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烤鸭

　　吃烤鸭　　文/李成忠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政坛，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收拾“文化大革命”的烂摊子，好多停顿的项目又纷纷上马，成都某部属工厂研制天然金刚石钻头的项目也重新启动。为尽快解决研制中碰到的工艺问题，厂革委会决定派一个五人学习组去哈尔滨某厂学习粉末冶金技术。学习组由车间主任易乐山带队，组员有王工程师、张技术员、技工大陈和小李，可谓人员配套，技术齐全。为了鼓励学习组学好技术，厂革委会领导破例给他们一些“特殊政策”──准许他们出差费用包干，节约归己；回程时可在北京逗留三天，享受出差待遇。这些所谓的“特殊政策”，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却是很大的事，没有胆识的领导是不敢做如此决定的。那时的人也易于满足，学习组的同志们对此已相当满意。

学习组6月出发，在“特殊政策”的鼓励下，在哈尔滨拼搏了三个月，圆满完成学习任务，秋高气爽时来到北京，这是首都气候最好的黄金季节，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在北京游玩三天。曾多次到北京出差，对首都情况比较熟悉的易组长，在火车上就满腔热情地一路构思如何让大家在北京游玩好。

抵达北京的当晚，住进部招待所后，易组长顾不上休息，闭门算清了全组出差的包干账：来回不坐卧铺省的钱，加上出差补贴，人均近70元钱。现在看来这点钱微不足道，但在上世纪70年代，却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款额。他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处置这笔钱，提出先不发给个人，用于北京集体游玩开支，最后结算多退少补，获得大家同意。他建议明天先去前门“全聚德”吃一顿正宗的北京烤鸭，然后再去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等地游玩。能说会道的张技术员，绘声绘色地把北京烤鸭说成天下第一美味，得出了“不吃北京烤鸭就枉至北京一行”的结论，说得大家吞口水，一致同意易组长的建议。

哈尔滨到北京1388公里，一路硬座使人疲惫不堪，次日易组长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其他人还在呼呼大睡。待他把人叫起床，盥洗完毕，吃完早饭已快10点钟了。五人挤上公共汽车，几经转车来到前门大街“全聚德”时，已经11点过了。小李进店问明价格后，五人在“全聚德”门口对如何吃这顿烤鸭，充分展开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就只差没写“大字报”了。

王工程师开头炮∶“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吃北京烤鸭更不容易，大家都是头回吃烤鸭，要吃就吃安逸。我看就买一只大的烤鸭吧，才二十多元钱，加上其他的菜和主食，再来点啤酒，每人六七元钱就够了。”大家心里都算着小九九，没人吭气。

大陈心想∶“王工俩口子工资高，一个儿子也工作了，家里没吃闲饭的，一顿吃六七元钱无所谓。我老婆小孩都没工作，一家五口靠我一月30几块钱生活，六七元钱够我家一周开销了，干不得！”主意一定，打破沉默发表意见∶“吃烤鸭嘛，尝下味道就行了，吃那样多干啥？吃多了反而没滋味。我看少买点，每人尝一两块就行了。这儿菜太贵，饭也不用在这儿吃了，到旁边的面馆里每人两碗炸酱面，才一元钱就饱啦。”

好使小心眼的张技术员心里嘀咕∶“王工是大肚汉，那年大炼钢铁吃大锅饭时，一顿干过12个大肉包子，没人敢请他吃饭；大陈是出名的‘饿痨’；小李是有名的‘抢嘴狗’……自己满口假牙，吃东西特别慢，吃烤鸭肯定抢不过他们，打平伙吃烤鸭太吃亏！”于是委婉地说∶“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人喜欢吃肥的；有人喜欢吃瘦的，众口难调嘛。我看不如每人发六元钱，自己去吃小盘烤鸭算了，才3元一份，肥瘦由个人去挑，其他吃什么，也由个人自选嘛。易组长，你看我说得怎么样？”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怎么吃好还由大家来定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走资派”，吃够了苦头的易乐山谁都不想得罪，随口应了一句。

张技术员扭头问小李∶“革命小将，意下如何？”

小李是上山下乡回城的老知青，虽已工作两年，尚光棍一条。他年纪不大，“文化大革命”中却见过不少世面，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和玩世不恭的性格。在农村中操得抽烟喝酒样样行，抱着“吃光花光，身体健康”的原则，工资月月不剩，厂里凡有好吃好耍的事，十回打锣九回在。对这次在北京玩耍三天，他举双手赞成；对吃烤鸭他完全同意，心想反正是用出差包干节约的钱，要吃就吃安逸。但他看出张技术员等人在斗心眼，不想得罪哪个，于是答道∶“听老师傅的，怎么吃都行，我没意见。”这话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

 

王、陈、张三人意见不一，又互不相让，争论了近两个小时也没统一思想，眼看离“全聚德”中饭营业关门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了。

早饭没吃饱，留着肚子来吃烤鸭的小李，此时已饿得眼冒金星，说了声∶“老师傅慢慢辩论吧，小弟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祭‘五脏庙’要紧，不奉陪啦！”打定主意自己掏钱吃烤鸭，转身进店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活物质严重匮乏，“全聚德”的烤鸭每天是定量供应的，去晚了就吃不上。虽然离中饭营业关门时间还有半小时，小李去柜台买烤鸭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烤鸭已卖完，要想吃明天早请。”气得他火冒三丈，大步冲出饭店，对着几个争论不休的人大发脾气∶“争！争！争！争个鸡巴蛋！争了半天没结果，烤鸭已经卖完了，现在连鸭骨头都啃不到了还在争。你们有兴趣就在这儿争下去吧，恕不奉陪啦！”说完转身向前门方向走了。

易组长一见这架势，心里凉了半截，无可奈何地说∶“今天吃不上烤鸭了，大家自由活动吧。”抽身扬场而去。

在当晚的小组会上，易组长决定把节约的钱发给个人，剩余的两天时间全部自由活动，对他原来满腔热情构思的带大家游览颐和园，登香山观赏红叶，到“东来顺”吃涮羊肉……的计划只字未提，让它烂在肚子里，只在睡觉闲聊时，向邻床的小李惋惜地透露了几句。

易组长已没有心情在北京带大家游玩，独自在招待所窝了两天，埋头写向厂革委会汇报的“学习总结”。大陈怕花钱，哪儿都没去，睡了两天闷头觉。其他三人都是第一次到北京，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前门大栅栏、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广场瞎转悠了两天。

在学习组回成都后召开的总结会上，易组长充分肯定大家在哈尔滨团结拼搏学习技术的成绩，对在北京时反映出的问题，不便正面批评，轻描淡写地说∶“在北京反映出有的同志个人考虑太多，存在不协调的毛病，希望大家以后改正。”

当易组长准备宣布散会时，小李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同意后，他一本正经地说∶“易组长怕得罪人不便讲，我不怕当‘讨人厌’，就讲几句大实话：万众一条心，其力可断金。大家不同心，气得鼓眼睛，北京没耍好，烤鸭也吃球不成，大家不安逸，组长也寒心。”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2003年6月24日完稿）

 

原来还是没有吃成嗦，越说越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