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了的和套住的：铭记你──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一：通过延安整风形成坚强自觉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形成坚强自觉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由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党内斗争达到的。
　　1942年进行延安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军队党的工作、根据地党的工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中积累了很多方面的经验。在对于农民土地的问题、民主党派的问题、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问题等方面，各地党的干部都在各自的环境中有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但是，还缺少一个整合的力量，那就是以中国的政治性拟人或者政治性象征来提高到一个党的高度的力量。
　　于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延安整风找到了这个政治性拟人或者政治性象征，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看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诸位，刘少奇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做过军队党的工作，周恩来做过中央一级的领导岗位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朱德做过军队党的工作。这些工作经验和当时一大批来自各个领域的党内同志的工作经验一起，被归纳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是拟人的政治提法──毛泽东思想。
　　当然，毛泽东在各方面的党的工作经验，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思想，依靠农民和教育农民的思想，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的思想，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并存的思想等等，都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者们进行创新的集中代表。
　　以毛泽东思想为拟人政治化的过程中，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广大共产党人接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本来应当是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合层次的对立关系来代表，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的印象中并不深。
　　相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帝国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上述这些阶级与生产力发展阶段衔接特征明显的斗争，变成了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变换了阶级形式的斗争，包括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对党的肌体渗透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党内批判。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各种反动势力包括党内左的和右的思想进行斗争的历史。

二：从延安到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集体
　　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那就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对于党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公开提出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有的地方甚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这里提到的人祸，就有把合作化以后农村的广大干部中的封建家长制残余简单阶级化的理解。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领导者在这一思想中找到了政治表达。
　　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刘少奇都是积极参与和创造经验的领导者。刘少奇创造的经验就包括大规模派工作组和扩大打击基层工作者，这与毛泽东提出阶级问题时暗含在中高层揪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思路是并不相同的。
　　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看，他的着眼点是建立一个无处不在的斗争环境，那就是从上到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紧张感。而刘少奇作为身处第一线的领导，是把基层的阶级斗争作为保证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一个方面来进行。因此，知识分子队伍和中高层干部是刘少奇等人所要依靠的开展基层阶级斗争的工作组组成的成分，而不是让群众自发起来搞全面内战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对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中党的集体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评价。
　　这一决议的通过表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是从延安开始形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三：保持党的纯洁，靠制度还是靠人为制造斗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能够做出关于建国以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又一代领导集体鲜明形象的又一次形成。
　　这一决议中关于毛泽东错误估计形势，错误得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识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和有错就改的勇气。
　　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毕竟是粗线条的，而不是全面细致和落实到位的。因此今天，我们结合以后党的领导集体的领导实践，回过头来又有了新的认识。
　　前面说了，中国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是在汪洋大海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的恶劣条件，不光是来自以前作为革命党时期的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而且还来自党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犯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斗争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层面上发生的，是世界性的和物质条件性的。中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只是作为保障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来进行才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刘少奇关于中国的农村基层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作为保障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的思想是对的。
　　但是，刘少奇的认识也是有局限。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村干部中的多吃多占以及作风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斗争问题，而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的问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实践来看，农村的经济好政策带来了农民的普遍拥有生产自主权和富裕，是消除农民之间怨恨和差别的关键。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农民的政治自治管理和知识、文化普及，人员流动、物质流动都对农村的政治生态良好良性发展起到了好的作用。
　　但是，农村的政治生态良好，毕竟是有限的。这表现在进入21世纪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来自上面的制度设计不足，使得农民在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又一次处于无权和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农民在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分散和自我群体特征不明显，无法在政治中表达自己主动参与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从而历史性的失去了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广大基础。
　　在这个层面，当年毛泽东关于有群众教育自己主动争取政治权利的思想，还是有着历史的合理性的。那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启发和引导群众自己起来争取权利，是中国共产党应当做的事情。
　　但是这一主动参与和发动群众，应当是在知识普及、信息流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群众的制度形象建设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不是简单的原始阶段的斗争和人为制造对抗压力。

四：铭记你──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如果把1942年的延安整风作为理解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关键时间点的话，那么，1962年到1966年，是理解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集体完结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第一，1962年到1966年，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领导负责人，有限地运作了宪法政治，不但依靠中高层干部和与知识分子的正常文化理解的基础性连接，运作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把中国原先十分危急的经济形势加以改变和挽救，而且充分表明了中国中高层干部在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人与人不信任和互唱高调的疯狂以后，是可以彼此建立十分正常的宪政关系的。
　　第二，1962年到1966年，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领导负责人，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和参加无数次党内思想斗争的老同志出发，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从自己的工作方面加以理解，在积极进行的四清运动中创造出了大规模整治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所谓经验。
　　第三，刘少奇作为第一线的领导负责人，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照搬四清的运动经验进行了所谓压制了群众以后，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他作为为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和参加无数次党内思想斗争的老同志，表示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队伍，坚持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示不要把整个党的干部体系搞乱，表现出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高度承担。
　　第四，毛泽东与领导集体完结伴随着毛泽东从文化和知识分子下手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基础的摧毁，然后进行大乱大治的群众运动，这既是直接抛弃了中共的领导集体的传统，也是他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自我否定。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能够在实践中形成一个建立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与群众的连接是理性的建设的，而不是狂乱的和反智的。特别是不能失去文化和制度的连续性。
　　第五，毛泽东与领导集体在1962年到1966年走向完结的过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很多参与者能够做出新的历史方向选择的一个历史基础。邓小平与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中的人，还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人，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历史定位和政治自觉已经大大提高，使得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行为提到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没有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2012年底，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我们深切缅怀毛泽东，深切缅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但是，无论如何，历史是从一个高度向另外一个新的高度的阶梯式发展。
　　因此，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自己的行为提到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没有达到的新的高度。
　　面对新的历史困境以及不断探索解决之道，中国人的聪明才干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解了的和套住的：我们这些历史后人，永远铭记你──毛泽东与第一代领导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