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小惠

⊙ 李成忠

　　2005年7月，我去乐山探望亲友时，王表哥家的侄儿女们盛情设宴招待我，席间侄儿小洪告诉我，他姐姐小蕙已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消息，使我震惊和惆怅。一个纯洁得连骂人的脏话都听不懂的小姑娘，怎么会成为精神病患者呢？从侄儿女们给我提供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中，我理出了小蕙精神失常的轨迹，久久陷入沉思。

　　俗话说∶“幺房出老辈”。我在李家兄弟中排行老六，算是老幺，自然而然地当定了“老辈子”，念小学时就有叫我“六爸”、“六表叔”、“六舅”的侄儿、女一大群。小蕙是我最怜爱的晚辈之一，她是我王表哥的长女，我喜欢她的纯真，也同情她幼年丧父的遭遇。

　　小蕙的父亲是我二姑母的独生子，我们叫他王表哥。二姑母年轻时就守寡，全靠姑父留下的几十亩良田和十几间店铺出租维生，艰难撑持门户。她持斋念佛，乐善好施，常常资助贫困亲友，就是对素不相识的穷人相求也慷慨解囊，每年施舍的棺木就有一、二十具，是县城内有名的善人，所以“土改”时虽被划为“地主”，却未挨农民批斗，交出地契和浮财就过关了。表哥儿时由姑父作主，与城关绅士陈某的女儿换帖订婚。1948年在成都读书的他回家完婚，解放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乐山专署文教科工作，姑母全家也由洪雅迁居乐山，表嫂在乐山郊区教小学。1952年小蕙诞生，一家三代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小蕙从小由祖母带养，被管教得礼貌、懂事，咿呀学语时就知道尊重长辈，把“老辈子”们叫得乐不可支。她还爱卫生，爱劳动，蹒跚学步时就要帮祖母干这干那，上幼儿园后唱歌、跳舞样样行，聪明、活泼，人见人爱。春节二姑母带她回洪雅拜年，亲戚们都喜欢逗她玩。当听到亲戚家的小孩说粗口骂人时，她不知所云，天真无邪地问祖母∶“那位哥哥在说啥子哟？”此时小蕙心灵之纯洁，真像含苞待放的春兰夏蕙，用“白璧无瑕”形容并不夸张。

　　1957年小蕙有了弟弟小洪和妹妹小玲，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搅乱了王家生活的平静。王表哥的岳父陈某，解放前夕是县参议会的副议长。1949年底解放大军直逼川西南，12月12日驻防洪雅的24军宣布起义，县长宋异村仓皇潜逃，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15日24军137师师长刘元王宗到洪雅召开各界人士会议，为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即组成军政人员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洪雅县人民临时自治委员会”，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公有资产和政府文档，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洪雅县人民临时自治委员会”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在洪雅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非常时期，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应当肯定的。陈某是“洪雅县人民临时自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本应按“起义人员”对待，但在“镇压反革命”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却被作为“历史反革命份子”枪毙了，王表哥为此老鹰抓蓑衣──脱不了爪爪，在政治运动中一再被逼交代“与反动岳父的关系”。王表哥是老实人，不会扯谎编白，实话实说，一生中同岳父就只见过那么几次面，何来什么“特殊反动关系”？为此他没少挨批判，长期被整得灰头土脸的。他被列入了“政治上不可靠”的另册，整日惶恐不安。因为他处处慎言慎行，侥幸逃脱了1957年那场“反击右派”的阳谋，但在次年处理“右派份子”时，他还是稀里糊涂地同“右派份子”一起，被发配到峨眉山区某干部农场劳动改造。从小娇生惯养的王表哥哪里吃得了农场的苦？管理人员无情的责骂更使他无法忍受。在农场呆了不到半年，他就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用一根拴牛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前他曾给我去过一封信，希望我在北京好好念书，将来作一个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有用之才，不要像他一样半世无成，还要给组织添麻烦……他期望我今后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照顾一下他的孩子，他将感激不尽……涉世不深的我，以为是表哥在劳动改造中遇到困难说的牢骚话，哪里知道是他决定告别人世时，向我倾诉的托孤之言。我不久即收到家中来信，得到王表哥自杀的噩耗。我想不通老实得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王表哥，为什么要走上那条不归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年代，我不敢将王表哥的死讯，和我内心的怀疑告诉任何人。

　　1962年我大学毕业回家探亲时，从母亲处得知王表哥自杀的真正原因，我也把表哥死前写信给我的内容告诉母亲。母亲说二姑母解放前救济过我们家，人要讲“知恩图报”，现在表哥不在了，姑母家孤儿寡妇就靠表嫂一人工资养活一家五口，肯定困难不少，我们再困难也要帮他们一把。从此我同小蕙侄女通信不断，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时给她寄去学费，她有什么困难也乐于向我这个表叔开口。对她的要求我虽然来者不拒尽量满足，但她很自觉，从不向我提非分要求。学习上她很努力上进，期期成绩优秀；在家里帮助祖母搞家务，帮助母亲管教弟妹，在我的心目中，小蕙永远是个懂事的乖乖女。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史无前例“革文化命”的1966年夏天，已是花季少女、初中学生的小蕙，做梦也没想到，无情的政治灾难会降落到她的身上。学生组织“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品学兼优的小蕙，因“出身地主家庭，外祖父是被镇压的反革命，父亲是自绝于人民的反动份子”，被划入“狗崽子”行列，剥夺了参加“红卫兵”革命的权利，对于好强的小蕙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中。1968年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洪流，将她卷到郊区农村当了一名知青，原本活泼开朗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只知埋头干活的木头人。这段时间她多次写信向我要一些生活用品，诸如香皂、肥皂、北京布鞋、棉手套之类，我均一一满足。原来我以为是她需要，多年后才知道，那些东西她全孝敬了农村干部。在那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生活物质严重匮乏，上山下乡知青成了某些品质恶劣农村干部紧缺物质的供应者，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他们敲榨的对象。不按干部的要求上供他们所需的物质，就要挨整治∶给你安排脏活、累活、苦活，还要克扣你的工分、口粮……让你穿“玻璃小鞋”──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你却痛苦不堪……

　　1968年秋，我因没管好嘴巴，成了接受审查的“革命对象”，不久因“态度恶劣”关入“牛棚”，与小蕙完全失去联系。次年12月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开除党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为了不使亲友受株连，我停止了同一切亲友的联系，对小蕙情况一无所知。直到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后，才从亲友来信中得知，小蕙已经从农村回城，接母亲的班，在乐山郊区当了小学教师。两年后听说她已结婚，后来又听说她神经出毛病，不能正常工作，在家病休。大约在1982年前后，洪雅县为王表哥的岳父陈某平了反，追认为“起义人员”，这一迟到的喜讯，已引不起王表哥家人的高兴。

　　1987年我回洪雅探亲，专程去乐山看望二姑母全家。姑母告诉我，小蕙“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因为没东西孝敬干部挨整，长期精神抑郁才憋出了病。她平时与健康人一样，但受不得刺激，一受刺激就犯病，犯病就乱骂人，谁的话都不听，只有我去劝说，她才安静得下来。姑母说着说着就声音呜咽，两眼红润，中年丧子已使她心力交瘁；晚年她最疼爱的孙女又精神失常，怎不让她老人家肝肠寸断呢？正说话间，小蕙在弟弟陪同下走进屋来，她很有礼貌地说了句∶“六表叔，您好！”就乖乖地坐到祖母身边，一言不发，微笑着痴痴呆呆地看着我。我端详了一下小蕙，35岁已为人母的她，虽已过早的发胖，但还是那样的清秀、文静，看不出是个精神病患者。一想到她发病的情况，我就感到揪心疼痛……

　　退休后我回家乡小住，2002年夏天去乐山看望年近百岁的二姑母，没有见到小蕙。小洪告诉我，他姐姐已经离婚，现住在郊区学校里，由母亲照料生活。

　　次年，没有等到我去祝贺百岁寿诞，二姑母溘然谢世了，家人不敢将此噩耗告之小蕙，怕加剧她的病情。今年7月我再次去乐山探亲时，得知七旬开外的表嫂已无力照料小蕙，经过全家商量，只好将她送入“精神病院”，让其在那儿接受治疗和安度她的下半世。小洪说他和妹妹每月去看望一次姐姐，每次她都要问∶“奶奶好吗？”听到此处，我不禁一阵心酸和激动，心里大声呐喊∶“多么懂事的孩子呀！是谁剥夺了你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权利，风华正茂时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我感到碎心的隐痛，陷入了久久沉思……当我想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进步，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了《宪法》，党中央确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时，心情才稍好一些，暗暗祝愿∶“但愿中央政策能真正贯彻执行，在神州大地上，王表哥和侄女小蕙那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2005年8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