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成都治学兼养生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李自强 张强

　　1939年，顾颉刚在成都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想邀些名家来蓉，他很自然地想起了钱穆。顾颉刚对钱穆有知遇之恩，两人又是多年的好友。接到挚友的邀请，钱穆当然一口答应了下来，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入川，10月便到了成都。

　　边治学边养生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是个生活很不方便的偏僻的乡坝，但钱穆到此却很高兴。钱穆本就是个喜欢乡居的人，早在他任教北大时，他就喜欢到附近的太庙去备课，在那里“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后来在遵义讲学时，一看到此处芳草遍山，溪流潺潺，竟致“流连不忍去”；他在无锡时，更意兴盎然地独自泛舟太湖。钱穆曾说自己“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钱穆到了成都赖家花园这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地方后，便居住在这城外孤宅，钱穆竟然微笑着感叹：“乡居最惬吾意。”

　　在研究所，钱穆每周和大家举行讲论会，相互交流，闲暇时便埋头于自己的著述之中，从未懈怠。《中国文化史导论》、四十多万字的《清儒学案》等著作，皆在这时写成。他曾说：“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虽然钱穆花费了很大的工夫在治学之中，也培养严耕望、方诗铭等史学名家，但他并不是一个不顾惜身体的“书呆子”，他常给所里的人讲些养生之道。钱穆好养生，坚信“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是人所共知的事。他喜欢读陆游的晚年诗作，很羡慕陆游的长寿，他认为要身体好活得久，才能有所成就，他曾迷恋静坐健身，还坚持冷水浴，即便寒冬也不例外。而他喜欢的是郊游和爬山，他常带着所里的人到野地里郊游玩乐，他组织的郊游活动，每月都有一次。

　　闭门著《国史大纲》

　　钱穆喜好隐居乡野治学，在昆明时已是如此。1937年时，正是抗战爆发的紧张时日。钱穆随大学南下到了昆明。为了集中精神，他选定昆明山水之地宜良，在岩泉上寺的山墅借居一年，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此闭门撰述。他的好友陈寅恪到宜良来看他，见到是个如此偏僻的地方，不由得摇头叹息：“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但对钱穆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清静地方。这别墅的院子里，有很高大的白兰花树，春季开清香四溢。钱穆曾回忆道，“张妈以瓶插花置余桌上，其味浓郁醉人。楼下皆流泉，围砌两小潭蓄之。潭径两尺许，清泉映白瓷，莹洁可爱……余在上寺心情较愉快，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也。”

　　钱穆在宜良，是为了写《国史大纲》。当时时局艰难，他面对沦陷的山河、分崩离散的国家，决心编撰一部富有民族意识的国史，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在同事陈梦家先生的鼓励下，他毅然提起了笔。1939年，钱穆携《国史大纲》书稿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几经周折后，此书终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并未有删减。钱穆本就对史料、经典、典章，古文、考据等等都极为熟悉，洋洋数十万言就把中国三千年来疆图的扩大和缩小、外族的入侵和同化等内容统统归纳成一种模式，功力着实深厚。他还大放惊人的言论：“国人若懒于探寻国史真谛，一意据他人之说肆意破坏、轻言改革，终将自食恶果。”“我们实无此能力，把自己腰斩了还能生存。”

　　正因为钱穆如此大胆的言论，此书出版后，顿时风行全国，成为当时大学生的必读书。有人曾说，此书增强了抗战时中国人的信心，可谓文化人抗战的最大功绩。不久后，钱穆返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写成了《〈史记〉地名考》。回首这段岁月，钱穆说这是他“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在他看来，“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其书生意气与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教书先生十年苦读

　　钱穆能有大成，并非偶事。他家在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对幼年的钱穆来说，有两件事让他毕生难忘。一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曾手抄“五经”，上面居然留有斑斑泪痕。钱穆的祖父鞠如公为邑庠生，中年体弱多病，抄此书后半部时患了眼疾，一边抄书一边流泪，完成后不久即辞世，年仅37岁。而另一件事是钱穆的祖父，曾圈点批注16世纪归有光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还有名家方苞的评点。

　　或许是受了家中书风的影响，钱穆自幼便好学苦读。他六七岁时初通文字，并能猜解字形，颇得私塾老师的夸奖。后来，他入读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顾子重等先生都很看重这个聪颖好学的孩子。在老师钱伯圭的引导下，钱穆开始关注时局。钱伯圭曾就读上海南洋公学，与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据钱穆回忆，一日，钱伯圭攥着他的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钱穆答：“然。”钱伯圭说：“此类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些话给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此后，钱穆读书，常记得钱伯圭老师的话。他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此一问题内。而年方拾零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穆在果育小学读书时，他的高年级老师是顾子重先生，他中西新旧兼通，时发精辟之论，深受师生敬重。有一次，钱穆写了一篇文章，开首即用“呜呼”二字，遭到同学们的质疑，顾先生却倍加赞赏，并举欧阳修新五代史诸序论的例子。同学们于是消遣钱穆，说他作文能学欧阳文忠公，大不易。顾先生却严肃地说：“你们不要开玩笑，钱同学他日必有所成就，为文当能学韩愈。”一时传为佳话，钱穆听了，也很高兴，后来，他果真对韩愈的文章特别用心。

　　后来，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0年冬却因故退了学，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本来，他应该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读书肄业，但一个巨大的变革发生了，也改变了钱穆的人生。

　　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钱穆不得不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成为一个乡间的教书先生。但钱穆“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他每天早晨起来就读经、子等难懂的书籍，夜晚则读史籍，中间则泛览其余杂书，一直坚持了10多年。

　　最叫座的北大教授

　　1929年，顾颉刚、胡适相继到苏州省立中学演讲，恰好钱穆也在此任教，他和顾颉刚、胡适有了交道。在阅读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之后，顾颉刚惊讶不已，认为该书是一大学术成就，并对钱穆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得了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时年36岁。从此后，钱穆过了几十年在大学教书的治学生涯。那年秋天，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被收入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大学《古史辨》丛书，这让钱穆非常自豪。因为该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确立了两个观点：汉朝学者不可能伪撰孔孟经文；今文学派的任何观点都不能排斥在史学和小学研究中运用这些经文。虽然这些深奥的学术理论对老百姓来说有些陌生，但这却奠定了钱穆的学术地位，他从此也有了不小的声名。

　　1933年夏，钱穆由燕京大学转往北京大学任教，一人承担起北大的中国通史课。该课一学年讲完，从来没有间断，是文学院新生的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钱穆讲课生动详尽，颇受学生欢迎。当时每堂课有近300人去听，学生们坐着站着，挤得满满当当。那时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当时能与钱先生媲美的，据说只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

　　钱穆出现在北京学术论坛的时候，新文化论战正在持各种观点的学者间如火如荼地展开。钱穆就曾感慨地说：“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而听课的学生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钱穆在北京环顾四周，看到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此前已相识外，新认识的朋友有汤用彤、梁漱溟、冯友兰、陈寅恪、吴宓、张东荪、吴承仕、傅斯年、闻一多等数十人。其中，汤用彤、顾颉刚、蒙文通和钱穆是最好的朋友。这些学者都各有所长，在艰难的世局中，均能做到埋首著书，有所成就。钱穆曾回想说：“果使战祸（日军全面入侵）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钱穆的一生执教了多所高校，其中也包括当时在蓉的齐鲁大学，他与成都有着难解的缘分。1941年，钱穆的母亲在苏州因病去世，钱穆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亲视殓葬，只能“闭门啜泣、深夜嚎啕而止”。但这样的变故并未能让他产生离蓉之意。1943年秋，钱穆又到了华西坝子，任教于华西大学，兼四川大学教席。曾有学生回忆，钱穆在华西坝教书时，常常向他们这些南方的学生们描述北方的景致：“由城里坐车顶着西北风去燕园上课，风呼呼的吹到脸上，痛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