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产假延长30天、60天、90天……女性就业会更难吗？
“超过法定产假期限的员工收入需由用工单位负担，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或许无法承受，反过来会对女性就业进行限制。”
⊙作者：彭宁铃
近期，多地出台延长生育假的政策，引起社会关注。延长30天、延长60天、延长90天……长假来了，不少女性网友在欣喜的同时也不免心生隐忧：女性就业会变难吗？职场女性的从业环境会变差吗？
资料图：北京街头，母亲在陪孩子玩耍。中新社发 张浩 摄
多地延长产假、陪产假
近日，北京、上海、湖北、浙江等多地延长产假的消息上了网络热搜。
11月26日，北京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其中规定，按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享受陪产假15日。
江西于今年9月29日通过的新修订的《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跨步更大，其中规定，增加产假90日，达188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30日，男性陪产假增加15天。
浙江等地则根据孩子的数量作了区分。浙江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计158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
江苏新修订的《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则为延长产假设置了下限。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不少于30天”。
此外，有媒体计算，根据《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未来陕西生育三孩的产妇也许可以休法定产假大约350天（98基础产假+60天+10天孕检奖励+半年三孩产假）。
资料图：南京，“迎三八·架金桥·促就业”女性专场招聘周。柳一凡 摄 图片源自：视觉中国
产假过长，女性就业更难？
“以后入职估计更难了。”看到多地延长产假的规定，一位正在北京求职的28岁女孩说，找工作的过程中，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打算多久结婚生孩子？”
求职市场中，若隐若现的性别歧视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少企业并不愿为女职工的婚育假买单，甚至在面试环节就已设置“隐形门槛”，很多女性网友吐槽：公司HR比求职者父母更关心员工的婚育状况。
某互联网招聘平台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7%的女性都曾遭遇过“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的情况。
此次关于延长产假的消息出来，不少网友也提出，这会让女性的就业环境更加艰难。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受访者直接表示，由于产假的增加，企业势必会减少女性员工比例。“比如一个月薪1万的女员工，如果她的产假变成158-188天，后面30-60天的工资要企业出，产假期间的活还需要另外招聘，算下来成本实在太高了。”
“产假太长的确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尤其是对体制外的单位来说，超过法定产假期限的员工收入需由用工单位负担，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或许无法承受，反过来会对女性就业进行限制。”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庄亚儿说。
庄亚儿表示，保障女性生育方面的权益，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对地方加强指导。“对相关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对女工较多的企业，国家是不是应该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配套政策，合理分担生育成本？”
庄亚儿还提到，从女性的个人发展来说，一些职场女性或许并不认为产假越长越好。
“关于产假期间女性收入问题，某些用工单位可能只保障基本工资部分。根据我们在广东所作的调研，很多企业员工的收入由基本工资与加班工资或绩效工资构成，后者占比较大，如果只领取基本工资，会对女性收入影响较大。”庄亚儿说，女性的生育期与就业期重叠，女性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目标，长期脱离工作环境对其个人职业发展不利。
资料图：湖南，女大学生看招聘信息。杨华峰 摄
政策调整，会影响生育意愿吗？
根据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成果，中国人口总量增速有所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出生率在逐年下滑，而死亡率基本持平，因此中国人口增长率呈现每年创新低的态势。“这就意味着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终究会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即零增长，然后进入负增长。”
此次，除了延长产假，多地还增设了育儿假，男性陪产假等生育假期。那么，延长生育假期，会增加生育意愿吗？
庄亚儿认为，从促进家庭发展、保护儿童妇女健康的角度来说，时间支持类的家庭友好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落实过程中，需要符合其原有生育友好的设计初衷。
“比如男性陪产假，我个人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制措施。我们以前有一些做法，男性的陪产假给了女性使用，但欧洲有些国家规定这一假期是要求男性休的，让男性更好地照顾家庭、照顾产妇跟孩子的。”
在庄亚儿看来，目前，生育政策的调整对生育意愿的提升影响不大。
“我国现在的生育政策优化确实考虑到人口发展面临的老龄少子化等问题，针对以前全面两孩政策下还想生育的家庭，能释放部分生育潜力。但从根本上来说，现在生育意愿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而非生育政策。提升生育意愿，需要综合施策，做好生育服务，不但要为想生育的家庭提供时间支持服务，还要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和税收优惠、育儿津贴等经济支持。”庄亚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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