观念。这是惊人的事实，因为首先达到这些观念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曾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完全不同的传统。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

杨振宁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与王德奎先生的“自恋情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王德奎先生是如此地钟爱自己的“大一统理论”，认为它在逻辑上的自恰、体系上的自足，无与伦比。我虽然不同意“三旋圈量子”是物质的终极结构，但从数学上破解它的自恰性与自足性，同样是一个难题。同样，当今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几乎都是自恰自足的，不可能大家都正确。那么答案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佛学的认识论中，佛学认为，人所认知的事物，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自心在事物上的投射。在禅宗佛教中那个著名的“风动还是幡动”故事中，六祖惠能对辩论的僧人们说，风也未动，幡也未动，乃是你们的心动罢了。这个故事就是禅宗认识论的通俗版本。

如果这个故事还不能使我们领悟其中的思想，那我们就再说尼古拉·库萨的认识论。德国思想家尼古拉· 库萨和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都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先驱，只是由于布鲁诺惨遭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更为人们所知。库萨说，人创造了一个“观念世界”和一个艺术世界，“以观念方式存在的事物和艺术形式是人理智的摹本，就像上帝的造物是神的理智的摹本一样”（详见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324页）这里库萨用了“摹本”一词，请注意他说的“正本”则是“人的理智”。这就使我们想到前面说过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总之，无论是佛学的认识论，还是库萨或者康德的认识论，他们共同想说明的是，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着世界，恰恰相反，人是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人造的世界中，事物不是它自身，而是人思维模式的投射。

按照这种认识论的解释，牛顿力学是物之运动在三维空间中的投射,狭义相对论是物之运动在四维时空中的投射，广义相对论是物之运动在黎曼几何中的投射，量子力学是物之运动在希尔伯特空间的投射，非阿贝尔规范物理学则是物之结构在纤维丛几何中的投射。这里三维空间、四维时空、黎曼几何、希尔伯特空间以及纤维丛几何是不同的思维模式，如果把它们比喻为电脑运行的不同软件，那么牛顿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非阿贝尔规范物理学就相当于电脑运行不同软件的时候，物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不同图象。

总之，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还是数学，都要凭借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进一步说，我们研究物理和数学，只是利用物理和数学的平台，张扬的却是自己思维模式。更进一步说，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人自己。这就是禅宗佛教的核心观念──“即心是佛”。或许这就是杨振宁先生所期望的答案，物理和数学就是因为这个答案而“殊途同归”。这也是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为什么都可以自恰自足的答案。

（摘自2008年8月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吴水清会长主编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