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专栏][民国故事]吴佩孚的诗词(不断更新中)

民国故事之张耀曾代理史量才析产案

南方都市报傅国涌2006-02-23 04:54:06

　　１９３４年，曾在民国早期三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在上海开业做律师，１１月１４日早上，他翻开报纸，看到了《申报》老板史量才被杀的新闻。１６日午后，他前去吊丧，临行前做了两个联挽：“为舆论母，最是功在国家，备历艰辛淞沪役；有君子风，缘何尸伏道路，长留悲壮浙江潮。”“艰难时大可有为，漫说西子湖边雌伏；谨厚者亦复至此，如闻天津桥上鹃声。”他虽觉得“后联甚好，因下句不免伤时，乃写前一联送去。”之前，他和史量才因公共事务有过数面之缘，他对史的评价是“尚为读书人”。

　　因史量才生前友好陈陶遗介绍，史家委托张耀曾办理“史量才析产案”。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５日，陈陶遗对他说：“《申报》本系公款所办，史量才为报馆雇员，后竟攘归己有。今日仍应归诸公众云。”（此事未见下文）

　　３月１日午后，史量才爱妾沈秋水来他们的律师事务所谈当晚签字程序。晚七时过，他准时赴史宅，史生前友好、银行家钱新之等都到场。由他主持，史氏遗族五人列坐左后方，其他史的至亲好友则在长台左右列坐。首先由史咏赓的母舅庞树庭简单发言。接着由他说明这次受委代办的情形及史氏遗族开诚商洽经过，旋即宣读约文并详加解释。第一约大体读完，因见证人中有事拟先走，故第二约即简单说明。他的讲解异常沉着明晰。然后，正式询问史家各人，都表示同意。当即签字，钱新之、陈陶遗、杜月笙、吴蕴斋、张啸林、马荫良等十四个见证人也相继签字，他发现见证人中似乎有人对此约不满意，如张啸林。

　　史量才的财产一部分设了“量才奖学基金”。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晚，张耀曾因为“量才奖学基金团”开第一次董事会而到史家。

　　７月４日，他到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代“量才奖学基金团”领取法人登记证书。两个月前，他就依法代请为设立法人的登记，法院“竟以未注意及此，并无登记处设备，不能受理”。经他依法力争，法院才向司法行政部请示办理。所以他领的证书还是第一号，“实开法人登记之先河”。这也是律师促进法律实施的一个实例。当日午后，沈秋水曾来商量法律文件。

民国故事之徐志摩也有《梅雪争春》时

南方都市报傅国涌2006-02-24 03:12:42

　　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新月》曾发表大量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颇有微词，在罗隆基主编期间，他们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曾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吟着“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也写下了《梅雪争春》一诗：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这首诗发表在《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上。在《自剖》一文中，徐志摩直接谴责了那一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无辜”的行为──“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撞山，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活了３３岁。面对他的死，朋友们无不陷入了悲痛之中，年底的《新月》“志摩纪念专号”刊出许多朋友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想起了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他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

　　叶公超感叹“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民国故事]云南起义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为纪念这个日子，中华民国政府1912年9月28日公布参议院的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三年后袁世凯称帝，民国几乎覆亡，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首义，登高一呼，才得以打倒袁氏的家天下，恢复民国。蔡锷等再造民国，功勋卓著，孙中山曾经向黎元洪等建议，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当时年轻的蔡锷已病亡，孙中山只字未提及蔡(只提曾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

　　1916年12月13日，孙中山给黎元洪和国务院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大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要求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但通篇电文并没有取消“双十”国庆的明确表述。他认为这两个日子“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希望都当作国庆日来纪念。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民国故事]“鼠疫”

抗战期间，大约是在1940年，萨孟武、顾毓琇等人奉命从重庆到福建考察，游完武夷山，又到了浙江。那时福建有些地方已经有鼠疫发生，鼠疫比霍乱还要可怕，霍乱是从口入，只要饮食谨慎，一般不会传染，鼠疫却防不胜防，会从跳蚤上传染。快到浙江时，他们就听到传闻，金华一带鼠疫流行，所以他们都打了预防针。
　　他们来到以“金华火腿”闻名的金华，见到当地出版的《东南日报》，每天刊登的鼠疫消息，不免感到吃惊。在和《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见面时，他们就问鼠疫的情况到底如何，胡偷偷地告诉他们：“有虽有，并不猖獗，我们发表这种消息，不过警告敌人不要攻入金华而已。”萨孟武感叹：“抗战时期，真是无奇不有，宣传鼠疫，竟可阻止敌军入侵，这真是一种良好的武器。敌军最怕鼠疫，既知金华鼠疫流行，何敢进兵金华。金华免了兵祸，东南半壁竟得保全，这未始不是鼠疫之功。”他们一行在金华只停留了一天，就动身去江西上饶，那里也在盛传鼠疫流行，不过只一次，他们因为听了胡健中的一番话，不再感到惊心，认为上饶的鼠疫也只是宣传。
　　不过，在金华旁边的另一古城衢州，1940年10月4日，日本飞机确实空投了黄豆、麦粒、麦麸、棉花、传单和跳蚤等，其中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不久即造成鼠疫流行，蔓延达六年之久，死亡1160多人，波及衢县51条街巷、19个村庄，其中1941年5月中旬是发病高峰。
　　当时在衢州中学高二就读的金庸回忆，他们那时在乡下上课，鼠疫在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艘船上，任其自死，七日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就染上鼠疫，最后死在衢江的一条小船上。
　　报纸上的“鼠疫”没有能挡住日寇的铁蹄，相反，日寇还要制造鼠疫。1941年4月底，日寇进窥浙赣线，金华就曾一度告急，一年后，金华也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

[[民国故事]夏丏尊改名 　发表日期：2005年12月1日　 出处：南方都市报　　　【编辑录入：史清湘】

夏丏尊是个教育家，一生都远离政治、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或团体，十分了解夏丏尊的漫画家丰子恺说，“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平、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他都要皱眉”。1909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和鲁迅等同事一起发起著名的“木瓜之役”，驱逐了顽固、复古、专横的监督夏震武。“五四”运动时期，浙江一师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他被誉为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受到守旧派的嫉恨，在1920年发生的“一师风潮”中他和经亨颐、陈望道等坚决站在学生一边，毅然辞职。 　　夏丏尊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在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他却在开明书店帮助、掩护过一些左翼青年。他的学生、共产党员叶天底被捕，他写信给当年同事、已是教育部次长的刘大白，希望其出手援救未成。接着，另一位学生、浙江最早的共产党人宣中华也被杀害，他沉痛地发出了“宁愿早死，莫做先生”的慨叹。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上海后，夏丏尊因衰迈未能转入大后方，继续留在租界“孤岛”上，从事一些有益的教育文化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1943年12月，他和章锡琛等知识分子一起被捕，在日本宪兵队十天五审，这位留学日本的一介书生却并不屈服于强敌的淫威之下，他拒绝用日语回答审问:“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问他是否主张抗日，他的回答是:“这先得问问你们的行动是不是侵略，谁都主张抗你们。” 　　早在1920年，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曾和毛泽东有过交往。北伐时期，毛曾对熟悉的人说过，夏丏尊先生不了解政治，但对他的人格表示敬意。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由于他在故乡浙江上虞的社会声望，很有可能在普选中被选为县议员或省议员，但他无意问政，特地把原来的字改为读音接近的“丏尊”，“丏”字近“丐”，选票上很容易写错，这样到了开票时，他便可以不认账。结果，普选并没有举行，而他从此后却以“夏丏尊”之名为世人所知。

[民国故事]杨振宁铁锹挖书本

　1933年到1937年，少年杨振宁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了四年初中，其间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他也参加过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初中生演讲比赛，讲题就是《中学生的责任》。当时他非常紧张，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从1938年到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度过了六年的宝贵时光，他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教授。那时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叮当之声不断。冬天既无暖气，又无御寒设备，窗户上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地面是泥地压成的，过几年就到处是泥坑。常常有空袭警报，要往外跑。但是联大的学术风气、学习空气却非常良好，教授阵容更是强大。许多西南联大学子想起当年都是会感动不已。教过他大一国文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都是名家，让他一辈子忘不了的。物理系的专业教授无不是硬里子，大一物理是赵忠尧，大二电磁学是吴有训、力学是周培源，指导写学士论文的是吴大猷，他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就是吴的引导。指导他硕士论文的是王竹溪，把他引入了统计力学。对称原理与统计力学，成为他一生的研究方向。

　　1940年9月30日，他们家在昆明租的房屋中了炸弹，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万幸的是，他们都躲在防空洞里，安然无恙。更让杨振宁欣喜若狂的是，几天后，他带着一把铁锹回去，竟挖出了几本压歪了但仍然可用的书本。他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今天已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那时的杨振宁无疑是个读书种子，在穆藕初奖学基金的帮助下他于1945年底留美之前，等待签证期间，曾在昆明一所高中教代数，用的课本是英文的《范氏大代数》。教课之余研究场论，1943年他在马士俊教授开设的课中学过的场论。马士俊一生从事场论研究，讲课既清楚，又有条理，而且范围广泛。杨振宁对变形物体的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出国前那年四五月间，还用一种“颇为优雅”的方法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后来发现国外早有人在1937年就已做过这样的工作，使他大失所望。

[民国故事]冯玉祥的平民化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冯玉祥1936年从泰山移住南京，名义上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实际上形同软禁，经人介绍，他邀请千家驹给他讲“中国财经问题”，每周两个小时，时间是在晚上，到时候他派汽车接送，讲课在一间大会客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冯不仅用心听讲，而且认真做笔记。一共大约讲了七八次，之后他又派人向千家驹要去了讲稿。没多久，《冯在南京》一书出版，附录中有“中国财政问题”全文，署名“千家驹先生讲，冯玉祥笔记”，千家驹说，其实是一字不漏地照抄他的讲稿。以后，冯玉祥送给这位老师一大车西瓜，据说是“冯先生自己种”的，作为讲课的酬劳。
　　当年夏天，两广发动“六一运动”，沈钧儒约千家驹、孙晓村去看冯玉祥，探听时局消息，冯吞吞吐吐，不愿透露。孙晓村说:“冯先生，你著的××××，我们许多朋友想看，都买不到，不知道还有存书吗？”冯听后大为高兴，立刻叫副官来，叫他取了大批的书，每人送几十部。而且，冯将军的嘴巴也被撬开了:“现在时局非常严重，内战一触即发，但这是国家机密，不便向外面说，好在你们三位都是爱国之士，不是外人，对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呢！”
　　冯玉祥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过着平民的生活是事实。但他的平民化中不无矫情，千家驹回忆，1938年抗战时期，冯曾到桂林视察，住在乐群社，这是广西省政府的贵宾招待所，请一些朋友吃饭，本来乐群社就有不错的厨师，一般请客都可以委托他们办理，但他专门到外面找了一个山东烧饼铺的师傅，做烧饼招待客人，以示俭朴。而且请客用的餐具都是自己带来的粗碗粗碟。
　　1929年冯玉祥在山西时，他很喜欢当地一个瓷器厂烧的土瓷，买了一批，1933年在泰山时，还派人专程到那里去采购，土瓷的价格虽然便宜，但加上副官的旅费、运费以及其他费用，比当地能买到的最好的瓷器都不知贵多少。当抗战烽火遍地，交通如此不便，他出门在外，还要自带粗碗粗碟，以显示俭朴。

傅国涌：民国故事之一袭袈裟和读书人的"羽毛"

南方都市报傅国涌2006-03-31 04:49:47

　　“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典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长章，因为参加抗日请愿活动，卧轨时受了伤寒，一病不起，撒手而去。国难家仇，他的悲痛可想而知。1937年，北平沦陷，他未能及时离开，日军知道他留学日本多年，深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出来维持教育，一时说客盈门。但他坚持“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苏武不做李陵，他认定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

　　劝说无效，日本人派出宪兵两次抄他的家，翻箱倒柜，把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友人的信函都抄走了。他和夫人张秋华夫妇安坐在椅子上毫无畏色，沉默以对，翻译官责问他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白了一眼说：“我以发夷声为耻！”当时，他“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

　　在北平困守半年，他的内心很痛苦，他弟弟刘管廷下水，在冀东捞到一个肥缺，他就愤怒地拒绝与这个弟弟共餐，并将其逐出家门。1937年底，在英国大使馆朋友的帮助下，他化装离开，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辗转几个月，一路颠簸，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938年5月25日，当他终于抵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时，他为自己脱离虎口，再次看到本国的国旗、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而庆幸，甚至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在写给梅贻琦的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在“乡关烽火音书断”的日子里，“独立苍茫看余晖”的他，写诗寄赠远方的夫人，“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他夫人带着次子刘平章来到云南，不幸所带的许多珍贵书籍、资料在路过香港时，被日寇掳走。他在课堂上沉痛地对学生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

傅国涌：民国故事之刘文典上课

刘文典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也是章太炎门下弟子。１９１７年，陈独秀新任北大文科学长，聘刘文典为中文系教授。１９２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从此，刘文典在国学界声名大振。

　　他上课时常抽烟，边抽边讲，香烟袅袅，一口安徽腔的普通话，声音微颤，妙语如珠。钱穆记忆中，他在清华时，乘校车上课，常常一手拿一书，书必然是好版本，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上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他在西南联大主要讲《庄子》、《文选》，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常来听，每次来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照例是坐下来，闭目而讲，仿佛是自言自语，讲到得意之处，常会抬起眼睛朝最后一排，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这个时候必起立，毕恭毕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全场学生无不婉尔。他讲《文选》课，上课前校役提一壶茶，带上足有两尺长的竹制旱烟杆，他讲到高兴时，常常一边吸旱烟一边解释文中精要，连下课铃响了也不管。可是，有一次他只讲了半小时就宣布提前下课，改在下周三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他算好时间，要在月光下面讲《月赋》。学生在一轮月下，围坐在一起听他大讲《月赋》。

　　他的课讲得很细，有时候一个晚上只讲了两句诗。世人都知道他是著名的训诂学家，擅长校勘、解字，精通《庄子》学，自称古今真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另外“半个”有说是冯友兰，有说是马叙伦，也有说是一个日本教授。当然，他讲《红楼梦》也很精彩，讲《圆圆曲》、《万古愁》这些诗，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一样如数家珍，见解独特。

　　他的家曾被日寇飞机所炸，有一度他的住处离学校很远，每天要赶几个小时的路，进城上课，他说“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本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他在云南染上了鸦 片瘾，被叫做“二云居士”，说云南的云土（鸦 片）和云腿（火腿）都是名物，正合他所好。抗战后，他不愿北上，而是继续留在云南大学，有人说就是为此。１９４９年，他谢绝胡适等人让他一家前往美国的安排，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民国故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

2006-04-03 10:33:41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穆藕初是有抱负的实业家，更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和，非普及真正的国民教育不可，他曾创办过位育小学、位育中学，长期为中华职业学校捐款。有几次捐款，他个人处境很困难，竟是以个人名义从银行借的款。他曾资助厚生纱厂一名好学上进、少年失学的学徒工方显廷，从南洋模范中学读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1年到1923年方留美之初，他按月给80美元的生活费。后因纱厂事业受挫，无力继续支持，方勤工俭学，终于在1928年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最终归国旅费无着，也是他设法解决的。方显廷后来成为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等齐名的经济学家，与何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穆藕初的助学大手笔是在1920年，他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到欧美留学。他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那年元旦，在江苏省教育会和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人聚餐，他问钱财应该如何使用，对于国家社会最为有益，大家一致认为那只有用于教育，他很赞同。之后，他决定捐出5万两银子的巨款，派学生出国，不限省份，不限科目，只要是男生，道德、能力、学问都好，日后可以做各界领袖的就可以。他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这件事，蒋梦麟、胡适、马寅初辅助，当年所派学生都是一时之选，都受过“五四”洗礼，他深感欣慰。那年他和蒋梦麟一起，在北京一个喇嘛庙无意中求签，签诗有句:“家道丰腴自饱温，也须肚里立干坤。”这位受美国科学教育的实业家禁不住感叹:“宇宙之间一切处所，无往不为万灵所寄托。” 　　以后，他还资助过张纯明等多人出国留学。到1937年6月，方显廷、罗家伦、周炳琳等10位受他资助、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作为永久纪念，也是效法他的义举。1940年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则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故时，《新华日报》的悼文说他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认为他的去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其实又何止是民族工业界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