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客家话与亚文化圈研究

程世平 张雪山

在四川地区，至今保留着一种与四川官话语音语调差异较大的客家话，俗称“土广东话”。据信四川客家话源自顺治末年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填川政策约百余年的大规模移民潮，至今已有七八代之继。然而近半个世纪来，客家话在四川地区迅速萎缩，原有的客家话区域已经逐渐为经济发达城镇地区的主流话语(普通话、四川官话)覆盖。由于历史与经济发展的原因，客家话原本就仅限于农业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现代工业化与中心城镇经济的发展，作为与四川官话(北方语系)不同的汉语类别之一，客家话逐渐成为主流语言外边缘化的“语言孤岛”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一是客家话已经退出社会的主流话语平台，甚至可能在主流语音普及(推广普通话)背景下成为即将消逝的语音遗存;二是客家话在特定的社会聚居区域长期传承，其以话语语音为表征的文化内涵具有典型的亚文化形态。

一种话语正在消逝，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亚文化圈正在萎缩乃至消弥，然而它却承载了太古老、太久远、太神秘的历史信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音载体，客家话呈现的亚文化圈至少应当作为当前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认真地加以整理。客家话汉文字字符信息与汉语南北语系在字源学、语音学上的对应互通(四川地区客话仍保留着汉文字的中古音韵)，其由河洛话一闽南话一客家话的语音区域流动演变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迁徙史，最能说明社会族群迁徙的移民现象和复杂的文化信息。从这个意义讲，研究四川客家话的亚文化圈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将对研究中华民族的聚居迁徙史、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客家话语符号在客家移民族群社会中的价值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移民迁徙史。维系、连结、支撑移民族群发展的载体主要是语言符号而不是其他。近据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安东尼·玛纳克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撰文称，人的“语言天赋”诞生于人类、黑猩猩和老鼠“分道扬镶”的FOXp蛋白质的一个氨基酸基因突变，而这个关键性基因突变发生在距今大约十二万到二十万年之间。保守地估算，前推至大约十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人类便可以用语音达意了，而人类文字符号的发明和使用则不过区区数千年。仅此，则可知话语符号在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大于文字符号的重要作用。按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瑞士〕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所表达的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诗性智慧”(sPPienza Poetica)，语言的音符词义更接近于心灵“永恒的结构”。语言(语音)符号是伴随着人类文明源起的关键因素和共生现象，它有着远比文字符号更久远的历史信息。如果我们要研究语言现象，最佳的切入点莫过于对移民族群话语变迁的关注。因为许多的移民族群大都有语言、有历史传承却无文字记载，而其间的口述史和语音变异似乎更能提示族群生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对于移民族来讲，语言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相通的话语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种与其他文化圈相异的话语氛围，才凝聚了特定的聚居族或移民群。如公元前586年(中国春秋的时候)，犹太国被巴比伦灭亡，此后，犹太人便离开了耶路撒冷，散落到世界各地。犹太民族流离他乡，没有祖国，唯有语言;而恰恰是语言(以犹太-基督教为表述核心)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最终重建了自己的祖国。同样道理，客家移民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离他乡，却始终不忘自己传承的根系。多少代以来，他们在自己祖祖辈辈熟知的语音中才真正感受到故土家园的氛围。异乡的劳作，乡思的情结，使客家人在宗祠祭拜、谱系传承、望祖归宗方面具有更加强烈的情感，因而也更典型地表达了中国古老的原始宗教的祖先祟拜的文化心理。中国的宗教具有世俗化、民间性的特征，其与社会内在世俗宗法制生存方式有着高度的同一性，我们曾将其宗教生活的特征定义为“具有广泛意义的祖先崇拜”。据C.K.Yang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说法，中国的宗教是一种普化的(diffused religion)即非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 veligion)宗教，其教义、仪式、组织与世俗生活方式混而为一，与西方宗教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客家话在文化精神方面包含着厚重的中国社会以祖先崇拜血缘纽带关系为核心的民间宗教因素。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原因在于客家人历来遵循“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训，他们视语言的亲情为精神的纽带，在客家的话语中，中原河洛的客家先祖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和道不完、表不尽的谈资。因此，客家方言无疑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他们要恪守的不光是赖以生存的田产，更看重的是他们何以来，以此断定他们的何以求。在四川移民聚居区，他们普遍的并不富裕，可以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背向皇天面朝土，以农耕劳作为自己唯一的生存来源，但是，他们却能节衣缩食，集资解囊，修建会馆，以异地移民之身，寻求望祖归宗的宗教文化精神，为族群建构心灵的归依。在外人(所谓本地人)眼里，各地移民会馆看似攀富斗艳，修建会馆和祖祠，其实那是他们除语言之外最能表达宗祖依归的实体符号，实在是他们精神语言的外延，最典型地展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根基。语言是无形的精神家园，会馆则是有形的物质居所，其社会功能都是将移民社团的人心联系在一起。

像当年谓之高唱国际歌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一样，客家话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移民族姓客家人的同宗同根。据肖平《湖广填四川》一书所述，移民的客家话和会馆标志，无不托寄着他们创业生存的艰辛、悲壮与欢乐，共同的语音构成的同宗同族情结深深地埋藏在他们心中，正是基于此，当年七名由江西入川的东山客家汉子，劳作一身，终身未娶亦无积蓄，然而死后仍被当地客家人隆重就地合葬，并以石碑铭之。可见，客家移民能够世世代代异地繁衍发展，其与客家语言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因素直接相关。

二、客家话与亚文化圈

社群聚居迁徙是语音传承流动的基础和前提。客家话的形成、流向与变迁表明，客家话是随着中原地区聚居民大规模迁徙到江、浙、闽、粤、台乃至海外等地区而呈代际传承方式迁播的，这也是客家人的语言在社群聚居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因素。当然这里也包括近代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社会商品经济流量较小，移民族群社会相对稳定，缺乏与其他族群的广泛交流有关，其语音传承也相对固化，尤其是在非战乱的时期。但客家话在社群迁徙与聚居区域变迁的历史流动中无疑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客家话的话语信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从主流文化演变为亚文化的过程。今天看来，四川客家话联结的移民聚居区已经形成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的较为典型的亚文化圈。就是说，客家话的话语信息流量逐步变小，其话语内涵大都停滞在农业文明时代，甚至成为被现代社会所排斥的一种话语。但同时，客家话在大多数客家人聚居区，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与社会交流的主要话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也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尤其是带有遗存性质的语言，更是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包藏着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基因。在四川地区，客家话被认为是与四川官话同样的方言之一。但在所谓“湖广填川”的迁徙中，客家人是作为外来民而生存繁衍的，其社会阶层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话语权的亚文化圈的定位。但是，文化多元共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样态，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圈包括语言(方言)同样是社会诸如政治、经济、宗教等主流文化这一“巨型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

客家话亚文化圈在20世纪50年代后更是加剧衰落，也跟人为的政治、经济因素相关。上世纪50年代初，沿今成都市中心春熙路以东的客家人农耕繁衍，世代均互通客家话。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的趋于一统和工业化建设的大面积挤压，即新政权所推行的政治一元与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带来的华文语系语音的历史性巨变，有如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所言:“语言从方言到国语，文体从文言到白话，注音从反切到字母，字体从繁华到简体”，语言弥差异，文字趋一统，成为20世纪华文华语变化的总趋势。众所周知，四川东山客家话人为消退的过程，也是大一统的单一文化形成的过程，其对于当代多元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伴随着20世纪冷战结束，人为的“柏林墙”倒塌并倡导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人类价值观的趋同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也使全球性主流语言或地区性通用语迅速扩张(如英语的普及、汉语普遍话的推广)，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是，在这一不可避免的语言同化过程中，语言差异的迅速消解对于人类文化发展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甚至对于正在扩张的主流文化本身带来灾难性后果。语言所承载的是看不见的历史宝藏，与主流话语不同的语音、语种的消失，正如同工业化时代人们在千方百计营造大帝国创建新都市时对古城堡古城墙古祠院的随意拆除一样，当后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发觉失去传统依托的生态空间时，已经悔之晚矣。

在今天多元价值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价值观念中，差异本身就意味着统一和发展。所谓和谐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就是要体现多元的、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文化精神。但令人遗感的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着主流话语的扩张挤压与弱势话语的日渐消退，它的后果，将是随方言话语的进一步消失带来亚文化生态圈的迷失。这是一个值得当代政治家与文化学、语言学家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三、客家话:多元文化的和谐之音

文化语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勿庸置疑的。甚至按照人文社科学者的观点，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进步中，语言类别具有政治、经济所难以企及的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根据韦伯学说的传统，以及弗朗西斯·福山(1995年)、苏伦斯·哈里森(1985年、1992年 1997年)、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和罗伯特·普特南(1993年)的观点认为，文化传统是持久的，影响着今天各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在文化的社会功能作用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是一个相互更替与交互影响的过程。事实上，在人们熟知的主流文化社会诸如基督教新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和东方的儒学社会发展中，其主流文化的话语权无不是由亚文化形态演化而来，也都离不开相关的亚文化社会区域不同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的互动影响。不同社会形态的差异和区别，表面看似乎可归因于政治制度或经济结构的不同，但从社会形态根本而言则是文化生存样态的差异，即不同文化价值的差异。主流文化区域的语言由各自不尽相同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不同的思维模式，按当代西方著名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亨廷顿的看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冲突，不会在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分界线上，而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模式(区域)的分界线上。当今世界美伊冲突、西方的“中国威助论”等，其实都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根本因素。全球一体化面对的真正难题，并不是意识形态观念(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难以同一，而是不同文化区域价值观“多元同构”的矛盾。从文化价值观讲，当代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源于欧美“自我表现的价值观”难以真正取代“集团主义生存价值观”。

具体到语言，人们在20世纪理想主义梦吃消退后，才发现真正面对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冲突掩盖下由宗教传统所定义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一个奇特现象是与不同语系的文化区域相关。按语系的不同，可以大体地区分不同的文化价值范畴。我们可以看到同属英语文化区域的国家，尽管地理位置远在半个地球之外，但其文化的价值观却惊人的相似(如英国、加拿大、美国);而同属汉语言体系的东亚国家，尽管社会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但其“生存价值观”的东方理念同样十分相似(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参见亨廷顿对世界文化区域的划分)。这分别与希腊语、拉丁语系地区“自我表现的价值观”与以汉文化为主流话语符号的东亚文化区的价值分区有关。后者共通的特点是:“某个单一明确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狭隘民族主义伴随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成为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对于东方国家尤其汉民族“祖先崇拜一家族一皇族”的社会文化模式，金克木先生比喻为“有一无二的''皇帝教''”社会，可谓高度概括。

因此，尽管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希腊语、拉丁语系借助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全球一体化)中以侵蚀其他传统价值观的方式在变化，但却几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自不同语系的宗教冲突以及狭隘地方观念的抵抗和原生态文化差异的执守。可以肯定地说，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长久性存在及对主流文化同化功能的消解等仍然持续地影响和作用着这个世界，有的甚至还可能化解并生成新的文化价值观，以弥合文化间的差异，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新的出路。

但遗憾的是，英语几乎成为世界最广泛应用的通行语，成为全球价值信息输出最频繁的语言，其“自我表现的价值观”正在成为全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在我国大陆，英语正在作为一种功利和时尚备受推崇，并以国家的行政力量融汇为一种强制性的考评制度。当前所谓“母语危机”所蕴涵的，是一种对文化危机的优虑和警惕。

如果说华语在世界话语交流平台上感到了“母语危机”的话，客家方言的“语言孤岛”现象则预兆并象征了这场危机。缺乏文化价值内涵的单一话语是没有生命力的。正如维特斯坦所说，实际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离开社会博弈的场景而孤立地存在。据证，四川客家话语由中古时期的中原“原生地”历经社会急剧动荡变迁以及大范围的迁徙，又经近代移民“返迁”，其语言本身的变异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和研究空间。可以说任何一种语言变迁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话语权力的“市场占有与市场支配”。1949年之后客家话大幅度地消退，同时又“顽强”地坚守着客家人农耕生存的区域，其原因同样在于语言发展本身经历着主流文化话语权力的侵蚀与亚文化语言的执守与抗争。

20世纪华语华文的“巨大变化”，在于思想统一与观念普及中差异消弥带来的语言特色、语种生命和方言类别的弱化。殊不知，在单一的思想、单一的语言集中表达“集团主义生存价值观”的话语强权背后，隐藏着多元话语权力的“巨大流失”，即大陆地区华语华文在中华文化传承上的集体失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话语颠覆，在一次次反反复复的“文化革命与批判”声中掐断了文化传统的根续，陷人文化语言的自我迷失……客家文化语言及其文化生态的萎缩正是这一集体失语的具体写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破除封资修”的文化颠覆运动中，有多少类似客家移民会馆或宗祠被公社、大队、乡镇机关随意占用，会馆或宗祠徒有其表，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化功能和在客家人心中的凝聚力。更加之主流话语借助城乡经济体制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占主导地位的北方语系推行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而客家族群仍然延续着千年来的自耕农经济……计划经济的二元分配制度加剧了这种缺乏市场交流的孤岛生存方式。因此，对四川客家方言文化区域研究，不能不涉及客家方言所标识的亚文化圈现象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客家亚文化圈的弱势与中国社会长期积淀的“三农”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们关注和研究客家语言及其文化内涵，还因其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高潮中的边缘形态，反而得以顽强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世俗情态，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可待发掘的初女地。如果说犹太-基督教曾经历了百年异教纷争与战乱洗窃，幸有修道院的密藏和修道士的守护，大部分宗教典籍和手稿保存完好而使其留下了传播的火种，那么，中国民间社会在宗祠、典籍乃至家传族谱被毁弃，甚至在主流话语的全面监控与整肃下仍然以话语方式保存下来，则体现了中国民间世俗社会惊人的文化传承能力。它的传承方式，恰恰表明中国的宗教是一种普化的(diffusedreligion)即非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 veligion)宗教，其教义、仪式、组织与世俗生活方式混而为一，具有广泛的、散点式的民间民俗特征，毋宁说是中国社会生存的独特生活方式。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厘定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大凡改朝换代的新朝皇主，都要定历法、修文字，统一纪事符。符号系统的整理和一统，是统一人心的前提。所谓王道、治统是也。然而在今天，差异性、多样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必要前提。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形成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才是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元文化可以避免文化的单向度虚假繁荣，避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消失，更重要的是:“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阿克顿)。

如前述，尽管同种语系的不同方言并不能解释价值观的文化差异，但其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价值多样性上所表达的不同的文化诉求，则客观上为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因此，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者，如何调整文化政策，尊重少数亚文化区域的宗教文化传统，实现主流文化与区域亚文化的“多元同构”，达成文化的互补与和谐，是社会安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面对文化差异，我们不是要想法消蚀它，而是要在把世界不同文化联结在一起时有意识地保护它、保留它，哪怕是一种遗存，也要还给它一个真实的历史面庞。只要承认不同文化渊源构成的语言区域范式，就必然承认不同文化价值观合乎逻辑的差异;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道理的同一，在于多样与差异才是发展、同构、统一的前提;和而不同才是和谐的本真意义，也是当今世界自由价值理念的真谛。作为汉文化汉语言同种族同语系的四川客家方言来说，其与四川官话、普通话在文化构成上历史话语的差异性，显示出它在汉文化传统社会生活方面的同源性。语言的历史传承与流动变迁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因此，作为汉语言亚文化语音类别的部分，客家话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相当的保护与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客家话的迅速消退，已经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认为它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对客家方言的研究与整理变成一种简单的怀旧或回忆，把它仅仅作为一种语言遗存，相反，正是在这种日渐消逝的话语中，它所蕴涵的从古到今的信息密码不仅将为我们揭示古老而新鲜的内容，还将从先祖代代因袭的历史信息中为我们提供跨向未来的参照。



程世平，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

　　关注客家话，保护客家话语种，就是保护历史。这种保护，远比开掘文物考古要现实得多。保护他，就是在保护世界文化。客家的，就是世界的。

一种语言是否有生命力，这和诸多社会因素有关系，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成都客家话，不代表成都主流语言，能否长存下去，因素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