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专栏][民国故事]吴佩孚的诗词(不断更新中)

[民国故事]这样的妙文

2006-03-06 11:34:34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15年冬天，袁世凯即将穿上蟒袍，过一把皇帝瘾，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匆匆从日本赶回来的邵飘萍，在报纸上发表时评一篇，题为《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 　　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不料一语成谶，袁氏的皇帝梦满打满算也没做够三个月，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脱下了皇袍。 　　1936年“双十节”，在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一家商业性的民办报纸《济南晨报》发表阎少显的“晨话”《四柱清册》，列举国民党当政九年来，将东三省89万平方公里江山拱手让人，版图变色；热、察、绥三省半入敌手；甚至连平津冀东等心腹要地也“特殊化”而名存实亡，结语指出: 　　“秦淮河畔，衮衮诸公犹听商女之歌；白山黑水，芸芸众生，徒兴亡国之叹！国难，国难，多难不足以兴邦；国庆，国庆，请问何庆之有？” 　　1939年，在上海“孤岛”，《大美晚报》“夜光”副刊主编朱惺公发表公开信回复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 　　“凭‘良心’做事，千秋史笔，必有定论，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不久，39岁的朱惺公在回家路上惨遭暗杀。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四川为《新民报》主笔，曾在“报屁股”上发表《游击队短歌》一文: 　　“某战区游击队，有一游击短歌，颇饶深意。其词曰: 　　鬼子来了，不让他看清；鬼子去了，打他的背心。” 　　全文总计不足40字，每个读过的人却久久不忘。文不在长短，而在于妙也。

[民国故事]“黄花心事有谁知”

2006-03-03 10:07:02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民国告成不久，政权即落入了袁世凯之手，有一天袁对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这个“黄某”就是黄炎培。后来，袁世凯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八字矛头所向就有黄炎培在内。 　　袁氏垮台，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直到1949年，长达32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行职业教育上面，成为“职教派”的教父级人物。北洋政府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谢不就。1927年，蒋介石的武力抵达上海，下令通缉“学阀”黄炎培，他被迫亡命，闭门读书三年。到1931年，蒋的态度才有了变化，托黄炎培的老同学邵力子邀他到南京谈话，并要他搬到南京住，他没有答应。此后，蒋介石多次拉拢黄炎培，“或封官许愿，许以特权，或提携后代，予以优待”，都被他一一拒绝。最后一次是在1946－1947年间，国民党当局试图拉他下水，分化中国民主同盟，当时他是民盟的几个常委之一，也被他拒绝。“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是他自明心迹的诗句。国民党在召集“国大”前夕，又有人要他脱离民盟，参加“国大”。他断然表示“不能自毁人格”，经受住了种种诱惑和考验。“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就是他当时写的诗。 　　黄炎培生在一个变幻不定的大时代，他在坚持投身职教事业的同时，参与大量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他与《申报》有过长期的关系，先后办过《生活》、《国讯》、《展望》等周刊，他热心于抗日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到南京面诘外交部长王正廷，他是民盟、民建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其他五个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他亲身经历了政协会议、国共和谈等。蒋介石虽然曾下令通缉他，他的儿子也死于1949年的前夜，但他钟爱的职教事业终究幸存了32年。

[民国故事]傅斯年的抗战预言 2006-02-28 11:22:3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抗战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了准确估计，认定“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最终的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文中剖析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向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 　　早在抗战打到第18个月，傅斯年就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如果这时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购买战争和工业品的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无疑加速了失败的速度。 　　1944年7月，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显然是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民国故事]植物学家　胡先骕的个性

2006-02-25 10:16:18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胡先骕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是名副其实的，正是他开创了中国植物学的教育和研究事业，是他创立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抗战期间(1940－1944年)，他还做过故乡江西的中正大学校长，一度对蒋介石有过好感，能对蒋直言相告，对国民党的腐败提出批评，蒋对他也很尊重，然而终究渐行渐远。 　　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的三年半，不许国民党党团分子到大学内活动，在他看来，“党”是“江西王”熊式辉的党，“团”是在赣南自成一统的小蒋──蒋经国的团，他不愿受他们的控制。他不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只要把学业搞好即可。有一次他听完该校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的学术报告，直率地批评“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一次有50多学生患疟疾，半数不治，他在公祭时失声恸哭。又一次，有两名学生遭遇日军，壮烈牺牲，他扶棺大哭。这样的校长自然得到学生的拥戴。 　　1942年夏天，日军进犯江西东部，中正大学曾在赣州设立分校，招收一年级学生。蒋经国想要中正大学整个迁往赣州，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小蒋请他到赣州，殷勤招待，言谈之中隐隐露出这个意思，他竟以迁校困难为由淡淡地拒绝。1943年春天，胡先骕不在校期间，学生与江西党报《民国日报》的记者发生纠纷，记者在报上刊出文章，贬损中正大学，引起学生愤怒，砸了报馆。老蒋下手谕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了解了事情起因，未开除学生，只是对学生记大过处分。 　　此后，小蒋去重庆时向老蒋进言，说中正大学办得很糟糕，结果导致胡先骕于1944年春天被迫辞职。他自述是老蒋下手谕逼他辞职，全体教授打电报挽留无效。竺可桢日记中也说，胡不是辞职，实为免职，“由于蒋经国至都后报告中正大学办得很坏”，老蒋遂写信给熊式辉，熊当然只有向教育部提出换人了。这件事即使蒋所信赖、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不满，胡先骕后来听人说，陈为了此事曾说过:“伺候一个人已经够了，难道还要伺候人家的儿子吗？”(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民国故事]张耀曾代理史量才析产案 2006-02-23 10:58:3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34年，曾在民国早期三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在上海开业做律师，11月14日早上，他翻开报纸，看到了《申报》老板史量才被杀的新闻。16日午后，他前去吊丧，临行前做了两个联挽:“为舆论母，最是功在国家，备历艰辛淞沪役；有君子风，缘何尸伏道路，长留悲壮浙江潮。”“艰难时大可有为，漫说西子湖边雌伏；谨厚者亦复至此，如闻天津桥上鹃声。”他虽觉得“后联甚好，因下句不免伤时，乃写前一联送去。”之前，他和史量才因公共事务有过数面之缘，他对史的评价是“尚为读书人”。 　　因史量才生前友好陈陶遗介绍，史家委托张耀曾办理“史量才析产案”。1935年2月15日，陈陶遗对他说:“《申报》本系公款所办，史量才为报馆雇员，后竟攘归己有。今日仍应归诸公众云。”(此事未见下文) 　　3月1日午后，史量才爱妾沈秋水来他们的律师事务所谈当晚签字程序。晚七时过，他准时赴史宅，史生前友好、银行家钱新之等都到场。由他主持，史氏遗族五人列坐左后方，其他史的至亲好友则在长台左右列坐。首先由史咏赓的母舅庞树庭简单发言。接着由他说明这次受委代办的情形及史氏遗族开诚商洽经过，旋即宣读约文并详加解释。第一约大体读完，因见证人中有事拟先走，故第二约即简单说明。他的讲解异常沉着明晰。然后，正式询问史家各人，都表示同意。当即签字，钱新之、陈陶遗、杜月笙、吴蕴斋、张啸林、马荫良等十四个见证人也相继签字，他发现见证人中似乎有人对此约不满意，如张啸林。 　　史量才的财产一部分设了“量才奖学基金”。1936年6月26日晚，张耀曾因为“量才奖学基金团”开第一次董事会而到史家。7月4日，他到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代“量才奖学基金团”领取法人登记证书。两个月前，他就依法代请为设立法人的登记，法院“竟以未注意及此，并无登记处设备，不能受理”。经他依法力争，法院才向司法行政部请示办理。所以他领的证书还是第一号，“实开法人登记之先河”。这也是律师促进法律实施的一个实例。当日午后，沈秋水曾来商量法律文件。

[民国故事]史量才：“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

2006-02-22 14:25:44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31年12月周恩来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却出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1932年3月4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名义，在《申报》“临时专刊”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启事，“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做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兹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所以特别委托巴和律师代为声明。 　　相隔二十年后，当年参与伪造“伍豪”等脱党启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被捕，交代了事实真相，这个启事还是受蒋介石信任的中统特工头目之一张冲起草的，先送到《申报》，《申报》广告处律师说，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的只有一人，有漏洞，决定“暂不刊出”，但《时报》、《新闻报》先后刊出了这一启事，在国民党上海的新闻检查处的压力下，《申报》过后才刊出。 　　《申报》发表巴和律师出面的反击声明前，国民党方面曾警告《申报》老板史量才不应刊登，史竟然拒绝了，他回答:“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度下野，离开南京前夕，他下令秘密枪决著名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一个月后，宋庆龄才得知这一消息，她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宣言，在奉化溪口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些，都为几年后史量才遭暗杀埋下了伏笔。

[民国故事]1919年3月26日夜

2006-02-21 11:29:5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那一夜，北京的春寒依然料峭，当事人之一汤尔和第二天(1919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相隔近十六年后，另一位当夜在场的胡适旧事重提，写信给汤说: 　　“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信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并不陌生，陈独秀、陶孟和、沈尹默、马叙伦、蔡元培。胡适接着说:“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汤尔和4月11日的日记最后有这样的记载:“五时后回寓，……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那一夜的真相到底如何？陈独秀为何“以怒目视”？胡适五天后的信中说得更清楚: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和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 　　1936年1月2日，认真的胡适第三次写信给汤: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胡适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没有那一夜的决定，假如陈独秀没有离开北大，以后的历史也许会有所不同。

[民国故事] 鲁迅为何不去苏联？

2006-02-18 12:06:4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32年冬天，鲁迅因母亲生病而有北平之行，11月24日，应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等的邀请，做了一次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演讲，约40分钟。讲演结束后，范文澜在家设宴，陪同的还有台静农、马裕藻等人。吃饭时，鲁迅吃得很少，谈锋却很健，边吃边谈，其中提到一件事，不久前，他接到苏联的一封邀请信，莫斯科即将举办一个国际进步作家的大会，特邀他前往出席。他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也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在目前国民党的统治下，他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压迫，他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因此，他谢绝了邀请。 　　两天后的晚上，北平左联、剧联、教联等左翼文艺社团和反帝互济会、共青团等组织，共有二三十人，秘密聚集在台静农家，听鲁迅先生讲话。在场的于伶回忆，鲁迅先生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号称上海“文化街”的四马路上，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读者买的也多是这类书和杂志，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非左翼的书刊无人问津。他们把一个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书店老板回答说:“我们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算盘”这两个字，鲁迅是用颇为浓重的绍兴口音幽默地讲的，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没有听懂，所以没有反应，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这次，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还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这一下，在场的人们全都明白过来了，笑声弥漫了整个房间。

[民国故事]顾颉刚考证大禹的生日

2006-02-17 10:47:0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已久，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历史上禹这个人物的存在。1923年5月6日，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其实这只是一个学术假设，不是定论，马上就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纷纷撰文与他商榷。胡适以编辑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显然，胡适赞成疑古的精神。 　　鲁迅在《对于”笑话”的”笑话”》文中也曾支持过顾颉刚的怀疑态度，后来却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一篇中嘲笑顾颉刚:”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 　　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后，陈立夫还念念不忘，他在回忆录中说，历史学家顾颉刚抗战期间忽发奇想，写了一篇文章说，大禹其实是虫，没有那么一个人。尽管他的理由不充分，可是因为他在古史研究上的显赫名声，竟然有很多人相信。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时，已经是抗战时期，陈还为此感到很生气，认为孔子对大禹都很赞美，孔子离大禹的时代不过一千几百年，难道还不如四千年后的顾颉刚得到的文献可靠，何况孔子向来注重证据，无可靠的文献，他不写作。陈没有直接找顾颉刚辩论，而是绕了一个弯，请他考据禹的生日是何月何日，以便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这个日子作为”工程师节”。 　　顾颉刚考证之后，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说某年6月6日是大禹的生日。陈就根据他的信在工程师年会上提出以这一天为”工程师节”，全体会员一致通过。陈随即宣布，从即日起大禹不再是虫了，因为虫的生日是无法知道的，这是顾颉刚先生负责考证出来的，有信为证。全场哄堂大笑。

[民国故事]岂非笑话

2006-02-15 09:58:1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34年春天，《独立评论》杂志收到北平市公安局发的公函，转发了经过内政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几道弯子下达的训令，具体内容是奉蒋介石手谕:“各种书刊封面，报纸题字标语等，概不准用立体阴阳花色字体及外国文，而于文中中国问题，更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要求各报社、杂志社以及各出版物发行所“一体遵照”。为此胡适在写给蒋的信中，表示对禁用西历纪年的不满。 　　4月10日，各报报道了蒋介石前一天在南昌的演讲，“解释说日前手令各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系命令行营政训处工作人员，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蒋的言下之意这是政训人员闹的笑话，他的手令并非要全国遵行。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不仅粘贴了公安局的公函，还粘贴了报纸的有关报道，感叹说:“此事可见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似乎不太相信蒋的辩解，但对他的知过能改表示赞赏。或许内心里头，他早就以“诤友”自期。《新月》时代，他对国民党当局、对蒋都有过尖锐的批评，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异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围攻。1932年冬天，他在武汉和蒋见面，蒋要和他谈谈哲学问题，先送了他一套《力行丛书》，这是蒋自己写的，共五个小册子。蒋解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就是要人们服从领袖，胡适认为“此说似是采用我的解释”。从那以后，他对蒋的态度似乎好了许多，虽然他始终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从政。1933年4月汪精卫与蒋合作，汪希望他出任教育部长，他坚决拒绝了，他在给汪的那封信中写得明白，“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十多年后，蒋一次次要他入阁，为国民党政府装饰门面，他总是一再推辞，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也是真诚的，怀抱“好政府主义”的胡适，对蒋有幻想，但他只愿意做“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