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建筑美学思想探源

源自：《理论导刊》  : 祁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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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置身于中华审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传统建筑的历史发展，追寻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与流变，我们便不难发现陕西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不管是半坡先民在浐河岸边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群，还是周王朝祖先在歧山脚下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大型庭院遗址，再到号称始皇帝建造的那座“履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在地址选择、样式结构、设计思路方面表现出来的审美追求，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块土地上孕育、萌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经汉唐盛世达到了顶峰。研究陕西古建筑，我们不但可以从中梳理出中华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还可以看到凝聚其中的传统建筑文化的基本精神，探寻到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源头活水。
　　这无疑是将陕西古建筑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视点。
　　二
　　我们先从传统建筑选择地址上看。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地形地貌、山水距离、采光通气等环境因素，并有“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树叶茂”的说法，认为建筑环境的好坏，不但关系到居住者自身的安危，而且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兴衰，甚至连种植在建筑内外的花草树木都要受到影响。显然，在古人眼里，建筑环境比建筑本身还重要。环境好了，居住其中才可能健康长寿，子孙满堂;反之，环境不好，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建筑的基本意义也就丧失了。前者被称之为“美宅”，后者则被称之为“凶宅”。[1] 这便是古老而又神秘的风水理论。风水理论在中华建筑的历史上之所以深入人心、源远流长、倍受重视，与漫长的农耕经济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亲密关系有关，也与同样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有关，当然，更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物质或精神上实惠，才成为中华古代建筑思想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形成了从风水角度评价建筑凶吉美丑的“集体无意识”。时至今日，我们不但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考工记》中看到当时人们在建造城池、修整村舍、营造陵墓时对周边环境的讲究，还可以从成书于汉代，今已失传的《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典集的名字上看到关于风水概念的变化情况;不但能从伴随玄学而出现的像《黄帝宅经》那样的集大成式的专门著作中，系统地看到当时人们对风水的理解，同时，也能从洛阳、南京、北京等古都遗存的大量历代宫殿遗址上，实际地感受到当时建造者在选择环境时的良苦用心。
　　那么，在历史上倍受重视的风水思想到底是从哪里起源的呢？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文地理学伊弘基博士就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风水思想最早起源于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选址。在实际的考察了陕西黄陵县的窑洞之后，伊弘基博士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首先，窑洞是人类早期穴居文化的遗留，属于手工建筑的雏形。人们在修建窑洞时的一切讲究都有可能成为后来建筑行为依循的榜样。其次，不管是什么样的地上建筑，都可能因为环境或用途的不同而改变朝向，惟有窑洞几乎全部依山而建，面朝南方，对地理环境条件要求得十分严格。再次，窑洞依山而建，得阳光、背寒风、冬暖夏凉、坚固耐用，也确实为人们带来了居住方面的乐趣和实惠。随着人们居住领域的不断扩大，即使是在脱离了黄土高原，来到平原地带之后，为了保障建筑的坚固耐用和舒适程度，前人修建窑洞时对地理环境方面的讲究仍然保持了下来，使风水理论的基本内容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人们建筑理想家园的思想依据。随着对风水理论研究的深入，风水思想起源于黄土高原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就明确指出：“从实地考察和对风水原则的分析，都有适当的证据说明，风水是从黄土高原连绵起伏的山区，由窑洞居住者为寻找理想的洞穴而发展起来的。主要的风水原则看来是理想的窑洞条件的反映”。[2]
　　我们再从传统建筑的结构样式上看。大屋顶、木结构，再以斗拱的形式将两者相连接，构成了中华传统建筑几乎是千年不变的最基本结构形式。形成这种结构样式，出于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方便，也有人神合一、家国不分的宗法精神方面的考虑。于是，遍览历史，留存在中华大地上代表性的建筑，多是以具有生命力的“土”和“木”建造的与日常生活起居密切相关的宫殿，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代表性建筑多是用冷硬的石头修建，用来供奉神灵的纯宗教神庙。神庙建造得弧傲冷峻、直指苍穹，是为了指向彼岸世界，体现神灵的至高无上，引导信徒对神灵的敬仰，也奠定了西方建筑向高空发展的心理基础;而宫殿中居住的皇上则是生活在人世间的万民主宰，既是权势的象征，又是民族的典范，于是，造型上不是直指苍穹的高大，而是追求平面上的尽量拓展与延深，在庭院深深中营造出大气磅礴的气氛，既能够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庄重，也能够起到引导和规范人们现实联想的作用。
　　这种以大为美的建筑思想，也与最早活动于陕西的帝王们有直接的关系。尽管炎黄二帝的居所，后稷的寝宫已被历史沉埋，但是在宝鸡岐山出土以“茅茨土楷”为基础的周代遗址，却可以形象地证明当时人们以大为美的思想追求。“茅茨土楷”也称“茅土”，是当时皇帝用五色土建造的社祭之坛，东方为青，西方为白，南方为赤，北方为黑，中方为黄。分封诸侯时，把一种颜色的泥土用茅草叶子包好授予被分封的人，作为得到一方土地的象征。[3]“茅土”实际上也就成了“王土”，各地诸侯受封的领地都是王土的一部分。有资格设立“茅土”的地方实际上也就成了含纳四方的“中央”，形成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会中心。从史料记载来看，这种原则最早成型于在陕西建都的周代，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天子为“天下共主”的金字塔型政治关系，以及从各个方面维护这种关系的礼仪制度。随着王权的无限扩大和王权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使王权得到了与“天”相当的名份与威势，也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大为美的思想基础。尽管这种思想和后来儒家的民本思想有所冲突，与天命论相联系的以大为美的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凡是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东西，不论是为皇家设计的都城，还是供皇家享用的宫殿和园林，仍然明显地保持着这种以大为美的建筑传统。
　　我们还可以从传统建筑所追求的效果上看。与罗马的石头城堡和遍及世界各地的宗教庙堂追求的独立挺拔不同，中华传统建筑往往喜欢依山水而建，借平地而起，成群体之势，讲究建筑之间的彼此呼应、井然有序、主次分明，追求一种整体和谐，多层次递进的美学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国古代人们所建的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筑，不是一片有限的风景，而是要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样，中国传统建筑在整体效果上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象，而是具有一种物中有景，景中有物，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4] 这一点，我们既可以在目前保留下来的皇家园林、宫殿群落中看到，也可以从散布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古寨村舍里有所领教：皇家园林显示的是大气中的沉静，宫殿群落隐含的是凝重和威严，古寨村舍流露的是纯朴与清秀……在我们祖先的理解中，建筑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载体，不但有由物质构成的体积，还有一种在空间交换、环境转移中产生的富有活力的节奏律动和韵味流淌。
　　这种美学效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明清遗留下来的古建筑中，但源头却在几千年以前的三秦大地上。随着周秦建筑遗址的不断发现，当时人们建造自己家园时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力和全局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中国第一皇宫的秦都为例，根据考古探测和文献资料记载，这座南依秦岭、西跨渭水、东抵骊山、北近土原，占地达45平方公里的庞大城池，就很好地体现了“物中有景，景中有物，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在秦都中心区，辉煌高大的宫殿和其他大型建筑物鳞次栉比，层层叠叠，构成了这座帝王之都的主体部分。东邻是著名的阿房宫建筑群，古书上形容这里的情景是“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别是一个空间，别是一番韵味，也是主体建筑的一种延伸。这种主次分明，相互依托的建筑布局被后人称之为“隔景”。在统一六国的征战中，每灭亡一个国家，秦王便令人在秦都以北的原坡上仿造一座最能代表该国建筑风格的宫殿，既见证着“扫六合”的丰功伟绩，也为帝王之都增添了浓郁的异乡情调，两相对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后人将这种布局效果称之为“分景”。如果对这座庞大帝都再做一个远景式的扫描，我们还会发现，巍峨起伏的终南山景，微波荡漾的渭河水色，植被茂盛的八百里秦川，从不同的角度为这座城池提供着背景，使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既能享受到都市的繁华，也能突破高墙的阻隔，将远处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后人将这样的布局效果称之为“借景”。[5]
　　秦代的建筑在中华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前继商周，将前人的建筑美学思想进行了实际的归纳和总结，又后启汉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后人的建筑活动提供着范本。正如始皇帝的威名被历代统治者所认同一样，启始于秦代的各种建筑理念也被后来的帝王们视为正宗而代代相传。可以说，不管是得风水而美的思想，还是以大为美的追求，或是营造意境之美的匠心，不仅使当时的秦人们感受到了建筑的魅力，也为后人直接将建筑艺术化提供了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传统建筑美学思想萌芽时期的周代，成熟时期的秦汉，鼎盛时期的隋唐，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遗迹，三朝古都的历史延续又使这里积淀的建筑理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正宗的地十位，形成强势文化向周边辐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建造走向，对中华建筑美学思想的成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经讲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事物的不同价值。他假设在一座埃及废墟里捡到了一个手抄本，人们可以将它视为遗嘱草稿之类无用的东西，此时的草稿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碎片”，引不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经过仔细的考查后，人们发现这堆草稿竟然是古希腊戏剧大师的手稿！于是，“从这一刻起，这个抄本的性质和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事物了，而是充满着意义。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使我们对希腊文化──希腊的诗歌──有了新的认识”。[6] 从废弃的“物质碎片”到引人注目的某种“符号”，说明事物的文化价值要远远大于物理价值。可以说，那些跨越时空，万古流芳，足以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东西，往往都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如果这些蕴含文化价值的“符号”比较集中，人们还会对产生这些“符号”的地区刮目相看，将这些地区称之为孕育某种文化的摇篮，使这些地区与这些文化符号之间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就仿佛在西方，提到建筑，人们便不由得会想到古罗马;提到古罗马，人们首先想起得也绝少不了建筑一样。建筑成了这座城市标志性的“符号”。
　　但是，在历史上为建筑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陕西，却没有像同样做出过贡献的罗马那样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得到相应的声誉，使得陕西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文化中的地位，既没有像紫禁城那样的份量，也没有像苏杭园林那样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发现了这种情况并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曾有学者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土木材料的古建筑不及砖石材料的古建筑保存得完好，所以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想多说什么，而是更加相信事实的说服力。因为，只要是身临其境于这两个地区，面对至今仍然保留在那里的建筑古迹，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管是位于罗马市中心位置上的大角斗场，还是分布于四周的神庙和大型浴场;不管是座落于歧山脚下的周公庙，还是散布在三秦大地上的汉唐遗址，这些古代建筑尽管在历史上辉煌无比，但是经过岁月的冲刷与人为的破坏，现在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形象都显出明显的残破与衰败，建筑本身的状况和周边环境的变化都显露出不少的遗憾。也有学者从更深的层面上去分析原因，其中关于五代十国战乱产生的巨大破坏，资本主义萌芽使古老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周、秦、汉、唐建都过程中对各种资源掠夺性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等见解都很精辟。[7]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随着历史地位的降低而出现的弱势文化心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心态，表现在面对紫禁城的辉煌，人云亦云的赞美远远超过历史溯源的肤浅上，也表现在面对苏杭的园林美景，几乎很少有人肯花功夫从中寻找与华清池、兴庆宫相似之处的满足上，更表现在不愿亲自到三秦大地上去寻找中华建筑美学思想之根的懒惰上。当然，在现实与历史面前，紫禁城独特的政治地位、苏杭园林的俊秀亲和与陕西古建筑的沧桑比较显然更能赢人眼目。但是，我们如果真正认识到陕西古建筑的历史地位，就不但不会将这些视为陕西古建筑的短处，反而会看成是陕西古建筑的优势。有谁会因为兵马俑不及现代化都市中的雕塑来得精细而怀疑其价值呢？关键是有没有当年卡西尔所说的那种在“物质粹片”中发现“意义”，近而使其成为文化“符号”的自信和勇气。
　　比较起来，西方人对同样古老的罗马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心态却值得我们借鉴。以早已变成废墟的大角斗场为例，中世纪一部基督教的《颂书》里就十分自豪地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字：“只要大角斗场屹立着，罗马就屹立着;大角斗场颓圮了，罗马就颓圮了;一旦罗马颓圮了，世界就会颓圮”。如果说这段文字中还多少流露出某种宗教的偏激。那么，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对大角斗场的评价则表现出更多的文化象征内涵：“这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具震撼力的、最庄严的、最隆重的、最恢宏的、最崇高的形象，又是最令人悲痛的形象。在那血腥的年代里，这个大角斗场巨大的、充满强劲生命力的形象没有感动过任何人，现在成了废墟，它却能感动每一个看到它的人。感谢上帝，它成了废墟”。[8] 显然，西方人对罗马建筑洋溢着激情，满怀着骄傲。在他们眼力，这些古建筑不仅没有因为历经磨难而逊色，反而因为历经磨难而不倒而越加可敬，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这样一来，罗马建筑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事物了，而是充满着意义”，也不再只属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全人类。以这样的心胸面对历史，罗马古建筑自然会身价倍增;如果也以同样的心胸来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也应该当之无愧地将陕西古建筑放到与罗马古建筑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作为中华建筑之魂来对待。因为，在陕西古建筑上也同样具有一种与一个民族血脉相连的品质和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同样具有跨越时间和地域、民族和文化的“永恒魅力”。要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魂”既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的精华，更是生命之根源。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样，正是由于“魂”的贯注，中华传统建筑才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形态，具有了不同于西方建筑的美学精神。

§　参考文献：
　　[1]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M].江西：江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于希贤.风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3]辞海 [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
　　[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年版。
　　[7]杨云峰.三秦文化的历史品格[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
　　[8]陈志华.外国建筑二十讲[M].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