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区域自治

源自：《中国民族报》  : 王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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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步入2 1世纪的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发展趋势。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种地域单位，民族区域自治应该趋利避害，积极参与，以求得更大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给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资金、技术、人才的不足和信息的闭塞是影响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上述生产要素的不断重组。已有的经济全球化成果，包括现代传媒的大量普及和扩展，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的联系。民族地区优越的资源条件、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等，已对外界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西部大开发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正是这种吸引力作用的必然结果。为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十五”计划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无疑，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将大大加快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提供了更大的开放空间，成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良好契机。
　　2.经济全球化将促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加快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加速进行。改革需要内部动力，也需要外部压力，在人们已习惯于传统体制，又可以得过且过的时候，外部压力对改革的推动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僵化、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等是不能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的。加速到来的经济全球化已容不得改革问题上的再度拖延。目前，我们离ＷＴＯ仅一步之遥，而这个被称为“带牙齿的国际组织”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其成员的政府行为和经济操作必须符合它的规则。这种形势迫使民族地区必须加快改革步伐，时不我待。
　　二、民族区域自治有参与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
　　1.民族区域自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有效政策，它能够保障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而选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和政策既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体现出民族平等的原则。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社会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在我国长期得到坚持并不断得到完善，这就在政治上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全球化带动的大量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大规模的经贸活动的开展等提供了良好环境。
　　2.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充分行使自治权，制定特殊政策和措施参与经济全球化。民族区域自治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各种特殊政策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既给了自治地方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发挥特点和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又通过国家政策得到在外贸和财政等方面的照顾和优惠。这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在这一进程中获益都是十分有利的。
　　3.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有不断得到国家帮助和发达地区支援的有利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是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一点过去如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如此。已经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基本法的形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显然，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协作，将使民族自治地方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这对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十分有利的。
　　三、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1.基础落后，差距过大，经济全球化中的效益导向将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两极分化是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的最大挑战，而导致这种分化的基本原因就是作为经济全球化先导的资本流动的效益原则。资本惟一追求的是剩余价值，它讲求效益而不会顾及平等。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具有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等潜在优势，但基础薄弱、体制僵化、劳动力素质低下、生态环境恶化等劣势也昭然可见。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有可能将长期落后的民族地区继续挤向慢车道，直至抛向一边，完全“边缘化”。民族地区的待开发状态是未来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其不适应竞争要求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则是它发展的致命弱点。
　　2.全球化过程中的市场原则将弱化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优势。根据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政策优惠，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面竞争压力和市场原则则对有些政策的实施形成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民族地区抱怨国家的照顾优惠不够，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不断弱化国家权力的结果。这种趋势恐怕难以改变。ＷＴＯ规则要求国内贸易政策、关税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立法上的统一和趋同，而根据这些规则和要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制定贸易政策和法规方面的特殊性，都将打折扣。此外，一些具体的政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将面临挑战。
　　3.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将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严重侵蚀。至少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现代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冲击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一现象仍然没有乐观的理由。表现民族文化的传统服饰、礼仪、娱乐方式、艺术形式、文化遗产等不断失传、流失和湮灭，保持和传播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不同程度地被忽略甚至放弃，都是现代化冲击民族文化的直接结果，也都是文化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4.全球化造成的民族主义的反弹有可能向民族自治地方扩散。民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对立物出现的;经济全球化造就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引发当代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动因之一。贫困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等从来都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用以煽动民族分裂的主要借口。这一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不会改变。四、把握优势、应对挑战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区域自治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但总体而言，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创造新的辉煌。因为上述所列压力和挑战大多都是可以逆转的。其一，上述民族地区的差距固然存在，对其改变也非一日之功，但正因为不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威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发效应或许更有助于不利局面的改变。何况这些地区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等优势和待开发状态的吸引是绝对的，而基础薄弱、差距过大则是相对的、可变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也将从各个方面消弥不利因素，扩展有利因素。其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特殊性的弱化也是相对的、局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必须遵守国际协定的规则，但这不等于减少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更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和职能的放弃。因此，作为国家制度和政策构成的民族区域自治仍不会失去它特有的价值。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以及国家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都不会动摇。只要我们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重视适应全球化形势的调整和改革，民族区域自治与全球化达到最佳状态的对接是完全可能的。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的侵蚀似乎难以避免，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自治优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遏制民族文化的衰退。实际上不论从中央到地方都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保护文化生态已成为社会共识。这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