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专栏][民国故事]吴佩孚的诗词(不断更新中)

[民国故事]土布短褂的汤寿潜

2006-04-24 11:20:38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汤寿潜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民国初年，他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在见过他的人眼中，他却是极朴素的人。包天笑说到有一次与汤寿潜不期而遇:“我虽然常坐二等车，有时也到三等车去看看。那天却见一位汤蛰仙先生(寿潜)厕身于许多贩夫走卒之中，缩在壁角看报……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蜷伏在此？好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后来询诸友人，他们说:‘他生性如此，亦无足怪。’” 　　曹聚仁说他父亲最景仰的大人物就是汤寿潜，大概1915年前后在杭州路上不期而遇，汤寿潜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是一双蒲鞋，手上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到杭州，任浙江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据说，有一次他从松江乘船去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个商人见他土老儿一个，疑心他偷了自己的银插子，冷语讥讽。那知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的就是这个庄稼人模样的督办。那位富商吓得晕了，长跪不敢起来。汤一笑了之，并不追究。曹聚仁觉得这不仅仅是俭朴可以解释的， 　　“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他父亲之所以敬若神明，就是因此。 　　1914年袁世凯政府在将沪杭铁路收归国有时，感于汤自1905年起督办铁路不取分文工资，奖励他20万元，他推辞不受，予以退还。再送到他家，他仍拒绝，最后全部捐给浙江教育会，后来用这笔巨款在杭州建造了浙江省最早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竣工，1932年正式开放，蔡元培亲笔题字)。其实他当时很需要钱，债务缠身，1915年杭州地方审判厅还在审理他的债务纠葛案。 　　当袁世凯称帝消息传来，他在病中脱口而出:袁死期近矣。通电反对袁氏称帝，蔡锷举旗，他致电支持。他一生淡薄禄位，1917年谢世前给后人的告诫就是不要为官。

[民国故事]王云五：“新入伍的壮丁”

2006-04-20 14:22:25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37年，王云五50岁，他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经理也已7个年头，度过了“一二·八”的危机，不仅恢复到500万的原有资本，而且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36年全国新出版物的总数是9438册，商务一家就占了4938册，占52％。正是商务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他却萌生了急流勇退之意，想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专心致力于编撰《中山大辞典》，无奈张元济诚恳挽留，他决定再留一年，留意物色接替他的适当人选。不料这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商务再次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继续留下，以应付危难的时局。这一留就是整整8年。 　　1938年6月，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即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向鲜与闻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王云五这一次却没有推辞，他自己解释说： 　　“我向来是主张本位救国的，所以近十年来，专就自己主持的出版事业努力，认为直接有益于社会，便是间接为国家致力，因此，对于政治不愿直接参与。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目前却不然了，国家到了这个严重的时期，全国人民的智能、资力和生命，都有随时受国家征发的义务。我这次被选任参政员，正如一个壮丁被征入伍。新入伍的壮丁只能说：‘我当努力尽职’！” 　　他指出，作为一个参政员要尽职，至少要做到三个字，即“思”、“益”、“结”，一是“思”，对于各种议案或提案，必须详加思考，然后发表或提出，决不是为个人出风头的议论；二是“益”，对于任何建议和主张，必须要有益于国计民生；三是“结”，对于他人和其他方面提出的主张或建议，即使要批评或反对，也必须持尊重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维持各方的团结，而不至于因此而导致分裂。其中透露的是他毫无私心的拳拳诚意，和他主持商务事业一样。 　　当然整个抗战期间，他除了参与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主要还是经营商务在香港、在西南大后方的出版事业。

[民国故事]银行家的勇气

2006-04-18 15:32:3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袁世凯称帝，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存款，导致国库空虚。洪宪帝制失败后，京、津、沪等地发生挤兑，5月12日段祺瑞下令停止兑现、存款止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当天，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公权为此与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等金融巨子紧急磋商，是否执行这一乱命。“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有唇齿关系，利益相关，当然不赞成自毁信用。蒋抑卮认为不能执行这样的乱命，率先表示兴业可以部分资产向外商银行和一般钱庄抵押酬款，支持他们。在兴业和其他商业银行的支持下，迅速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抬出张謇为会长，由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上海中国银行，再由律师聘宋汉章、张公权继续营业。银行照常开门，虽然最初几天挤兑人流如潮水一般，但到19日风潮就已平息。 　　1924年10月9日，直奉开战在即，吴佩孚急需军费，无奈只好派人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两个总经理张公权、钱新之找来，要他们出钱。不料他们竟然以库无现金等理由严词拒绝。吴手下威胁：“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即留，原三思之。”并派护兵守门，不让他们外出。再问，他们仍不许诺，张公权尤其强硬，质问说：“尔能枪杀我否？”吴部下说：“急矣？所求者钱，非命也！”待傍晚，再问，他们两人表示两行只愿意各借50万，共100万，再三交涉，最后各增加10万，共120万。这才放他们出门，并表示“这不是绑票，不过强借，千万原谅”。 　　创办于清末的浙江兴业银行，1927年后没有人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过任何职位，这一点在江浙财团中尤其难能可贵。蒋介石上台后，向上海各银行摊派严重，引起蒋抑卮等人的反感，他们坚决不让官僚权贵的资本插足兴业，因此而备受国民党当局的挤压，逐渐走下坡路，1927年后存款逐年减少，到1936年已跌到同行业的第六位。1935年国民党当局将钞票发行权集中到中央、交通、中国三行，在无情的政治压制下，兴业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

[民国故事]宁不做校长也不开除学生

2006-04-17 15:36:45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著名愚记贾心文先生投身行业多年，资而不深，乐而不疲，眼光独到，自成一家。其人津津乐道于人所未见之事，不屑正襟危坐，痴迷疯傻癫狂，誉之者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毁之者称胡说八道不成体统。纵观其文其人，自无百年树人之功，或有博人一笑之用，可供读者谈资，故特辟一角，容其粉墨登场。　编者 　　 　　1934年起，东南大学数理系毕业的崔东伯到杭州高级中学任教，他的数学课上得好，代数、几何、三角都能教，代数尤为出色，有“崔代数”之称。他用的教科书是英文原版，用英文解题一样深入浅出。学生管致中回忆，“保留在我印象中的当时的‘崔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严师，他讲数学课时不看讲稿和教材，一小时一口气讲下来，逻辑严密，能吸引住学生跟着他思索，重点反复强调，数学专业词汇都讲英语。在课堂上，如果学生们不用心，做点交头接耳的小动作，就会受到他的责备，因此大家对崔先生的课都不敢马虎。我进大学后，学习数学感到无比轻松，多半得益于当时所打的基础。” 　　抗战爆发，杭高和杭嘉湖的其他7所中学流亡到浙南丽水一个叫碧湖的小镇上，合组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先任教务主任，1942年起接任校长。一批学生自行组织了“三月社”，秘密油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引起校内一些人和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秘密搜查“三月社”主要成员的书柜衣箱，准备开除“三月社”的发起人吴士廉，他作为校长挺身保护，不顾个人安危，断然拒绝开除的提议。 　　抗战胜利后，杭高复校回到杭州。1946年春天，他邀请以言论大胆、有“红”色嫌疑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来演讲。5月5日下午，马寅初一到杭高，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崔校长，外面有人造了我不少的谣言，你看今天的演讲还讲不讲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早已定下来的事，同学们都已在等着了，哪有不讲的道理！”马在讲演中尖锐地指出“不打倒官僚资本，无法搞国家建设”。 　　当年6月13日浙大、杭高等校学生5000多人在杭州举行游行，反对国民党当局“开放内河航行权”。事先，学生代表曾走访过他，他的态度是“同学们是有理由的，我不会干涉您的行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很生气，要他开除几个带头的杭高学生，他当场回答:“这怎么行？我原先同意过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一切由我承担，你把我这个校长免了罢！”他黯然离开工作了14年的杭高，到杭州的私立中学教数学。临行时，他在学生的纪念册上写下:“校长非人做，教界不可留，太艰难，太清苦，太无理，太无情，太黑暗，太痛心……”

[民国故事]梁启超“换了一个新生命”

2006-04-13 10:26:17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18年12月26日，搞了大半生政治活动的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曾在上海和张东荪、黄溯初做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到那一夜的通宵之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就发起了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以作为“新中国”的基础。 　　1919年9月，他们以“新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重点放在评论当时各种社会问题和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上面，打出了“改造社会”的旗帜。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将《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共学社”在1920年4月成立于北京，比“新学会”基础要广泛，提出的目标“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核心人物虽然还是梁启超、蒋百里和“二张”，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发起，进入董事会，徐新六、舒新城等为评议会的评议员，都是各界精英，他们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包括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也在捐款名单上。除了办刊，“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来华，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就出版了40多种，总计大约有一百多种，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潮。

[民国故事]穆藕初与昆曲 2006-04-12 10:25:08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穆藕初自1914年留美归国，少年气盛，抱服务社会的大愿，快刀直入，所向无前，不过短短六年，就创办了3个纱厂、一家交易所、一个银行，致使脑力过度，身体透支。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在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如此办法果然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在美国学的是农工，常以“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为忧，力倡“种田要读书，读书仍种田”，曾亲撰《改良植棉浅说》小册子，一印数万册，免费送给棉农，造福深远。 　　这一些都已载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史册，人所周知。但他对昆曲的热爱和保存这一独特戏曲文化的贡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即使是在办三个纱厂，忙得不可开交时，也坚持每天中午研习曲艺一小时，数年不曾间断。这是爱好，但决非一般的娱乐。他联合江浙曲界的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粟社”，为创设“昆剧传习所”募集基金组织义演，1920年，他花高价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昆曲大家、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灌制唱片三张，刊行《度曲一隅》一书，保存了国宝级的戏曲文化遗产。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文化志趣来。 　　1920年夏天起，他在杭州韬光寺边上筑有“韬庵”，作为避暑度曲之所，邀请许多曲友登山雅集，到1928年从政后，曲兴虽有减退，但直到1937年他西入四川才罢。“劫后湖山，闻韬庵巍然犹在，而山半万竹尽童，风物全非。”他与在西湖出家的弘一法师交往很深。 　　1921年，当他惨淡经营出资5万员在苏州办“昆剧传习所”，正是昆剧面临最危机的时刻，他以发扬光大昆曲为使命，以文明的新法办学，培养了一代演员，到1925年第一次在杭州正式公演，赢得好评。昆曲艺术自清末以来日渐衰微，这一剧种的一脉星火得以延续与他的鼎力提倡是绝对分不开的。在昆曲史乃至戏剧史上，都应该有“穆藕初”这个名字，不能忘记他为保存昆曲艺术的心力。

[民国故事]吴佩孚：“岂止能望见长白山”

2006-04-11 09:55:28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1917年，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吴佩孚还是个旅长，不知因为什么事，他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他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他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当时的军阀中也是稀罕的，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有嫖妓之事。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曹急召他来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作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问：“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他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民国故事]蔡元培住林凤眠家的木屋

2006-04-05 11:19: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民国元年，翰林革命家蔡元培从欧洲返回，出任教育总长，在他提出的教育方针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育与德、智、体育四育并重。 　　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受到中外关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血泊中浮出水面，他出任大学院长，专门设立了一个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以青年画家林凤眠为主任委员，一意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当年冬天林凤眠提出在长江流域、风景佳胜之地先建一所艺术学院，逐渐推广，以普及艺术、建设美育社会。提案得到大学院的批准，并由林负责建校，校址设在杭州。 　　1928年3月26日，国立艺术院(1930年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在西湖孤山脚下开学，以林凤眠为首任校长。蔡元培在讲话中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来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能渐渐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建立起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次蔡元培携夫人一起来西湖，没有住在新新旅馆，而是住在附近葛岭下的林凤眠家，那是一个简陋的木屋，他一住就是五天，政、学各界人士到这里拜访他时，无不感到惊讶。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要借此表示自己对艺术家林凤眠的推崇。林当时只有30岁，在浙江的声望不够高。他在林家下榻，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支持。(几年前，28岁的林凤眠从欧洲刚刚归国，就因蔡元培的推荐，当上北京美专的校长。) 　　国立艺专在抗战前夕有过十年的黄金时代，林凤眠出入于国画和西洋画之间，开创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艺术，被艺术史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派”。国立艺专的师生中有一大批我们熟悉的姓名，不仅有画坛名家赵无极、李可染、吴冠中、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李苦禅、吴大羽、吴作人、董希文、常书鸿，雕塑家刘开渠，漫画家丰子恺，诗人艾青，作家张天翼，声学家张权，还有学者傅雷、钟敬文、王朝闻、常任侠、蔡仪，等等，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曾出没在孤山的晨昏月夕中。

[民国故事]学生眼中的西南联大老师们

2006-04-04 10:40: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汪曾祺晚年常回忆起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可爱，可亲，可敬。 　　他们穿的衣服就各有意思，朱自清有时候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闻一多有一阵子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长袍，是一个亲戚送的，领子很高，袖口很窄。一次在“云南王”龙云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衣服。 　　金岳霖是哲学系教授，教逻辑学，有人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像高等数学一样，他却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殷海光，一个王浩。不过他平时很爱看小说，所以沈从文要他给中文系学生讲讲《小说和哲学》，他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那么《红楼梦》呢？他的回答是：“《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很是得意。 　　老师们几乎都是爱才如命。有个学生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其中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的纸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的纸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位对唐诗有很深造诣的大教授竟大为激赏。有个学生填了一首词给语言学家王了一教授，他的评语是两句诗：“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 　　讲到上课，闻一多的“古代神话和传说”、罗庸的杜甫诗等都很叫座。沈从文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 　　一次跑警报，刘文典突然发现沈从文也在跑，正言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不过听刘文典讲了一年《庄子》的汪曾祺说，自己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民国故事]刘文典敢骂蒋介石

2006-03-30 09:53: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国涌专栏 　　 　　国学深湛的刘文典是安徽合肥人，1928年春天，安徽大学正式开学，他因为在筹备阶段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功勋显著，而被推为文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实际主持校务，他热心教育，为人诚恳率真，受到学生的爱戴。当时有许多流散各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俞昌淮、刘丹、欧阳惠林等考入这所新办的大学，他们在校内秘密成立党团支部，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结果俞昌淮的活动被国家主义派的学生发现，向校方和国民党当局告密。刘文典在俞昌淮的宿舍果然发现《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等书，当即要俞退学，并表示歉意。实际上是给予保护。不久竟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军委诬告刘文典“宣传共产，希图破坏，请予调查扑灭”，结果安徽省政府开始追查。正逢暑假，留校学生47人发表书面声明，予以澄清和反驳。 　　当年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校庆演戏时，前去看戏的安徽大学等校学生，与女中校长发生冲突，结果招来军警弹压，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学潮。正好蒋介石从芜湖到安庆，29日下午召见刘文典，问他如何处置“肇事之学生”，他认为“此事复杂，需要调查”，蒋一再要他交出肇事学生，他竟“出言顶撞”，蒋大怒，指责他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对他从严法办，他以“你就是新军阀”回敬。蒋令随从陈立夫将他送交公安局关押，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并与其他学校学生400多人到省府向蒋请愿。刘夫人张秋华第二天赶去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历述刘的为人治学，以及创立民国时在《民立报》的功绩，说他一时语言唐突，“力保无其他”。12月5日，在舆论压力之下，他在关押了7天后获释，但只能离开一手创办的安徽大学。1929年初，他拜访卧病在床的老师章太炎，章听说他当面怒斥蒋的事件始末，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学生：“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不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电邀刘文典北上，担任清华国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