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脆弱藏在“铁娘子”面具后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1925.10.13～2013.4.8），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年～1990年在任，她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她的政治哲学与政策主张被通称为“撒切尔主义”，在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作出了既深且广的改变。在担任首相前后高姿态地反对共产主义，而被前苏联媒体戏称为“铁娘子”，这个绰号甚至已成为了她的主要标志。
　　1970年，进入爱德华·希思内阁担任教育及科学大臣。1975年出任保守党党魁，1979年率领保守党重夺政权，展开保守党长达18年执政。其领导保守党在1979年、1983年和1987年三次大选中接连胜出，仅次于哈罗德·威尔逊。1990年未能击败党内对手迈克尔·赫尔塞廷，宣布辞职，其后她所属意的候选人财政大臣约翰·梅杰参选并最终获胜，11月28日正式离任，结束长达11年半的执政。1990年下台后，继任的保守党约翰·梅杰政府以及工党托尼·布莱尔政府，依然沿行了她所推行的经济变革，该政策方向持续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2013年4月8日，撒切尔夫人因中风病逝，终年87岁，骨灰被安葬在切尔西皇家医院墓地、亡夫丹尼斯的坟墓旁边。
　　撒切尔夫人曾四次访问中国，并于1984年在北京代表联合王国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香港回归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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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饱受争议的“铁娘子”
　　导语：以财政补贴等形式，选择性支持部分企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这是最粗暴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从这个层面来讲“撒切尔主义”并非“新自由主义”。关于撒切尔，我们无需过度赞美。她的“撒切尔主义”，中国过去从未上当，今后也只要冷眼旁观，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即可。即便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她都不是什么美好回忆，对于被撒切尔夫人取消了港人居英权，流亡英伦亦不可得的某些香港人来说，更不应自作多情。

⊙　作者简介
　　王韬，专栏作家，从事国际贸易。
　　撒切尔夫人无疑是英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她长达十一年的执政岁月，无可避免地带给英国许多遗产和烙印。然而无论是欺负一下偏弱的阿根廷（还算不上干净利落），还是她的政治手腕或者恢复经济能力，并谈不上比同时代的他国领袖更好。她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约要算她亲自实践的俗称“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革。
　　按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说法：国企、社会主义和工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国家对经济调控，推进国家福利政策，对众多行业实施国有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英国这个曾经的世界经济强国迅速衰落，经济在70年代陷入滞涨。
　　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则是：推行货币主义政策，政府的开支、税赋最小化；实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政策；削减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最小化；削减社会福利制度。据同一批人的说法，英国是靠着撒切尔夫人推行这套典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案，才走出滞胀时代，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
　　可是，欧美国家如今用这套药方吗？不，几乎没有照做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危机后都大力扩大公共开支，刺激经济，以至于国债大增；美国实施增税减支，还被提醒经济要碰到“财政悬崖”冲击；几乎没有多少国企大规模私有化的行动，反而许多银行被国有化了；对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不仅不削减，而且还拼命加强监管；到处在号召制造业复兴，主要是依靠政府干预和财政扶持来推动。
　　实际上，面对70年代滞胀的欧美国家，无论有没有大量国营企业，无论是不是高福利国家，无论之后是否进行了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都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陷入滞胀，也都在80年代中期油价稳定后走出困境。计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指出，欧洲国家从滞胀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与该国能源独立性成正相关，而与该国实施改革的程度关联性较小，能源越依赖进口的国家恢复的就越慢。我们就来看看“撒切尔主义”的真实面貌，以及中英两国“改革”道路的差异。

时来运转靠石油
　　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对于英国的真实疗效，争议是越来越大的。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英国北海油田的石油。
　　在经过了无数经济学家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70-80年代的欧美经济滞胀的主因，应当归咎于能源价格，也就是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飙升所产生的的恶性“输入性通胀”。
　　石油危机是中东政治因素引发的，国内经济决策显然难以预见和避免。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期，石油价格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每桶3美元，一路飞涨到第二次石油危机平息时的每桶34美元。这样巨大的油价涨幅，怎么可能不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英国在70年代的滞胀困境，是输入性通胀导致的普遍滞胀的一部分。并非如撒切尔夫人所言，完全是社会主义、工会和高福利造成。
　　如果说英国在70年代陷入滞胀，是因为油价飙升导致的输入性通胀，那么走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观察者网的读者们如果对英国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每年需要耗费巨资进口大量石油，历任内阁都为阻止进出口逆差而煞费苦心。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北海油田在经过多年勘探和摸索，终于迎来了产量快速提升期──1978年北海油田生产的石油仅够全国三分之一的需求，另三分之二仍需以巨额外汇进口，而仅仅三年后的1981年，北海油田的石油产量增加了足足两倍，不但能完全供应全国需求，还有富余供出口，英国得以摆脱沉重的石油进口压力，甚至获得石油出口收入。
　　撒切尔夫人运气确实好极了。随着石油进口的急剧减少，英国结束了巨额贸易赤字，1981年起，石油净出口更为英国带来了大量收入。输入性通胀消失，通胀率自然也就下降了。
　　纵使1981年初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改变经济政策，但撒切尔夫人依然故我，终于坚持到了通胀率大幅下降。但这难道不是更多地归功于北海油田产量大增，是机运与自然资源的天赐吗？在下文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是否同样依赖于“幸运”。
　　1990年，当撒切尔夫人再来一次教科书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应对办法，立刻为英国酿造了一杯苦酒──当80年代末英国的通胀水平又一次不可抑制的上升时，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一样，大幅加息至15%。可是这次通胀并非输入性通胀，也不会再有油田增产自动解决问题的好事了。加息等一系列曾经“有效”的手段自然不再起作用，而英国实体经济却进一步受到打击，再拖延也等不到通胀根源的自行消失。当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后不久，让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对冲基金一战成名的“英镑危机”爆发了，就连金融领域的列强地位都动摇了，不得不在之后好几年里看美国纽约和德国法兰克福的脸色。

国企如果“一私就灵”就好了
　　英国工党政府为了拯救英国的民族汽车工业，曾勉为其难地把大而无当的利兰汽车集团国有化并为其输血。利兰汽车集团，是包括劳斯莱斯、宾利、莲花、MG、捷豹、路虎等等上百个知名品牌抱团取暖的大杂烩。也许确实经营不善，国有化并为其输血后，只能暂时阻止其立即破产，而不能让其焕发新春，但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谁也没保证过“一国就灵”。
　　但撒切尔政府对其实施私有化之后，是否就“一私就灵”了呢？遗憾的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描绘的理论不同，现实的答案是“NO”！
　　进行私有化后，它们的命运并不是复兴，而是不断的分拆、转卖、分拆、再转卖。英国政府反而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的补贴和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促使私人所有者不要只带走品牌和技术而关闭在英国的工厂，这完全违背“对经济活动不搞政府干预”的“小政府原则”。英国汽车品牌，在一个又一个姓私不姓国的新主手中漂泊，最后中国都捡几个到手里（例如路虎和MG）。最终，百年老店都归到了外国巨头旗下，再也没有什么英国可自豪的民族汽车工业了。
　　你很难想象，如果哪一个中国领导人广泛而彻底地把一系列企业卖掉，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相反，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电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船重工中船集团、中航工业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一汽上汽汽车集团等数以百计的保障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国国企，当他们在80年代获得更多的资金注入而全力成长的时候，同一领域的英国国企，不论效率高低盈利与否，都被撒切尔政府彻底卖了个干净。
　　国有化不一定能保证工业的兴旺发达，但全面私有化更加不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曾长期作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当中国十年如一日的利用石油出口收入购买设备，建设更新更好的工业企业，全力发展制造业，提升中国工业水平的同一时期──英国撒切尔时代，即便是拥有了北海油田提供的如此有利的条件，却未能抓住机会实施工业复兴，反而加速了去工业化、实体产业空心化。本可以复兴英国实体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宽裕收入，结果仅仅养肥了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
　　以至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英国GDP全球排名，竟然被意大利超过。这里展现出了历史的讽刺，意大利没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90年代中期被忽悠的跟着搞起了“撒切尔主义”，将大批国企私有化之后，经济增长变得乏力了，GDP全球排名重新往下掉落，最终落到了今天这般被嘲讽为“欧洲五猪”的地步。
　　幸好，中国对大型国企和关键领域国企的扶持和保护从未停止，对它们进行了不断的投资升级和注资拯救。每年中国都向中国国企投入巨额的技术改造资金，并将可支配财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50年代水平，若是一卖了之，全都不存在生存可能性。同样，在金融行业，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了持续扶持，投入资金进行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其结果不仅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保证了亿万储户的安全，保证了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也使中国的银行成为全世界少数几个非列强国家的世界级大型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非但没有崩溃，还能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有效的融资保障。
　　英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撒切尔夫人执政前的4.3%，一路下降到了3.6%。究竟能否称之为成功的榜样，只能是见仁见智了。但“撒切尔主义”能忽悠住了从西到东几十个国家，并让这些国家吃错药，吃的比英国经济更困顿、比英国工业更残废，这应该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成功吧。

非“新自由主义”的英国撒切尔时代与非“新自由主义”的中国邓小平时代
　　有一个事实，或许会很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伤心。撒切尔夫人的第三次大选获胜，主要支持力量是那些获得大量财政补贴的行业的从业者，特别是那些农业区选区，由于获得了巨额农业补贴而热情高涨的支持者。财政补贴是最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行为，若没有这些财政补贴，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保守党或许早就被选民赶下台了。
　　撒切尔时代的大多数私有化，其实既没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没能达到提高企业效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目的：如英国电讯，在私有化后，各种服务价格立刻上涨了两三倍。政府不得不进行拿出比私有化之前更多的财政补贴，去定向扶持地区性专业性通讯公司参与竞争，以改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还不得不采取（根本上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最高限价等行政干预政策。这才让英国电讯服务价格“降”了下来，在涨价三倍后再降价三分之一。
　　以财政补贴等形式，选择性支持部分企业，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难道不是最粗暴的、最严重的、最不合理的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何况补贴和干预换来的是涨价与低效率企业，改革的初衷，应该不是把政府和国民都当“朝三暮四”的猴子来耍吧。
　　由于私有化之后财政补贴实际上还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最小化这一主张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虽然撒切尔夫人表面上降低了最大边际税率，但40%的税率依然高的要命，更不用说她后期强行推行的人头税政策，对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税率高的惊人！撒切尔时代的改革，与其说是某种主义的“典型”，还不如说是混乱和拙劣。
　　有些西方人喜欢把邓小平、里根与撒切尔并称。然而一方面，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无关，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像英国表现得这样拙劣，还能自吹自擂、掩过为功。中国，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坚决而严厉的维持各方面的全面管制和政府干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时，也是在仔细控制下，围绕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和获得先进管理经验来展开。当管理权限从中央政府下放给各地方政府后，政府管制实际上更为加强了，地方政府可以有选择地直接而且深入的干预辖区内的一切经济要素，无论国有企业或是私营企业，以各地方政府为市场竞争核心的所谓“诸侯经济”──数百个地方政府作为同等的自由竞争参与者，每天都在市场竟争中互相搏杀、进化，并提升政府和企业的效能。
　　其它的不同就无需多说了，比如工人的工资奖金迅猛增长，享有的各种福利也高速增长，从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这与疯狂压缩工资福利的“撒切尔主义”全然不同。80-90年代，中国教育投入每年都高速递增，普及六年制义务教育，进而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撒切尔政府则砍尽各种教育经费，从小学生的牛奶到大学生的实验室经费。倘若有上文所述种种差别，还能将邓小平定义为偏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那只能说完全是基于断章取义的偏见或别有用心。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迷失过自我，也没有失去“政治自觉”。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这一目标作为发展的核心，是历代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中心目标。不管是凯恩斯学派还是新供给学派，都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只是许多件工具中的一件，而绝不是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的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也不应是任何中国人的的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
　　最后，关于撒切尔，我们无需赞美，也不需怀念。她的“撒切尔主义”，中国过去从未上当，今后也只要冷眼旁观，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即可。即便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她都不是什么美好回忆，中国人更不要多凑热闹，对于被撒切尔夫人取消了港人居英权，流亡英伦亦不可得的某些香港人来说，更不应自作多情。

来源：观察者网，原标题为《只听过北海油田，没听过撒切尔主义》。

1982年撒切尔访华同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l
　　导语：“客观评价撒切尔夫人，就要看到她对英国当前严重的经济问题负有很大责任，因为她摧毁了英国的产业，而且走上了堆积巨额债务之路。她在英国社会内部和国际社会攻击弱者。等她碰上邓小平领导的中国这样的强手，就吃了败仗。”

⊙　作者简介
　　罗思义，前伦敦副市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教授，观察者网特约撰稿人
　　1979年到1990年担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去世，对此首先要说的是向其失去亲人的家人致以哀悼。她作为英国首位女首相永远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评价政治人物不能单纯靠情感。
　　客观评价撒切尔夫人，就要看到她对英国当前严重的经济问题负有很大责任，因为她摧毁了英国的产业，而且走上了堆积巨额债务之路。她在英国社会内部和国际社会攻击弱者。等她碰上邓小平领导的中国这样的强手，就吃了败仗。
　　香港问题是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最直接的互动。我们不妨先从香港问题来分析，由此也可对她的整体职业生涯加以概括总结。撒切尔夫人鄙视中国。一名高官曾透露，她私下说中国“让人不舒服”。1982年9月访华谈判香港问题时，撒切尔夫人没带上时任外交大臣的卡灵顿，因为她认为卡灵顿立场不够强硬。英国外交部当时已经给出了正确的判断，那就是1997年之后在香港绝大部分地区英国连一丝继续留下来的合法性都没有，也没有留下来的实际能力。
　　尽管如此，撒切尔夫人还是提出英国应继续管理香港。英国电视上播出了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晤并提出这一主张的戏剧性场面。邓小平回答说，如果他让英国在1997年之后继续留在香港，那他就跟签署不平等条约放弃中国领土给英国的清王朝没什么两样。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不容谈判，只能谈香港回归的机制。如果两年内后者谈判还不能解决，中国就要强行制定过渡安排。面对中国，撒切尔夫人的虚张声势失败了，最终100%同意了邓小平的主张。
　　香港问题是中国同撒切尔夫人最直接的冲突，这一幕也概括呈现出她不能客观判断政策长期影响的失败。在国内，她的理念很大程度上确立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英国经济政策，而她也是英国当前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
　　撒切尔夫人作为首相实施的政策就是听凭英国产业开始衰落，而且根本无法恢复。北海石油收入没有很好地投资利用。私营和政府债务开始堆积，而储蓄在减少。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信用卡狂刷。花钱时候感觉良好，可迟早是要还债的。
　　空谈不如实践。英国产业是在衰落，可英国银行业在债务刺激下短期内却给人以繁荣发展的印象。最终，当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时，2008年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银行业崩溃事件，由此导致的英国经济衰退可能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持续更长时间。
　　撒切尔夫人的去世是其亲友的损失，但并不是英国的政治损失。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8日早晨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她的发言人蒂姆·贝尔说，她去世时“很平静”。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至199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19世纪初以来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政坛以作风硬朗著称，她的政坛生涯存在争议，支持者称赞她改变英国、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反对者则抨击她压制工会、加深社会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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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

葬礼规格近乎国葬
　　撒切尔夫人的发言人蒂姆·贝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子女发表简短声明说，她去世时“很平静”，希望人们不要赠送鲜花，而代之以向医疗和慈善机构捐赠。
　　属于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至199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19世纪初以来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得知她突然离世的消息后，英国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听到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伤，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首相和伟大的英国人。”正在西班牙访问的卡梅伦决定缩短访欧行程，当天返回英国处理撒切尔夫人善后事宜。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说：“撒切尔夫人是现代英国政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没人能够否认她作为首相对英国留下的独特而长久的印记。”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撒切尔夫人离世感到难过，她私下对撒切尔夫人的家人表示慰问。
　　英国首相官邸、英国议会和白金汉宫等建筑物当天纷纷降半旗志哀，人们在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上留言回顾撒切尔夫人的一生。不少伦敦民众在撒切尔夫人生前伦敦住所前放置鲜花来纪念她。
　　英国首相府8日发表声明，撒切尔夫人将享有带有军事荣誉的“礼仪葬礼”。
　　“礼仪葬礼”仅与“国葬”存在细微差别，后者仅限为君主和特别显要人物举办，近年只有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和戴安娜王妃享受过“国葬”。
　　最近一位享受国葬的非王室成员是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这场葬礼于1965年同样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

重塑英国政治
　　撒切尔降生在英格兰小镇的杂货店里，她却从这里一路走到了位于伦敦唐宁街10号的英国权力中枢。这在贵族政治或男性民主根深蒂固的英国，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她三次蝉联首相，任期长达11年之久。她还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其推行的政策冠以自己名字（“撒切尔主义”和“撒切尔革命”）的首相。
　　撒切尔上台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财政上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压缩公共开支，降低税收；在经济上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在社会领域削减、控制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此时正值英国陷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撒切尔夫人提出的倡议连连受挫，政府措施实施不力。1981年底她的支持率下降到有记录以来最低的23%。撒切尔以毫不妥协的态度，为英国的沉疴开出处方，这些政策后来构成了所谓的“撒切尔主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在英国广受诟病，但其成效也有目共睹。
　　她是英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她的从政表现却比男人还强悍。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在英国国内实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减低税收、限制公共开支、提倡私有化以及打击削弱工会力量。而在外交方面，她最喜欢的是跟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争论。她对进一步欧洲一体化提议的回答“No! No! No!”，成为政治经典。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使外界给了她许多绰号，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联国防部红星报把她称为“铁娘子”，这一名字从莫斯科通过电台传到世界各地。
　　撒切尔执政的11年半间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她的影响至今仍在。她的政治遗产不仅留给了保守党，也留给了工党。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后来的政府，仍然在沿行她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这位创造了英国政坛奇迹的第一女首相，应该不会被历史轻易遗忘。

马岛之争与欧元危机
　　最能体现撒切尔夫人“铁娘子”作风的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1982年，撒切尔在阿根廷占领马岛十周后，不惧万里之遥毅然出兵，一举击沉了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把阿根廷从海军强国的名单上一笔勾销。
　　英国与阿根廷一直就马岛主权归属有争议。英国自1833年控制马岛，但阿根廷一直将马岛视为遭占领的领土。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突然出兵马岛，从英国驻军手中夺回控制权，战争一触即发。
　　文件显示，撒切尔的顾问当时建议她与美国时任政府协商，而非擅自开战。4月6日，撒切尔收到一份保守党党内意见评估报告，议员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撒切尔当时希望就武力反击获得美国时任总统里根支持，但后者倾向于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呼吁英方放弃由马岛民众投票决定归属的立场。撒切尔当时说，她在英美关系与自身处事原则之间面临抉择。撒切尔最后决定出兵马岛。战争持续74天，阿根廷军政府1982年6月14日承认战败，英国重新控制马岛。
　　1989年，保守党在是否加入欧元联盟的问题上陷入分歧。她坚决捍卫英国的财政主权，拒绝接受“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决定的统一货币”。尽管欧元问题成为压倒她政治身躯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因反对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而在1990年被她的政治盟友们逼宫下台，但后来发生的每一次欧元危机都似乎在向她当年的先见之明致意。

争议始终是形象一部分
　　围绕着撒切尔的争议一直是她形象的一部分。撒切尔带来的不仅是英国社会的分裂，还有英国人思想的分裂。她离开唐宁街时的眼泪在民众中引起的是两极化的反应：支持者认为她带领英国走出了经济困境，一定程度地医治了战后长期困扰英国社会的“英国病”，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反对者认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自大狂，几乎毁掉了英国的福利制度。
　　2007年，高达2米的撒切尔铜像在下议院大厅揭幕，这是第一次有前首相在生前得到这种荣誉。而在此之前的2002年，一座以白云石制成的撒切尔石像在移送到下议院前，被示威者砍去头部。已有超过两万人在一份并非当真的请愿书上签字，要求撒切尔死后不进行国葬，改行私人葬礼。请愿书上写道：“这是独一无二的减少政府支出、进一步证明撒切尔率先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价值的理想方式。”
　　1979年5月4日，她在唐宁街的台阶上对其支持者说出了著名的一段话：“混乱处我们带来和谐，错误处我们带来真实，怀疑处我们带来信任，沮丧处我们带来希望。”
　　（本报综合报道）

生平
　　撒切尔夫人1925年10月13日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市。1943年进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大学时代参加保守党，并担任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
　　1947年至1951年，她任两家化学公司的化学研究员，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法律，1953年林肯律师协会批准她为律师。
　　撒切尔夫人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61年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1964年任下院保守党前座发言人。1970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79年5月保守党大选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连任首相。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1992年6月被封为终身贵族。1993年5月任威廉-玛丽学院第21任名誉院长。
　　撒切尔夫人著有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曾荣获英国最高勋章──“嘉德骑士”勋章。

心声

“若时光倒流将不再从政”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纽约邮报》3月25日报道，英国新书曝光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表示，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为了家庭不再从政。
　　英国资深保守党成员斯派塞爵士的新书《斯派塞日记》从3月26日开始在《每日电讯报》上连载，这本书中透露了撒切尔夫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私人观点，包括马岛战争、伯明翰炸弹事件以及1990年在党内竞选中失利等。
　　书中写道，1990年11月份辞职后，撒切尔夫人对保守党大失所望，并于1991年2月份告诉斯派塞爵士，她讨厌去下议院。1995年4月份，撒切尔夫人又在与斯派塞会面时说，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不再从政，因为她的家庭已经为她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据悉，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丈夫丹尼斯始终支持她。然而丹尼斯2003年去世后，她与子女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尽管撒切尔夫人年老体衰，她的儿子马克四到六个星期才会探望一次母亲，女儿卡罗尔有时候连续数月都不去看她。

语录

假如你想有些作为

问女人
　　法新社8日盘点了撒切尔夫人的经典语录，如“假如你想有些作为，问女人”、“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等。
　　“以一名资历尚浅的保守党党员的身份，我们有权发言；我们将激流勇进，将过去的苦难转变为今天的平静。”（1945年，撒切尔首次政治演说）
　　“在我有生之年，英国不会出现女性首相。”（1973年，撒切尔接受BBC采访）
　　“假如你想要的是空谈，问男人；假如你想有些作为，问女人。”
　　“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凡是有谬误的地方，我们要为真理而努力；凡是有疑虑的地方，我们要为信任而努力；凡是有绝望的地方，我们要为希望而努力。如今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1979年，保守党议会成员埃雷·尼夫遇刺，撒切尔夫人援引主祷词）
　　“如果你愿意，大可自己改变。但女士是不会转变的。”（1980年，撒切尔在其经济政策受到抨击时坚持立场）
　　“仅仅为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获胜的消息欣喜……欣喜。”（1982年，马岛之战）
　　“我们必须阻止英国倒退。如今，英国的精神重现，像过去一样熊熊燃烧。”（1982年，马岛之战）
　　“我带着一个目的来到这个办公室：令英国社会从依赖走向自力更生；从人人为我到我为人人；建立一个奋起直发的英国，而不是消极怠工的英国。”（1984年，撒切尔概述其政治哲学）
　　“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做生意。”（1984年，会晤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
　　“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1987年，专访）
　　“在11年半的美好时光后，我们终将离开唐宁街。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相比11年半前上任的时候，今天的英国已经变得更好。”（1990年，撒切尔含泪发表离职演说）
　　“家，是个你没什么更好事情做的时候去的地方。”（1991年5月，离开唐宁街10号6个月后）

撒切尔夫人与中国
　　1982年9月24日，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1982年9月3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九龙和新界，它们分别在19世纪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十专条》中，被割让或租借给英国。
　　1984年12月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对中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她曾评价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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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来参加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政府在声明中承诺，1997年7月把香港主权归还给中国。
　　导语：撒切尔夫人一生充满传奇，江河日下的“日不落帝国”在她的治理下一度有中兴的气象。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部分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她的政治遗产仍然被后来者所承继，即使在“走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左与右”的新工党，仍然部分沿袭她所推行的经济改革。

⊙　作者简介
　　刘洪强，青年历史学者。
　　据报道，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于8日上午因中风去世，享年87岁。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市，她出身于保守党家庭，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保守党，1959年被选为下议院议员，197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是英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女首相，她入主唐宁街10号长达11年之久（1979年至1990年），也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凭借其硬朗的外交和治理风格，被称为“铁娘子”，甚至撒切尔一词也一度成为“女硬汉”的同义词。撒切尔夫人在中国也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中国老百姓所津津乐道的不是铁娘子叱咤风云的铁腕风范，而是1982年撒切尔在与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之后栽跟头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瞬间。
　　1806年10月的一天，正在写《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在目睹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军队，骑马进入耶拿城后激动不已，而将之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撒切尔夫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谱系中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在全世界蔓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哀鸿遍野，当时占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却对此束手无策，古典经济学范式开始失效，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主流。在二战之后，随着工党政府的上台，在英国出现了30多年的“共识政治”，在这段时间里执政党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执行了近乎一致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后来一度声名煊赫的“新自由主义”大佬们在当时也只是一些边缘性人物。
　　但是由于诸种复杂的原因，从战后开始，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增长速度也一直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70年代弥漫全球的石油更使虚弱的英国经济雪上加霜，整个70年代英国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也都达到两位数，这加剧了英国地位的衰落，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英国病”。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而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却不再乏人问津而逐渐炙手可热起来。撒切尔夫人就很好的顺应了这种形势，下车伊始她便终结了战后以来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在政策上信奉货币主义理论，抛出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她的主要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限制工会运动等一系列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力图使英国经济逐步摆脱危机，重新恢复活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得英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撒切尔主义终结了“共识政治”，试图回到一百多年前迪斯累利之前所推行的传统保守党政策。而撒切尔这些改革也给欧洲带来连锁反应，也抵消和冲击了欧陆（尤其是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政府挽救危机传统政策。所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苏东剧变而出现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其实也可以追溯到撒切尔主义。这或许是一种吊诡。历史就是这么奇怪，不断地周而复始，就像《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讲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一切伟大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而革命导师马克思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第一次是以悲剧形式出现，第二次则是以喜剧（讽刺剧）形式而出现。
　　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也失去了效果，国内持续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再度低迷。再加上她的一些有争议的政策，而党内的同事也对她的独裁、教条的作风也颇为不满，这也造成了保守党内部的分裂。1990年由于与约翰·梅杰在保守党领袖的竞选中失利，她被迫辞职，拱手作别居住多年的首相官邸。退休之后的撒切尔依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她还因此于1992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男爵。到2001年中风之后，撒切尔逐渐淡出了政治界，开始过着平淡的生活。2003年，随着相濡以沫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第一夫人”丹尼斯·撒切尔去世后，她的健康状况更是每况愈下，终于在丈夫逝世十周年后也撒手人寰。
　　长期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饱受争议也有些政治不正确的说法，有两种东西让女人走开，那就是足球与政治。像撒切尔夫人本人也说过，女人的从政之路需要自身和的家庭付出非常高的代价。尤其是在英国这个传统保守的国度里，撒切尔凭借着自己一步一步努力最终入主唐宁街10号，登上权力之巅。撒切尔夫人堪称英国政坛的奇迹，其一生也不失为一个活脱脱的“英国梦”。
　　撒切尔夫人一生充满传奇，江河日下的“日不落帝国”在她的治理下一度有中兴的气象。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部分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她的政治遗产仍然被后来者所承继，即使在“走第三条道路”，试图“超越左与右”的新工党，仍然部分沿袭她所推行的经济改革。
　　撒切尔夫人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治家，支持者认为她带领英国走出了经济困境、医治好了“英国病”，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也捍卫了“帝国遗产”；反对者认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毁掉了英国的福利制度。而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部分人认为从长期来看对治疗“英国病”并没有效果，反而撕裂了英国社会。而在外交政策上，撒切尔夫人也继续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甚至于为了维护帝国遗产不惜跟阿根廷在马岛开战。此外，她与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密切关系也饱受诟病。

本文摘自：《我的中国心》
⊙ 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导语：贺龙、叶剑英、刘少奇、廖承志、习仲勋、谷牧、周南、鲁平、胡耀邦、吴学谦……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出身和性情，却都选择了同一条道路他们有着参差不一的人生际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守卫者16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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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这是20世纪末期两件极让国人振奋的大事。无论在香港会展中心，还是澳门文化中心，交接仪式上的旗帜升降都不过区区几分钟，然而这几分钟的背后，却是无数年惊心动魄的交锋、无数次寸土必争的谈判、无数人呕心沥血的付出。十几年的峥嵘岁月过去，当年的激越与澎湃早已不再，但历史终将记录一切，其间的风云变幻仍历历在目。
　　周南：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中葡“澳门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鲁平：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前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秘书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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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
　　1983年4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这个报告，7月，中英谈判正式开始。在此之前，也就是1982年10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到1983年3月，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为首的中方代表团与英国人已经非正式会谈了五次。
　　在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英方继续派遣高层人士如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灵顿、副外交大臣阿特金斯访华，了解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
　　小平同志会见阿特金斯时，我们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方案已经交上去了。所以，小平同志对阿特金斯明确提出来，我们到1997年一定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我们对香港会采取特殊政策。英国人听到邓小平表态了，很着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亲自来北京，企图来说服邓小平。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撒切尔夫人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大打民意牌。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把香港搞坏。给香港人的信心造成很大冲击。香港要大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香港不能保持繁荣稳定，对你们四化建设也有影响啊，说不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灾难。国际上对你们中国也会动摇……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只要我们1997年以后政策对头，香港的繁荣一定能够保持。你说我们宣布收回香港会造成很大波动，我估计小的波动会有，大的波动就不一定……
　　后来，小平同志在开会时回忆他当时跟撒切尔夫人说：“我对她说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第二个1997年后的安排，是说我们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我跟她说的，也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大的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那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说得很强硬，意思是提前通过武力解决。
　　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的时间。小平同志还说，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你说有可能波动，造成大的灾难，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勇气来面对这个灾难。如果说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小平同志讲得很绝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最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宣布对香港的政策了。”所谓宣布对香港政策就是我们宣布收回香港，那时对社会还没有讲这件事，定了两年的限期。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撒切尔夫人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她穿着高跟鞋，下台阶时忽然一脚踩空，跪倒在地上。幸好走在她身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港督尤德等急忙上前把她扶起，但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碰上了对手。
　　撒切尔夫人回去以后，到了香港，就跟香港政府内部通报了这个情况。但是，撒切尔夫人在27日于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继续坚持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这遭到了一些爱国青年的抗议。

　　近段时间来，关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的消息到处可见，她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目前引用此话的黎鸣先生以及2006年第16期《凤凰周刊》都表明是“据说”，并且使用的是同一翻译版本，我很难找到英文原话，进而判断撒切尔夫人的本意，是否有被媒体曲解的成分。但鉴于所有的评论都由这一版本展开，我也想谈谈“学说”与“观念”会不会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恰住我们的咽喉！
　　最近听到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发言：“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很有可能赶上德国，将达到人均三千美元左右。15年后……中国将达到人均五千美元左右，总量基本上可以赶上日本。再过30年至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人均将达到一万美元，总量将大致赶上美国。”还看到一种论调：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以购买力测算），不久还将超过欧盟。中国拥有一个规模为一亿人口的新兴中产队伍，其中多数挂在网上，而像柳传志这样的富翁，至少有1000万个，每人的家产都有1000万美金以上。如今强大的中国企业，正摧毁着美国人与欧洲人的饭碗；而中国人赚来的美钞，又投资于美国国债，这使中国在全球的经济事务中，有了一张王牌。因此这个10年，或下个10年，中国必是世界的霸主。
　　以上种种言论多么似曾相识，没错，说的就象是当年的日本，那时全世界都很震惊，跨越式的经济增长很快使日本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多少年过去了，也没有人承认日本是超级大国。想起60年代，当戴高乐第一次见到身材如三寸钉的日本总理时，便不屑地问，那个晶体管推销员是谁？在折腾了几十年“脱亚入欧”的“革命”之后，日本依然被排除在西方主流之外，英国《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
　　很多观点似乎都在支持着撒切尔夫人的论调，中国今天又在重复着日本当年推销晶体管的老路，看似光鲜，却永远不是登堂入室的贵族，而只是被嘲弄的爆发户。黎鸣先生哀叹中国严重的文化赤字，列举了图书进出口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为1比100的现状，说中国人在“历代儒家文人的修为，以及他们在两千多年中的顽固坚持”下丧失了真理。这种讨论很真诚，但我觉得悲观的成分大了一些。我们提到经济决定论或是思想观念影响力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个问题，贵族的形成从来不是天生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和科技的综合地位，同时其间的各项因素也是相互影响和严重制约的，但各项因素在向外界呈现上，有一个鲜明的顺序。回望古罗马帝国、中国唐王朝，再到近代的大英帝国、前苏联和今天的美国，每一个被承认的超级大国，对周边甚至世界的影响力都是全方位的，越是现代，影响力的辐射范围就越向纵深发展。但这种影响不是一次性到来的，这些历史上的超级大国都是首先拥有了强大的国内经济基础，才开始进行经济和军事的对外扩张，其结果就是现实的经济利益或政治上的影响力，文化和思想的表达和渗透总是在最后。历史证明，鸦 片战争以前，英国向中国派多少传教士或商人也没有用，直到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英国和西方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渗透到这个曾经的东方巨龙的心脏，中国人才从繁荣的假象中醒来，才会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否则就不会有百日维新，也不会有新文化运动，更不会体现西方拥有“统治力的学说和思想”！
　　撒切尔夫人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是一个对将来的推断，而条件是中国不具备这种地位所应有的“‘传染性’的学说”。这一推断本身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就象说一棵三年的榕树不会形成环盖庭院的巨荫，原因是它没有足够的叶子来遮挡阳光，但她忽略了枝叶还在生长，成为巨荫其实是枝繁叶茂的结果而已。那么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是主干，军事政治力量为枝干，科技、制度和文化就是榕树的叶子。同样是英国《旁观者》的评论：“中国目前的增长率，还远不是可持久的；因为它依赖的，是象征性的工资、腐败，近于乌有的环保措施，和一个往最好处说是危险的，往最坏处讲是已崩溃（按西方的标准）的金融体系。其次，如比尔·埃蒙特2003年写的，今日的中国，至多是一个中等国家，其国民人均产值与它的邻居如南韩比，则只是小巫，仅与乌克兰相当而已。”显然，中国所震惊世界的仅仅是那棵榕树主干的生长速度，速度再快也仅是三年的程度，至于枝叶的生长和延伸，都只是一个可期待的变量。当然叶子长虫死掉，或不能吸收阳光，枝干也不能生长，而没有枝干的高耸云霄，叶子再闹也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所以，中国人因不能在文化影响力上改变世界而捶胸顿足，显然是又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中国要补的课还多着，连爆发户都不算，又怎能跨过贵族封号直接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