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专栏][民国故事]吴佩孚的诗词(不断更新中)

司徒雷登的爱与同情

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出生在杭州我现在所居住的这条弄堂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幼年时代。他成年后住在中国的时间远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难怪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开篇即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

　　在当年燕京人看来，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中国人。1926年3月16日，即“三一八”前两天，因为大沽口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麦克默理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身为燕大校长的司徒与十八位了解中国国情、同情中国的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联名写信给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美国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损害中美关系。他们把信件以备忘录形式散发给驻京的美国记者。第二天，他和其他九位美国在北京的教会领袖、教育界人士前往美国使馆抗议，指责并告诫麦克默理。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证实了司徒他们的预见。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许多美国侨民的支持，天津、保定四十多名传教士分别联名致电美国国务卿、参议员和驻华公使，谴责和抗议美国向中方最后通牒的做法。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麦克默理的一边，《华北每日新闻》公开质疑司徒等人的动机，《京津时报》甚至无中生有地污蔑司徒他们才是“三一八”的元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立场。

　　燕大二年级女生魏士毅惨死在枪弹和刺刀之下，3月19日，司徒派男部主任博晨光教授亲自领回她的尸体，在校园里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后来学校迁到海淀新址，他支持学生自治会在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烈士立碑，作为永久的纪念。1936年他六十岁生日，冰心曾写下《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文中说，“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曾强横地要求燕大拆除魏士毅烈士碑，遭到司徒雷登的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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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挨你妈的球！)

[民國故事]“你真是書呆子”

2005-12-30 11:41:20　 來源:南方都市報

傅國湧專欄 　　 　　抗戰以前，有一家書局出版了一部初小教科書，第二冊就有“統治權”這個概念，薩孟武的女兒問他：“何謂統治權？”他想了許久，才回答說：“統治權是管束的權，爸爸在家，有管束兒女的權，所以爸爸有統治權。爸爸不在家，媽媽有管束兒女的權，所以此時統治權就委託媽媽行使。”他女兒又問：“管束老媽子，不是媽媽嗎，每天買什麼菜，不是由媽媽決定嗎？”聽到這裡，這位政治學家竟然回答不了，理論和事實的差距真是太大了。所以他認為，像“統治權”之類的概念，在初小教科書中不宜提及。 　　抗戰期間，梁漱溟等在參政會主張“軍隊國家化”，這在理論上本來毫無問題，他們到處奔走，遊說各方，在國民黨方面主要是和張群談話，張群的回答是：“老實對你講，國民黨的生命就在它的軍隊，蔣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黃埔系。像我這樣一個地道軍人而從不想抓軍隊，是絕無僅有的。你向誰要軍隊就是要誰的命！誰能把軍隊給你？你真是書呆子！”聽了這一席話，梁說真如涼水澆背。 　　還是1930年10月31日，正是蔣介石和閻錫山、馮玉祥等大打出手的時候，天津《大公報》的社評說得清楚：“一切支配於軍權之下，而非支配於法律。上自中央，下至一縣一村，其代表統治權者唯是槍桿；槍桿所至，權力隨之。一切職業中之一切人民隨時隨地皆是自槍桿上討生活。槍桿許其存則存，要其亡則亡。四萬萬人對於其生命財產事業言論思想皆無權，而唯聽命於槍桿……此十九年來國民普遍享受之事實，無須詳為說明者也。” 　　曾幾何時，河南一帶到了“兵匪完全無法分別的地步”，有人作了這樣一段文縐縐的謔詞：“兵敗為匪，匪撫為兵，兵匪相因，名異而實同；匪為無名之兵，兵實奉諭之匪。” 　　致力於鄉村建設運動的梁漱溟也不是不明白，軍閥和土匪只有大小之差，並無性質之殊，土匪擴大就是軍閥，軍閥零落就成為土匪。他對“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蔣介石們那一點卑微的希望終究也落空。在張群這樣深通世務的人看來，一個手無寸鐵、紙上論政的讀書人，當然隻能是“書呆子”了。

[民國故事]推薦書

2006-01-06 10:08:12　 來源:南方都市報

傅國湧專欄 　　 　　1947年10月29日，22歲的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突然死在獄中，國民黨當局聲稱是“自殺”，社會輿論包括浙大校長竺可楨在內，對此深表懷疑。於子三慘死激起了浙大同學的強烈義憤，當時正值學生自治會選舉，學生決心“以普選來紀念於故主席”，以此表達他們心中的悲憤和抗議。 　　浙大校園裏由此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不無悲壯的選舉活動，除了抗議殺害於子三的大字報，又貼滿了推薦候選人的海報，有系級推薦的，有社團推薦的，有宿舍推薦的，也有幾個學生聯名推薦的，形式多種多樣，內容五花八門，文字生動活潑，琳瑯滿目，盛況空前。這是當時的幾則海報: 　　數學系的推薦書── 　　“理事=谷超豪 　　證明:∵理事=民主＋科學， 　　民主＋科學=谷超豪， 　　∴理事=谷超豪” 　　農學院農經系三年級的推薦書── 　　“民主風度與熱心服務為標準理事的要件，趙修鑒君具有理事才能，故值得推薦； 　　慎重投票和選舉賢能是普選期中的大事，每位同學投他一票的重舉，才稱得放心。” 　　國民黨方面也以學生聯名推薦的形式提出自己屬意的候選人── 　　“法律系二年級學生莊╳╳等聯合推薦 　　王╳╳、張╳╳二位為本屆理事 　　張、王兩同學要是做到理事，他們一定主張膳務部統籌養豬，過舊歷年時有豬肉打牙祭，非常實惠，請投他一票，想吃豬肉的同學，你說好不好？” 　　從這些個性不同、顯示學生不同思想傾向的推薦書，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競選之激烈。11月2日，即於子三死后第4天舉行的投票中，在91個候選人中有23人當選，其中谷超豪得票最多，共768票。浙大校長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次為第一次普選制”，當選者中“左派幾佔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為必層出不窮也。”谷超豪以后成了有名的數學家。

“你就是司徒雷登先生”　

　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根本原因就是司徒雷登确立的办学方向，他力图把燕京办成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它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所以，燕京创校伊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弥漫着一股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

　　司徒雷登聘请的教授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向来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因此之故，燕大在33年中汇集了大批第一流的教授，其中包括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裴文中，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洪业、陈寅恪、钱穆、陈垣、邓之诚、顾颉刚、韩儒林、翁独健，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许地山、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除了林迈可，还有许多外籍教授也都曾在这里任教，比如心理学家夏仁德，细胞学家、遗传学家博爱理，地球物理学家、应用数学家赖朴吾等都来自美国，汉学家高本汉是瑞典人，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是日本人，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站到了燕京的讲坛上。

　　由于燕京用人不拘一格，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1919年创始时只有29个教授，到1934年就拥有了111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授有44名。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宗教学院四个学院22个系、一百多个专业，燕大鼎盛时期吸引了大批名门望族的子弟，其中包括曾国藩的17个曾孙辈、梁启超的5个孙子孙女。燕京的学生中既有黄华、杨刚、龚澎、吴青这样的共产党人，也有民盟骨干的叶笃义等人。有侯仁之、萧干等许多学者、作家，有吴阶平等医学家，有物理学家谢希德，有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创始人黄昆，也有黄宗江、孙道临等一流演员，当然还有思想家李慎之。

　　1945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重庆见到司徒雷登，当面对他说：“你就是司徒雷登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工作很努力！”席间，毛泽东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的贡献，称赞燕京学子在抗日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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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老话一句：毛，挨你妈的球！)

[民国故事]梅兰芳刮须

2006-05-06 10:22:11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包天笑在1943年发表的《拈花记》中说，梅兰芳唱红大江南北后，捧他的人自觉结成了庞大的“梅党”，其中包括不少新闻界的人，他们不要半文经费，比什么党的宣传部都还要忠实。当然，梅兰芳不是靠文人的笔捧出来的，而是他自己唱出来、演出来的。他固然为北洋军阀唱过戏，为蒋介石唱过戏，按照演艺界的习惯，他可以到任何人家中唱堂会，也可以为任何统治者祝寿捧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不去东北参加庆祝伪满洲国的庆典演出，1935年前往苏联访问时，他坚决不肯从伪满洲国控制的地面上经过，绕道而行。这些都足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也是去苏联这次，他从上海乘轮船途经日本海岸，日本人竟然还为他开了一次欢迎会。 　　抗战爆发之时，正是梅兰芳舞台生涯的顶峰时期，他的心情却沉到了万丈深渊，他曾经想过自杀，也想过躲进宗教的世界，回避战争的纷扰，最后他暂时冻结了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他在香港或上海孤岛静静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靠往日的积蓄过日子。徐城北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中国》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生活──“他学英语，学跳舞，学打羽毛球，支持孩子集邮，送孩子从香港去内地的学校读书，等等等等……”深夜里他紧闭窗户，拉上窗帘，或者以二胡轻轻吊嗓子，或者悄悄收听短波收音机，了解国际局势的最新动态。 　　抗战期间，他在上海家中的草地上，经常一招一式地指点他的传人、被称为“小梅兰芳”的李世芳。两人都身穿西装，表演京剧的动作都只能点到为止。但从保存下来的老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师徒，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认真。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他唱戏时连面部的肌肉运动也都非常适度，特别是注意保持口形的美观。抗战八年，他离开舞台八年，重新登台亮相，每当唱高音时不免有些吃力，他尽量避免正面相，比如唱《霸王别姬》的一段高腔，他就扯着斗篷转一个身，为的就是不让台下的观众看到他的口形。这是后话。 　　1945年8月，收音机中终于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梅兰芳在上海家中，他从楼上走下来，用一把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他到了客厅，忽然拿掉折扇，家人和朋友惊奇地发现原来他把多年蓄的须都已全部刮掉了。

任鸿隽：“你真大胆”

傅国涌专栏 　　 　　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发表他的《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批评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书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看法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此文一出，许多朋友看了，都对任鸿隽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他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因为来自南京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他又写下《再论党化教育》一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最根本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他提醒:“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要使社会的发展，助成个人的自达，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来助成社会的发展。”

[民国故事]黄侃的最后一堂课

2006-05-04 09:30:15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所谓义理、考据、词章，无不精通烂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尤其有大成就，他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文选》等，都有许多新的发现，连他目空一世的老师都很服气。《〈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之风。他自己能诗能文，词和骈文都自成一格。 　　大家都知道黄侃脾气不好，爱骂人。可他也有谨慎谦虚的一面，知道的人就不多，在北大时，他与刘师培同事，因为经学不如刘，他就正式拜刘为师。在音韵学上有他推重的人如赵少咸，写信措辞都极为谦和。当然，对贪官污吏、不学无术之辈，特别是学术界那些欺世盗名、崇洋媚外之徒，他只有鄙视和怒骂。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写字，但是每天规定的功课是必须完成的，比如日记、读书等。他对学生的开导也是不拘一格，门下研究小文的最多，在经学、史学、文学上有成就的也不少，弟子金毓黻就是研究东北史著名的。 　　黄侃晚年在金陵大学讲学，弟子中有后来以诗学见长的程千帆，学生的记忆中，那时黄侃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而且并不是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常常借古讽今，嬉笑怒骂，批评时政。很多年后，程千帆还记得1935年10月5日那天天色阴沉，在教室里听黄侃讲《诗经》时的情景，老师用非常低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诗经里有关民生忧患的诗句，没有进一步的解说，学生们的心弦却都被拨动了。话锋一转，他又议论起中西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来了，他说木版书有利于批点，便于手拿、躺着阅读，认为西方的精装书是“皮靴硬领”，又谈起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要胜过西装，并当场不用手把布鞋脱下又穿上，说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国粹主义者。 　　下课铃响了，黄侃抱着那个黑色的布包走了。这一天的星期五，第二天是重阳节，他没有出去登高望远，而是独坐书房，写了一首七律。当天，他因饮酒过量，胃血管破裂，两天后去世，终年只有50岁，成为学术史上难以弥补的遗憾。

[民国故事]“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

2006-05-03 09:50:4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当年留学美国时，陈衡哲是胡适等人心仪的才女，20世纪的新文学史、学术史都留下了她的名字。有人说她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其实她的眼睛何尝不是锐利的，她常常能在旁人习以为常的问题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她的目光并不是投向白热化的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儿童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同时不失批评家的锋芒和学者的睿智。 　　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写下了有名的一组随笔《川行琐记》，在《独立评论》连载发表。其中1936年4月发表的《四川的“二云”》一段尤其引起当地势力的嫉恨，遭到他们的围攻，成为任鸿隽被迫辞职离川的原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直言不讳地揭穿了四川的许多黑暗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决不敢以恶意来批评四川；我也不是喜欢作笼统话的人，说四川这不好，那不行。但我的良心却也不许我作阿谀取悦之言，说什么四川是天府之国呀，四川人民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呀！我觉得廿五年来军阀恶政治的结果，不但使住在四川的人个个走投无路，并且在道德方面，在人生观方面，也似乎发生了许多不幸的影响。一个社会愈混乱，愈没有法纪，那么，那社会的原始人性也一定愈加发达。……这可悲的情形到处都有一点，但在四川却更为显著。” 　　她的所见所闻处处坐实了有关“社会愈混乱，原始人性也愈发达”的看法，特别令她感到震惊的是当地的纳妾现象，她深知这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作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讳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一洗这个耻辱。)这是四川的问题与别处不同的又一个例子。”

[民国故事]“四病”和“五鬼”

2006-05-02 09:51:58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20年12月15日，在上海主编著名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张东荪在《改造》杂志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其中提出三个问题，一、中国的现状是什么？二、从现状所潜伏的趋势推测未来将是怎么样的？三、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他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四病”交加，所谓“四病”一是“无知病”，二是“贫乏病”，三是“兵匪病”，四是“外力病”。“无知病”和“贫乏病”，使中国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工人、商人的数量都不大，构不成有力的社会力量；“兵匪病”导致军阀当道；“外力病”使中国的民族产业很难得到发展。“四病”当中，“无知病”和“贫乏病”带有根本性，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兵匪病”对中国的危害最为严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病症，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1929年12月，胡适在《新月》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五鬼”闹中华的说法，与张东荪的“四病”有相似处。他说的“五鬼”分别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把这些称为“五大仇敌”、“五大恶魔”，又称为“五鬼”，“疾病是我们种弱的大原因”，“愚昧是更不须我们证明的了……因为愚昧，故生产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识不够救贫救灾救荒救病，故缺乏专家，故至今日国家的统治还在没有知识学问的军人政客手里。”“贪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特色……这个恶习惯其实已成了各种社会的普遍习惯。” 　　胡适指出打倒这“五大仇敌”，毁灭这“五鬼”，便是同时建立我们的“新国家”，他心目中的“新国家”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司法、经济、教育制度以及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施等等。

[民国故事]日常生活中的王国维 2006-04-25 11:08:3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王国维最后的岁月在水木清华度过，他拖着辫子的背影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北大的辜鸿铭。他的日常生活如今仍活在他儿子王东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夫人就要给他梳头，偶尔遇到事忙或心情不好，他夫人也会唠叨：“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他的穿着也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他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他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