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的未了心事：愿文化大革命定罪能平反

　　张建智
　　一眨眼的时间，王世襄先生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
　　记得香港董桥写过《王老的心事》一文，说，“王世襄先生是个知足的人，也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知足和不快乐我都见过。”他还说：“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世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21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这些话，使我想起王老入住北京朝阳区中医院时，我去看他，他曾用吴语与我低声谈及，尚有一件心事，总缠绕于心底，未曾了结。当时，我也未细问，不知其指。读了董文后，茅塞顿开，忽然想起，王老逝世的前一年，曾用快件特地寄我一本《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此书，厚重如砖。在此书523页，王老亲书“王世襄小传”介绍自己，那是他老人家用颤抖的笔，写在这书上的自况。现特录之：
　　“五十年代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反运动’关在东岳庙，日夜逼供四个月。随即送公安局看守所，手铐脚镣十个月，并传染上肺结核。因查不出问题，公安局命取保释放，但无任何结论。同时收到文物局和故宫通知，已开除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我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九五七年党号召帮助整风，我据实陈辞，又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通知我摘帽并到文物系统工作。一九九四年退休，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二八年一月，中央文史馆编印文史馆馆员诗集。本人列入编委会，但因年老未参加工作。作者诗前均有小传。本人传中有数语可视为对我过去的结论。（见用笔划出的一行有半。）因本人过去遭受的不幸事件，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当年文物局、故宫、公安局的人员均已逝世，只好由直属国务院的中央文史馆来做结论了。王世襄，二八年七月。时年九十有四。”
　　王老生前是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王老为了说明自己业已平反，特镂空一张纸，将上引文字粘在此书523页，立此存照。试想，对于一个九十四岁耄耋老人，要花多少心思。王世襄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机会，能还他一个公道。在没有上级部门或主管单位、领导可给他平反时，他唯一能引以为据的，就是这本中央文史馆编的《缀英集》了，似乎它可以代替一纸红头文件。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全碰上：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全家被赶出了北京城；他与夫人袁荃猷都下过干校，可谓样样不落。但这些运动，他似乎无所谓。谈起反右，王世襄记起的，只是跑西山捉蝈蝈；说起“文化大革命”，则记得大柜当床；而回忆干校艰苦生活，他说的是大摆鳜鱼宴的经历。那么多运动，带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
　　唯有“三反”中的经历，在他一直是锥心之痛，始终难以释怀。对这次运动，王老特别顶真。真的，当你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与盗窃”，一个方正做人的书生，因此等罪嫌拘囚入狱。虽然最后因没有任何证据而取保释放，但也没有给正式结论还他清白。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
　　这确涉及人格、品质，涉及做人底线，对一个清白做人的读书人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侮辱。于是这成了王老最放不下的心事──五十年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这一件往事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跟谁去说呢？寻求法律，事情早过去了，找领导，也早换了人。至今，只剩下历史，还欠王老一个公道。为了这“上承千年风雅，下启一弯清流”，他于生命的最后时间，只能可怜地求助于一本“文史馆员的诗集”，以自我慰藉、自我证明──还他一个清白人、一个大写人！在王老已归道山五周年之际，读他的手迹告白，想读者自能领会其中绵绵的哀思罢。

源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