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后的文字里，我邂逅了益昌（今四川省
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县令何易于。
《新唐书》的编修者是北宋的史学大家欧阳修。
能让何易于登上《新唐书》的主要功劳却应归功于中书舍人孙樵。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副手，相当今天副部级或司局级。由于工作的关系，孙樵经常到全国各州、县执行公务。这一年，孙樵来到益昌县后，遇到一群老百姓，要向孙樵这位从朝廷下来的大官儿讨个说法。
百姓十分不满地问：“我们何县令为什么在考察中才得个‘中上’？”原来，唐朝对各级官吏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共分三等九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丢官。
孙樵在朝中做官多年，到州、县执行公务无数次，从来没有遇到老百姓为地方当权者鸣不平的事，所以就决定把事情搞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孙樵问：“何县令催缴赋税的工作做得如何？”
百姓说：“老百姓没钱准时缴税时，何县令就向上级打报告，要求申请放宽期限。”
孙樵问：“何县令监督老百姓出劳工的工作做得如何？”
百姓说：“上级拨款兴修工程的资金不够，要向老百姓摊派，贫穷人家没钱，何县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他们往上交。”
孙樵问：“何县令给不给上级送礼呢？”
百姓说：“何县令历来秉公办事，他的钱都帮助了贫苦百姓，哪还有钱去送礼行贿呀！。”
孙樵问：“何县令捕捉盗贼的工作做得如何？”
百姓说：“我们益昌县自从何县令上任，很多年都来没有出一个盗贼了。”
孙樵听了老百姓的回答，心如潮涌，感慨万千，对老百姓解释说：“我在京城长安（今
西安）听说过考察官员的标准，大概有四条标准：一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催征赋税；二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征发各种劳工；三是能否讨得上级领导的喜欢；四是能否捉拿更多的盗贼。考核县令也就是这四条。”
老百姓听了孙樵话，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孙樵虽然有些尴尬，但他却更想进一步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为被评为“中上”的何县令鸣不平。
几天下来，孙樵了解到这么几件事：
咸通元年（860年）春天，何易于的顶头上司利州刺史崔朴经常乘船春游，沿途都要求地方官员们派民夫拉纤，崔朴的船来到桔柏古渡，只见到何易于一个人穿着旧衣服，背着纤绳站在那里，崔朴很奇怪，忙问道：“何易于，你身为一县之长，为何亲自当纤夫，难道连一个百姓也喊不到吗？”何易于回答说：“现在正是春天，老百姓耕田的耕田，栽秧的栽秧，喂蚕的喂蚕，都很忙，只有我这个县官没事，所以我来为大人拉纤。”崔朴听了很感惭愧，连忙呼叫宾客、随从下船，很快便溜走了。
朝廷里主管盐铁的官征取茶税，何易于看到诏书说：“益昌的百姓，不征茶税尚且难以活命，何忍心再用重赋来加害他们呢?”他叫办事的官吏把诏书搁置起来，办事的官吏说：“天子的诏书怎么敢拒不执行?我们办事的官吏犯罪而死，你难道能够免于被放逐吗?”何易于回答说：“我岂敢爱惜自己的一身而把暴虐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呢?我独自承担责任，不会连累你们犯罪。”他亲自把诏书烧掉了。碰巧，朝廷派到利州来的观察使（相当纪检官员）是个明白人，经调查研究，知道何易于此事不为自身，而是为民请命，便中止了对益昌百姓加征茶税的诏令。
对于老百姓有丧事而无钱办理的，何易于就拿出自己的薪俸，派手下的官吏去替他们办理。他还召请年老的人座谈，询问政事的得失。凡是打官司的人在庭堂上，何易于叮嘱指明是非曲直，对有罪的人，用木杖责打，然后遣送他们回家，不把他们交给狱吏，因而狱中三年没有囚犯。他催督赋税徭役，不忍心逼迫贫困的人民，有时拿自己的薪俸代交。与往来官员交际，除驿馆正常接待外，没有特殊进贡，刺史裴度来到益昌，何易于派遣随侍人员也没有超过三人。
孙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十分难过，难过的是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竟然只得个“中上”！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短文，让天下知道何易于！
生时不得志，死后美名传扬，这充分印证了“百姓心中有杆秤”这句俗话。二百年后的北宋史学大家欧阳修看到《书何易于》后，大受感动，便进一步了解何易于其人其事，又从唐末宰相裴休的文章中看到对何易于的称赞。欧阳修经过多方了解、印证，何易于形象在他眼前越来越高大，对那些不赏识、提拔何易于的当政者十分气愤，毅然为何易于立传，与那些朝廷高官并肩而存。
再读何易于，是因为堂堂县令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鞠躬尽瘁地使劲为上级拉纤。象征官员身份的笏，此刻则别在何易于的腰间。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生动场景，何易于拉纤的形象被赋予象征意义。一位人格高尚、珍惜民力、关注民生的基层官员，企图凭借个人力量感化上层统治者，让辖区的民众安居乐业。但可能是淤泥太深，或者风浪太大，何易于始终没能拉动封建官场这条沉重的大船。
古今为官，大抵有两种，一是升官发财，鱼肉百姓，光宗耀祖，历史上的秦桧、严嵩、和坤等人就是总想着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他们的最好写照。二是做官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名垂青史的屈原、包公、刘罗锅等。这样的官古时有之，今亦有之。冒风雪，忍肝痛，访贫问苦心系百姓的焦裕禄；为藏族同胞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繁森；嫉恶如仇，忧民疾苦，不畏恐吓，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女包公”、“任青天”的任长霞。他们那一个不心系百姓，想百姓所想，急人民所急？
古人何易于尚能想百姓所想，我们共产党人还能办不到吗？可某些领导干部却不如何易于，更不如焦裕禄。交通条件越来越好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通讯条件越来越便捷了，却越来越听不到群众的声音了；办公条件越来越优越了，群众越来越见不着干部的身影了；整体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讲出的话老百姓越来越听不懂了；小问题不解决了，拖成大问题却又解决不了。
胡锦涛在江西老区考察时说 ：“我们要真心爱民，一心为民，诚心富民，走出一条能够加快农村发展、实现农民致富的发展道路，让老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让老区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真心爱民，就是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不是恻隐之心，而是
政治责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要求。
只有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才能做好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我们的国家才有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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