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定义、发掘整理、保护利用研究述评

源自：贵州民族报  : 陈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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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工作可以追溯到1983年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此后便开展了针对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校勘、出版等工作，近三十年来，可以说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绩。首先是对少数民族古籍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的明确。少数民族古籍的时间范围：主要是指在1940年以前用各种民族文字写成、刻印的一切文献载体，包括以汉字作为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口碑文献。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包括以1911年为下限，而有些可定义在1949年以前的口碑古籍和文本古籍。以包和平、何丽等学者为主流观点，将少数民族文献大致分为口碑文献和文本文献，在许多无文字的民族里，口述历史同样作为一种载体形式。
　　随着研究者对西部民族古籍文献的深入发掘、整理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三种特征给予地方研究者的启示，使他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地方文化的发掘整理之中，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甄别，强调该区域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特点，延展了古籍的概念，不少学者将西部民族地方文献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
　　《贵州民族古籍出版的传承与发展》作者孟豫筑认为，贵州的民族古籍便不同于汉文古籍，因历史原因主要以有文字和无文字的方式存在，其表现形式有四种：
　　第一：文献古籍。通过少数民族文字记载传承下来的，如彝文文献和水书文献，汉文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史料，以及以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资料;
　　第二：金石铭刻类。有锡铜银合金浇筑钟铭、岩刻、碑刻等;按文字分，有民族文字镌刻、汉文镌刻以及民族文字、汉文合刻碑，铭刻类古籍中还有一些是封建王朝颁发给各民族土司的印章。
　　第三：文书类古籍。此类古籍文献内容包含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起义所发布的檄文、文告、民间契约、法律文书、土司委任状等;
　　第四：口传古籍。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形式有神话、英雄史诗、传说、故事、民间叙事诗、歌谣等形式保存在各少数民族杜区;《三十年来贵州民族文献资源现状调查分析综述》的作者之一──陆光华认为：贵州民族文献主要有两大类，古籍文献，是以各种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第二类就研究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文献。不少学者不仅延展了古籍本身的概念，也将民族地方文献的研究纳入到估计研究的范畴之中。
　　贵州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苗族、侗族、彝族等文献种类最多，分别占到24.33%、10.88%、8.69%，其他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甚至开发不足10%，这意味着其他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开发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从80年代开始至今不过短短30年余年，其研究和理论建设不同于汉文献长达百年的研究历史而发展出如训诂学、版本校勘学等诸多分支学科，学科建设也较为系统科学。古籍类在国内的相关学科发展缺乏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例如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博物馆学等学科之间交互性、交融性也十分欠缺，导致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人才培养在根基上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相关专业人才难以学以致用，即便如此，在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翻译方面，不少学者针对此专业特征做出了相关的原则和方法论的研究。
　　学者包和平认为：民族本身的地域性、复杂性、多样性特征增加了民族古籍发掘整理的难度，在整理翻译文献上理应做到以下几点原则，首先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的基本原则，从事这项工作在专业上与其他翻译工作一样，遵循“信、雅、达”的原则，其次，语言特点是民族古籍文献中最生动、最富有民族特色之处在翻译的时候有必要给予注释或阐述以便于读者理解，这也对于古籍整理翻译人员有着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民族语言理解上的要求。伴随近年来加速的文化变迁，很多古籍中的字句所表达的语境已经无从考证而导致理解不准确，这是在所难免的，但应当在译文中注释加以说明，让读者知晓，哪些问题已经解决，而哪些问题尚有疑问。
　　民族古籍文献虽说流失严重，但保存下来的数量也蔚为壮观，民族古籍翻译底本的选择和筛选，受到人力财力时间等因素所限，先规划后整理就变得很有必要，筛选工作应坚持以下几点：选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民族古籍，选择能反映各民族特点的古籍，在相近或相同的版本中优先选择年代久远、书写工整、全书完好的，在同书异抄的古籍版本中优先选择脱落衔误较少的。
　　保护与开发是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重中之重，古籍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饱含人类历史传承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全球化与现代化不仅对延续几千年的东方文化传统形成强烈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又该如何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文化冲击中得以保存，危机重重的命题使得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和开发具有非同一般的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
　　《西部地区民族古籍的保护与开发》作者莎日娜，梳理了自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在民族古籍普查、收集、整理、编译出版等现状，七五期间，全国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有近1000种，九六年全国共抢救少数民族古籍12万余种，以整理11万种，出版了40个少数民族共3000多种民族古籍，以及西部古籍收藏保护的特点，她认为卷经收藏是西部古籍的特点之一，以纳西族《纳西午谱》和《神路图》最具文献价值。并且，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以其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与当地考古发现形成互补性，如殷墟甲骨文与敦煌藏经洞内的古经都是在西部发现的重大学术成果，对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重点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她探讨了在网络新环境下的古籍保护与开发，网络化传播途径，信息化的普及、国际间合作交流的促进为古籍开发手段开辟新的天地。
　　《古籍保护与开发的策略与建议》作者刘家真、程万高认为：古籍的保护与开发相互关联，形成开发维护再开发的良性循环系统尤为关键，而开发则是该系统的原动力，作者审视了目前古籍开发思路和手段单一，利用面窄的现状，借鉴台湾地区开发古籍的经验，将民众参与与古籍数字化等方法引入国内的古籍开发保护中来，并认为古籍的开发与民众的认知息息相关，让古籍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通过组建不同类别的文化元素库，加工文化类商品，将古籍数字化编成故事、剧本、或学术性产品，建立具有市场价值的专题数据库等形式，让民众参与到古籍的建设中来，让古籍文化与民众认知共同成长。
　　在何丽《论民族古籍的保护与开发》一文中认为：现今民族古籍的分存于各种文化事业机构之中，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标准化与规范化的管理更谈不上，基础性的工作包括：整理编目以及编制联合目录，以便将民族古籍以及相关文献纳入流通领域方便读者查询;研究宣传民族古籍文献，让更多人了解民族文献的特殊价值;微缩与影印出版;与此同时她提出处理好古籍的基础性开发与深层次开发的关系是保护民族古籍的重点，受人力物力财力所限，保护与开发不可能多种措施和方式并举，否则风险太大，得不偿失。
　　对于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和古籍资源在实践层面如何实施和整合，不少学者认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在协同方面有着自身优势。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收藏保护与研究利用基地建设，更好引领古籍保护事业，担当“救人、救书、救学科”的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与保护责任，让更多经历劫难、饱经沧桑的少数民族古籍得到科学保护、有效利用和永续传承。
　　综上所述，西部少数民族古籍的建设发展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深入，既面临着严峻挑战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伴随网络化、大数据发展的前景，西部少数民族的古籍发展和文化研究也正在实践着，如布依族字典的编撰，地方性双语班在地方高校开课，地方历史文化平台建设等，高校与之相关的文化部门的协同研究，民族地方高校的实践参与，整合编目的积极展开，政府的战略发展统一规划，无不展现出一种新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