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兰亭满怀希望到贵州圆升官发财的美梦,不想只当上把总,俸禄仅够个人花消,发财没有指望,只好另辟蹊径。常言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他在县里站稳脚跟后,就开始网罗党羽,干起了亦官亦匪的勾当,明里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武官,暗中却是拦路抢劫川黔道上行商客旅的匪首,由此大发横财。俗话说∶“夜路走多了要遇鬼”。有次他抢劫了驮银子和鸦 片去四川的马队,货主是一位成都籍的贵州税官,使他差点猫儿吃糍粑──脱不了爪爪。税官知道在贵州有巡抚庇护,奈何不了何兰亭,于是花钱打点向四川总督衙门递了诉状。四川受理此案,发公文到贵州,要求协助查办。曾璧光急召何兰亭到贵阳查询,何长跪不起,坦陈是他作的案,请求发落。曾璧光权衡利弊后,让他赶快逃命,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踏入贵州地界。他拜别曾璧光,带着十几驮银子的不义之财一走了之,秘密潜回四川老家。官场上有曾璧光打点,案件不了了之。 何兰亭明白在贵州没当上大官,是自己的书读得太少没有功名,所以回柳江后,他除广置田产外,将精力和钱财都放在培养儿子身上。 何兰亭膝下有四个儿子,大儿早殇;次子何敏斋在光绪年间中秀才,成为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士。三儿何肇南自幼不爱读书上进,成年后嗨袍哥嫖赌浪荡,乡人称为“花花公子”,其父还是送重礼托人保送他入成都武弁学堂镀金,结识了一批后来在四川掌权的人物。武弁学堂毕业后,他回县里,在民国四至五年(1915—1916年)充任县警备队长。幺儿何从周从成都政法学堂毕业后,在政界任职。 民国初年,川、滇、黔军阀为扩充势力,在四川境内互争地盘,混战不休,造成不少散兵、游勇,与地方地痞、流氓相勾结,形成庞大的土匪队伍,洪雅也不例外。何肇南以看家护院、维护地方治安的名义购置了一批枪支,网罗陈锡麟、陈仲奎、邬成斌等人结伙抢劫、绑票勒索。每次绑票后,何肇南出面说合,讨价还价,表面说是做好事,实则狼狈为奸,坐收赎金。他每次说合可勒索租谷百担以上,无钱、粮交赎金者,则被迫以土地、财产抵押,向何家借高利贷赎人。如花溪乡王岩财主王月池的父、母和妻子被绑票后,通过亲戚找何肇南说合,王家没有现钱交赎金,只得将十几亩良田和几十亩山林抵押给何家,人质才被释放。土匪不仅把洪雅闹得人心惶惶,还将黑手伸向比邻县份,如荣经县金矿主、民国初年的省参议员王朝治的孙子被绑票,经托人找何肇南说合,在洪雅新庙以一碗赤金豆子作赎金,才换回人质。更恶劣的是,对家财殷实的人家绑票后,绑匪说定了交赎金的款额和时间,待受害者家属筹够赎金,准备交款时抢走赎金,然后再行勒索,有的人家被折腾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抢劫、勒索的钱、粮,土匪与何家三、七分成,仅年余时间,何家由年收谷千余石,猛增到六千余石。说柳江何家偌大家业,大部是由绑票赎金的血腥钱聚成并不夸张。 上世纪20年代初,何肇南在军阀陈洪范手下任辎重营长兼峨眉知县。1924年陈洪范在军阀混战中失势,他转投军阀刘成勋,任骑兵团长。1927年刘成勋与刘文辉争地盘失败后,他才回洪雅。何从周先后出任四川盐亭和壁山知县,后在洪雅各乡镇豪绅的支持下,兢选为省参议员。何肇南和何从周卸任回家时,将收刮的民脂民膏换成银元运回柳江,扩充了家财。 何肇南家养有一批爪牙为其效力,常用“吃飞田”、“偷埋界桩”等卑劣手段强取豪夺、蚕食并吞别人的田地和山林。“吃飞田”就是先将意欲霸占的良田四周的田地买下,让中间成为“飞田”,然后用灌溉时断水等办法,逼迫“飞田”主人低价贱卖,或拱手相送。“偷埋界桩”就是偷偷在别人的山林里挖坑埋下“何家青山”的界桩,待树木成材后派人强行砍伐,发生诉讼时,以界桩为凭,将人家的山林据为己有。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十二年至三十年(1923—1941年),何家就先后霸占了赵金山、王锡成等几十户人家的田地、山林3千多亩,逼死10多人。花溪乡的财主李东楼,因何家霸占他的田地和山林发生诉讼,有人劝告他∶“你不管告到那儿,都赢不了这场官司。”
李不听劝告四处上诉,打了几年官司,屡屡败诉,最后倾家荡产,也没讨回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