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知玄的师生情(上) 文/李成忠 笔者阅读家乡名人史料时,发现唐代高僧知玄,与诗人李商隐交往的记载,经多方求索,方知他们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师生情谊。 知玄(约809—882)字后觉,俗姓陈,西蜀眉州洪雅中保义公坝人,乃唐代高僧,也是诗人、雄辩家,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自幼与佛有缘,尚在哺乳中见到佛像与僧人就笑逐颜开。他聪明颖慧,5岁时随祖父赏花,数步吟成《花落》诗∶ 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 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 7岁时,法泰禅师在离他家不远的宁夷寺讲《涅槃经》,他一听经就“若见前因”,每天都去听讲经,有所领悟,请求祖父许其出家。11岁时,家人见他出家之志坚定不移,只得任他削发为僧。 知玄出家后,随师到唐兴邑四安寺学习佛经,被授给大经42卷,共125万言,经过深研后得其奥妙。13岁时即大有成就,被西川剑南节度使杜元颖邀请到成都大慈寺普贤阁开坛讲经,听经僧俗日达万余人,自此名震蜀中,被尊称为“陈菩萨”。李商隐后来作诗赞颂此事∶ 十四孩提解讲经,如师年纪只携瓶。 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 知玄19岁时(828年),到海众寺辩贞律师处受戒,又随本师下三峡,历襄阳,抵达京城长安,在当时四海信众聚集之处资圣寺讲经,轰动长安。唐文宗李昂得知后,宣他入宫中顾问,甚受恩宠。后又就学于安国寺信法师,研习外典、经籍,博识百家之言,造诣更深,一些朝官和名士常登门请教。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下诏灭佛,在全国拆毁佛寺4600多所,强迫僧尼26万余人还俗,还召道士炼丹,筑高台祈求羽化成仙。知玄不惧杀身之祸,反对武宗灭佛,奉诏进宫,在麟德殿与道士们辩论。他舌战群道,阐述∶“帝王应以教化为根本,神仙之术乃山野匹夫独擅之业,非王者所宜。”并即席作讽喻的“祝尧诗”五首,末章云∶ 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 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 武宗虽不纳知玄忠谏,但“喜其识见口给”,不予追究,知玄遂离长安,扁舟入湖湘间。 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服食道士丹药中毒死亡,宣宗李忱即位,改信佛教,知玄被请进京入住宝应寺。大中三年(849年),李忱借助知玄名望,大力恢复被武宗废毁的寺庙,知玄因其功德和学识得到宣宗的优待和重用,“赐予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 “三教首座”,即为儒教、道教、佛教的第一首领或教主。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道教和佛教的地位,常随帝王的好恶而变化。但儒教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地位,它既是国家宗教,又是官学,地位远在道、佛二教之上,孔子被奉为神圣的儒教教主。知玄被宣宗钦封为“三教首座”,其地位在孔子、老子之上,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绝无仅有。这可能是佛教高僧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的最高殊荣,开创了佛教东传华夏之先河。此时,相国裴休等朝廷重臣钦崇佛法,与知玄交往颇深。大中八年(854年),知玄上表乞归四川彭县九陇丹景山隐居。 知玄返蜀后,他的弟子僧彻,在长安讲经宣扬知玄道义,得到懿宗皇帝赏识,每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咸通十一年(870年),敕赐号净光大师。 中和元年(881年)三月,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僖宗李儇仓皇避难西蜀,曾驻跸新都城北宝光寺中,下令在宝光寺后修建行宫。僖宗崇尚佛事,迎请知玄到驾前随行,甚获僖宗信任,御笔亲批封知玄为“悟达国师”,命他为住持,重修宝光寺,使之成为蜀中规模最大之佛寺,僧人达千人以上。悟达被尊为唐代宝光寺开山祖师,后人在罗汉堂内塑像朝拜。 中和二年(882年)悟达因年迈乞归彭县九陇丹景山旧庐,当年七月圆寂,建墓塔于九陇丹景山中三昧,俗称国师坟,至今犹在。后宝光寺弟子将悟达圆寂火化所得坚固子六十粒,供奉于宝光寺舍利塔顶之复钵中。宋代悟达国师被尊称为“悟达尊者”,在五百阿罗汉中排名117位。 悟达精通梵文,平生翻译、著作较多,留世著作30万言,《慈悲三昧水忏》影响深远。宋代高僧释赞宁称赞悟达为“全才”,“可以副人之求备哉!”“多才行道,近古罕闻,法嗣繁昌”。 唐代与李白、李贺齐名号称诗坛“三李”,才华横溢的诗人李商隐,同高僧知玄是如何相识、相知,成就师生之谊的,正史无记载,野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从他们支离破碎的史料,及留世诗卷中窥其痕迹。 (2006年6月13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