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出生 四川绵阳

欧阳修出生 四川绵阳
　 全国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在欧阳修出生地四川绵阳隆重召开


2004年4月28日至29日，作为我区参加科博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由区管委会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绵阳三江文化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全国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在南湖接待中心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和绵阳本地的有关专家、领导共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市人大副主任、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杨才玉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围绕欧阳修文化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进一步挖掘欧阳修名人文化对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形成如下共识：欧阳修出生绵阳，祖籍江西吉安，今后绵阳、吉安两地携手推动欧阳修学术研讨和文化价值的挖掘；欧阳修是一代宗师，是世界级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史学成就和支持改革、为官清廉的良好形象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一致赞同绵阳加大宣传欧阳修的力度，进一步寻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积极筹办2007年欧阳修诞辰1000周年纪念活动。

六一堂是为崇祀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而修建的，是绵阳史上名传遐迩的古迹之一。欧阳修出生绵州，在绵州度过了 幼儿 时期，他为官后常缅怀父母和自己在绵州时的清苦生活，对绵州山川风物，充满了纯真的感情。他一生高风亮节，在文说史说和德行上对后世影响颇大，有“文章道义，百代宗师”之称。欧阳修逝世后，绵州人专门修茸了六一堂（地址在今绵阳市解放街市中区司法局内），从宋仁和年以后至民国这数百年间，六一堂虽然屡废履兴，但仍保存到20世纪30年代。



六一堂兴衰 南宋时期出版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觉》记载：“六一堂在司厅。欧阳观为推官生子修于此，后人因以为堂，在今州署二堂东今祀”。《方舆胜觉》是研究北宋时期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公元1225-1264年间，这证明了六一堂1225年前就矗立在原来推官厅廊户内，到1264年倒塌。这一记载与宋代著名诗人唐庚的诗序完全相符。唐庚出生在四川眉州，宋熙宁中在绵州为知州，他的《眉山集》中，有一篇关于六一堂的赋，赋前有序云：绵州司户廨舍，旧为推官厅，欧阳文忠公生于此，近岁陵井，谭望勉翁为参军，茸一亭与厅事之东偏，号曰六一堂，余闻而嘉之，乃为赋“我思六一翁，羽化四十年，虽不及抠衣，每愿为执鞭……”。这篇赋和序明确记载了六一堂的创修时间、主持人和规模。欧阳修逝世于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羽化四十年”，即宋徽宗仁和年间，因此可以肯定六一堂兴建于公元1112年左右。民国十九年（1930年），绵阳县长袁钧最后一次维修六一堂时，他提出六一堂是熙宁中谢固为官时所建（绵阳县志古迹），未作详论，熙宁共10年，熙宁中正是欧阳修辞世之年。欧阳修死后，北宋的中央政府和当时全国驰名的文人学士，开展了全国性的追悼活动，宋神宗追赠欧阳修为太子太师，三年后又谥“文忠”，在这种形势下，对当绵州推官的谢固，将欧阳修出生时的建筑物命名为“六一堂”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但作为纪念性建筑物重修，这完全可能是仁和年间参军谭望勉所为。因而谢固与谭望勉两人茸修六一堂的提法并不矛盾。根据《直隶绵志》和绵阳县志记载，在漫长的八百多年中，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演变，六一堂先后经过宋仁和、清雍正、嘉庆和民国十九年共四次较大茸修，但终因时局混乱而遭到毁败。



六一堂的建筑规模，最初是将推官厅推事办公处改名而成的，仁和年间正式茸修一亭于厅事之东偏。亭的规模也不算大。清雍正13年（公元1735年），绵州刺史屠用谦在兴修受水灾冲没的绵州公署时，重修了六一堂，将其规模扩大。《直隶绵州志》记载州署有东西辕门，大堂后二堂五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东为六一堂，前为不尚虚礼之斋，又前为花圃，凿方塘植荷其中，度桥而南有草亭、豆棚、瓜架环列亭畔，又前行数十武墙外即民舍，二堂西客厅三间，书房三间，厢房四间。──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清雍正时的六一堂，是个具有农家风情的古典园林，这个园林与威严的州署，既相连又相分，中间以辕门相隔。六一堂的左边，是州署的二堂，有房屋五楹，过去是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平时读书阅案的地方，所以挂上“求生堂”的匾额，人们习惯称它为“求生堂”。“求生堂”和它侧边的书房客厅是六一堂的配室。六一堂这个布局设计，后人维修它一直没有作多大的变动。嘉庆年间，只对原有的建筑物作了修补和粉饰，添制了木刻楹联和匾对，民国十九年，袁钧也仅作修复坍塌的建筑物，添制匾额和增加题铭，恢复原来的古迹和重辉圣谕坊等工作。六一堂的废弃是在袁钧修复后第八年，当时军阀割据，莅任县长蒲殿钦为了加强统治，在六一堂内修建监狱，将六一堂变为国民党办公机构后，在人们心中才逐渐消失。



六一堂的影响 由于欧阳修的名望很高，六一堂兴建以后很快名声远播，加之六一堂和州署在一起，过往的名宦、诗人、墨客大多安排在六一堂客室住宿，所以历代都有诗人、词客写诗词赞誉其事，除刺史唐庚、屠用谦和文启等州官外，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以“宿绵州推官厅”为题写道：“一代今文伯，三巴昔产贤……有客曾高枕，升堂见老仙……。”张香海以“宿六一堂与刺史夜谈”题诗云：“他以欧阳修重征骖此往还……”。“淋漓大笔挽颓风，海内咸宗六一翁……”这是清代诗人罗绕典以《过绵州怀欧阳文忠公》为题写的诗句。要面子名人何人鹤在六一堂修复后写诗道“我不异宋欧众庶欢修六一堂……旌旗影拂扪参阁，丝管声阗画荻坊……”，生动描写了修复六一堂时群众的欢乐场面，住在六一堂旁边的州牧、刺史、知州等官吏把欧阳修作为他们的政治榜样，在六一堂上镌刻楹联表达他们的情怀。“一日内得半刻余间读律读书时还静座；二十年前曾番随待闻诗闻礼狱忆趋庭”（文启联）。欧阳修的墓地在河南新郑县。刺史觉罗额尔德尼曾千里迢迢来绵仰六一堂，走后留下一诗：“折狱推官慎一生，生前岂料孤幼成，可怜殁后无祠宇，堂上争题居士名，纵乐渔歌诗史句，求生狱读醉翁文”（杨玉堂）。民主建国会创始人、新中国政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先生，1936年3月路过绵阳，也在六一堂住宿，后来写一首长诗，其中有“六一堂留一宿缘，解装朝夕念前贤”之句，表达了在六一堂住宿游览人的共同心愿。



六一堂的题名和构思 六一堂之所以成为诗人名宦歌颂留连的地方，除了欧阳修本人的声望外，还有它自身的原因，这就是六一堂作为中国古典园林来说，它有独特的风格居其中，既受到崇奉人的精神启迪，又受到文化和历史的熏陶。



六一堂的名称，无疑是六一居士这字号的引托，六一堂的布局结构，如豆棚、瓜架、方塘、草亭、书斋、客厅等建筑物的设计和摆设都是按照中国园林的构园规则：合宜、得体进行的，是精心的安排，绝非随意的摆弄。六一堂的合宜，就是相地合宜，六一堂建立在欧阳修的出生地，旧时推官厅廨户，这是最恰当的地方；得体是合乎欧阳修生世和志趣之体。欧阳修晚年的志趣就是六一，以六一乐其终身。



六一之说的由来。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且哀，将退于颖上，则号“六一居”。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堂置酒一壶。客曰：是谓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岂不六一乎？这段史料将“六一”的由来讲的很明确。其中“仅吾一翁老”在《中国大辞典》里是用“鹤一双”来代替的。这一取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欧阳修笃行道教，平时身著道衣以居士而名，鹤是道家珍爱之物，也是道家的征鸟，道家崇奉的神仙都乘白鹤，道家的发源地叫鹤鸣山。苏东坡在《六一泉铭》中说：六一公，仙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乘云驭风所驾应该为鹤。这大概就是用“鹤一双”来代替“吾一翁老”的原因吧。六一居士的精神，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醉翁不醉，居士不闲。六一堂的总体设计思想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卢陵事业起绵州 “卢陵事业起夷陵”，这是清代诗人袁枚总结欧阳修事业成就时写的一句诗。从文学的角度讲，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事物总体发展趋向上看，应该说“卢陵事业起绵州”。欧阳修在北宋中央政府任职后写的《泷冈阡表》《七贤图象序》等文章深刻反映了他父母欧阳观夫妇在绵州为官的事迹对他后来的深刻影响，清代绵州刺史屠用谦写的“循声父传子，贡举著文章，初度追绵左，崇风著颖阳，两叼剖符地，终始一辉光”的诗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欧阳观在绵州为推官不到四年就迁泰州，不久死于任上。欧阳修的成长完全得力于他母亲郑德义的教育。欧阳观在州为官时间虽短，却颇有政声，做了一些好事，其中一件就是在地势低洼的绵州倡导垒土作城，抗御涪江洪水的浸袭，其次是办案严肃认真，对死囚特别审慎，平时居官严洁，好交乐施，刻苦辛劳。这些事迹和品德，在欧阳观死后，通过郑德义之口，生动地传授给了欧阳修，所以后来欧阳修回忆说：修泣而志之不敢忘。郑德义是以欧阳观为榜样教育欧阳修的，以欧阳观的品德和性格塑造了欧阳修的品德和性格。历史证明，欧阳修刚毅耿直，不僻艰苦，不围患难，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和趋炎附势，勤劳实干，宽仁厚道。这些品德和性格在欧阳观和郑德义身上，都不难找到根子。北宋中央政府把欧阳观谥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为郑国公，把郑德义谥为韩国夫人，享受最高荣誉，这不单是封制可以解释的。



历史上绵州人以崇文尚贤精神著称，兴修了蒋欧祠、十贤堂、思贤堂三处祠祀，都以欧阳观列为“贤人”祀奉。郑德义守节自誓，穷居自立度时，教养欧阳修成长，因无钱买纸笔，只好在沙地用芦荻画地教欧阳修识字写字，有如“亚圣”孟子之母亲教育孟子。绵州人为郑德义建立了画荻坊，以崇其懿德，画荻和六一堂并立于绵州在历史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



欧阳修历任宋代三朝，屡遭挫折，从一个地方上的小官上升到中央政府的副宰相，最后以参知政事，太子太师致仕。公元1072年7月23日在颖州逝世，葬于河南新郑县旌贤乡，北宋王朝赠他太子太师，谥为“文忠”，宋史为他立传，宋朝胡柯编撰了他的年谱。他在从政的同时完成了大量著作，汇编出《欧阳文忠公全集》共153卷，其中居士集50卷、外集25卷、《易童子问》2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本奏书启四十六集》7卷、《奏议集》18卷、《杂著述》19卷、《集古录跋尾》10卷、《书简》10卷，此外还他还撰著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两史、《毛诗本义》等经史著作24卷。通过著作，欧阳修对文学、史学、考古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对当代影响深远的“文伯”。

略论欧阳修的文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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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5-28 16:21:18
尉学斌

地处祖国西南的四川地区，风景秀丽，地杰人灵，巴山蜀水在历史上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文化名人。自文翁石室创学以来，巴蜀大地上哺育过影响过许多的文化名人，数量之多，成就之高，令人赞叹不已，如李白杜甫，如欧阳修，如三苏父子。
出成都往北，行二百余里处即为绵阳市，绵阳市宋称绵州。自成都往南，亦是二百余里处有眉山县，绵州与眉山，相距不过四百余里地，相差不过三十年间，曾先后居住过四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大家：欧阳修、苏轼，还有苏轼的父兄苏洵与苏辙。
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即公元1007年，欧阳修生于绵州即今四川绵阳。时欧阳之父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据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1998年版)欧阳修出生于绵阳，哺育于绵阳，绵阳的土地曾留下他的第一个脚印，绵阳曾响起过他来到世间的第一声啼哭，绵阳的山水是他开目而视的第一眼景象。欧阳修与绵阳之关系可谓大矣!渊源可谓深矣!
其后欧阳修努力向学，日渐有成，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若要谈到欧阳修的创作成就及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必将谈到他在北宋新古文运动中的诸种观点主张，而在这种种的观点主张中，"文"与"道"的内涵和关系，则是欧阳修文学观及文学主张的核心所在。本文即拟于此作一简略论述。
"文"与"道"两者之关系问题，一直是历代文学创作尤其是文章创作中纠缠难解的一个问题，而在古文运动中，尤其成为了古文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一般认为，欧阳修在文道观上是主张"道胜文至"的：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日：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日：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人于渊泉，无不至也。"(《答吴充秀才书》，《文忠集》卷四七)
在这里，欧阳修所着重强调的是学者之首务应为"道"，道胜则文自至。郭绍虞先生据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关系》一文中认为，欧阳修论道与道学家为近，而与道学家之不同处只在于"至多只能说道学家于道是视为终身的学问，古文家于道学只作为一时的功夫。视为终身的学问，故重道而轻文，作为一时的功夫，故充道以为文。盖前者是道学家之修养，而后者只是文人之修养。易言之，即是道学家以文为工具，而古文家则以道为手段而已。"
欧阳修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下，也表达了他重道先道的主张。如《送徐无党南归序》。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与乐秀才第一书》：
"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言辞)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答祖择之书》：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
在苏轼所作的《祭欧阳修文》中也有如下一段："……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日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实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
欧阳修复兴古文，倡道先于文，且文宗韩柳，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并没有以延读韩愈所谓"道统"为己任，也并未明白公开倡导过"道统"。简言之，欧阳修在这里似乎刻意地回避了"道统"的问题。
再从欧阳修所倡的"道"的内涵来看，也是与韩愈等所谓之"道"有差异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除元结外，几乎都是将"道"等同于"六经"的，因此除"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萧颖士《赠韦司业书》)韩愈之论道则更多偏重于理念与形而上的东西，大倡其"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答李翊书》)，"扶树教道，有所明白"(《上兵部李侍郎》)。而欧阳修心目中所认为之"道"，则是另一番模样。这在他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可见具体论述，兹录于下：
"……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在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具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蒙混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之言道归：道不远人。言《中庸》日：率性之谓道。……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耶?尧、禹之书皆日：日若稽古．．．…·仲尼日：吾好古，敏于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也?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为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几至矣。"
欲究得欧阳修所言之"道"的真意，必不能脱离其具体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北宋初期的数十余年间，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相沿成习，一直未能根除，流行"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尤其是"西昆体"大行于时，把"雕章丽句"作为诗之正道，主张创作中"历览遗编，研味前作"，创作的出发点不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感受，而是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之辞，不再是"缘情遣兴"了，缺乏内在感情与气韵，渐为人们所厌弃。
为涤荡柔弱绮艳的文风，欧阳修倡导古文复兴，道胜文至，但这也极易导致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弊端，经学、史学和文学被同归于道之用，文学观念带上了宗经复古的色彩，古文写作常常以弘扬儒家的仁义教为目的，这虽在一定时期有助于克服片面追求文辞技巧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但进一步发展，就将导致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否定。这一苗头在宋初柳开、穆修那里已有所体观。而至孙复、胡瑗、石介"理学三先生"成名以来，尤其是孙复、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后石介更主盟上庠)以来，"专以径直狂徼为务，人多畏其口"，且"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瞻"，(《贡院清诫励天下举人文章》，《乐全集》卷二十)形成了一种所谓"太学体"的文章体格，以言理为高，鄙薄辞章，因而辞涩言苦，立论偏颇，内容乖谬。流弊所及，如苏轼后来所言："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馀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苏轼《谢欧阳内翰书》)
石介等北宋理学先驱与欧阳修向来交好，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的初期，由于对西昆体等柔靡文风的一致反对，他们都以除旧革新的姿态站到了一起。而随着诗文化大革命新的深入发展，彼此的差异矛盾日益显露。欧阳修对孙复、石介以及他们所倡导兴起的险怪僻涩的"太学体"进行了批评。石介作《怪说》以经为宗全面否定西昆体，欧阳修即认为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与石推官书》)，并认为"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与石推官第一书》)"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与石推官第二书》)。而最有力的举动，则是利用其"知贡举"的地位和有利条件，对"太学体"痛加排抑：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同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有一举人论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日："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日："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布果几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皆辄黜，毕事，向之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虽然也是倡导"明道"，也是倡导"道胜而文自至"，然而不管是在所倡之"道"的内涵所指与"倡道"的意图目的，欧阳修都与石介、孙复、胡瑗等道学先生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前引《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屡言"诞者"，极陈"诞者"对"道"的错误认识是以蒙混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是"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这里所指称的"诞者"虽没有明白说出，然而揆之当时情状，认为所指应为"道统派"古文家如石介、孙复等大致是不会错的。欧阳修在这里表达了他对道派古文家的不满，称其为"诞者"，实际上已经是在委婉曲折地对韩愈"道统"提出了间接批评。由此，欧阳修已经和道学家有了根本的区别。欧阳修所言之道平易易晓，不过是《尚书》中所载之"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和《孟子》中所言之"教人树桑麻、畜鸡豚"等等，都不过人生日用之常用，丝毫不涉玄虚，不空谈心性道德。
虽然先道后文，主张道胜文至，然而欧阳修也并不轻文、废文，这是他与"道统派"古文家的又一鲜明区别。他说"某闻传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饰以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事须信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以及"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谋，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谢知制诰表》)重道亦重文，所以欧阳修对西昆派也并不足一概排斥的："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答蔡君谟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
因此，欧阳修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的靡弱文风，主张作家应不溺于文，走出轩序，关心百事，使文学回到现实生活中而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肯定前人在文学创作和文体探索上所取得的成就，注意吸收其有价值的成分，并不予以简单的否定和排斥。这样，欧阳修在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中折中了各家主张，寻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合理道路，加之他本身所处身份地位等有利因素，因而在自身创作实践上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成为北宋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的领袖者，推动了这场运动的前进发展并取得辉煌的成就。
再进一步看，不能忽略的是，北宋的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就其本质上来说实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欧阳修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是为政治改革服务的。欧阳修等诗文化大革命新派的努力所在，是意图改变宋初文人那种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使经世致用成为士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意图用强烈的济世热情和理性批判精神来涤荡五代以来的柔弱文风和芜鄙士气，通过改变文风来改变士风士气，从而为社会储养更多有用之才，以达富国强兵最终目的。正如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所言："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未，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文集》卷十)
而就欧阳修本人来说，他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的角色。这与北宋诗文化大革命新运动的政治性相关相连，使彼时之文学主张与实际创作都摆脱不了政治实用性与道德教化功能的影响。政治教化功能时时要限制着文学自身的独立发展，就具体表现来说，就是"文"与"道"之间的这种离合损益和纠缠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没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下至明代的前后七子与"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仍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继续讨论与探索纠结。当然，归根结底这是由中国文学自身的某些原初性特征所规定着的。
作为欧门弟子的苏轼，虽然在表面原则上与欧阳修保持了一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文章看成单纯的"载道"工具，而是往往采取了迂回的办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苏轼生活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已经显露，他本人也在儒家思想外受到释道(尤其是道家)的极大影响，加之他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使他在继承欧阳修的文学革新主张之外，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终于以绝世大才，将这场文学变革推向了新的高峰，成为了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