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奇才徐天锡

法学奇才徐天锡 　　文/李成忠

1988年春，我在香港某中资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天上午在门口负责安排接待的小姐电话告诉我，说有位姓徐的先生拜访我，已在接待室等侯，因事先未电话约定，我不知来访者是谁。进接待室后，迎上来同我握手的是一位身材魁伟，洪光满面，穿戴入时，很有气派的中年人，面孔似曾相识，却又记不起在何时何地同他见过面。入坐后，他微笑着用狡黠的眼光盯着我∶“老同学，还认识我吗？”

 “记不得了。”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他从西装口袋里掏了张名片递给我，边拿名片边说∶“我俩都是石油学院的知名人士呀，不过我比老弟先出名十年而巳。”

 我一看名片上写着∶香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法律顾问徐天锡，立即说道∶“记起来了，徐老师！你多久到香港工作的？”

 “我们是前后届同学，不要叫老师，叫我徐老兄或徐律师就行了。” 此时他又给我一张精制的名片，上面嵌金印着∶美国蒙代尔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所大律师徐天锡。

“你不是搞石油机械的嘛，多久改行当律师的？” 我好奇地问。

他没当即回答我的问题，看了看手表对我说∶“说来话长，今天我十点半还要赶到中环谈业务，改天约你细聊。” 我送他出门时，他才告诉我，今天一早他到我楼上的一家中资公司办事，碰到石油学院的一位同学，从他那儿知道我就在楼下办公，下楼时顺便看看。

我送走客人，回到办公室，心绪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同徐天锡有关的往事又一幕幕在脑中闪现。1957年9月我跨进北京石油学院校门时，反右派的运动已近尾声，从大字报、校刊和学校的广播中，我知道了徐天锡的大名，他是石油机械系五四级学生，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因不认罪，升级为“极右份子” ，被留校作反面教员。我是开发系钻井五七级学生，同徐天锡不同系，故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1959年夏，钻井五七级到院内金工厂实习，我被分到车工车间开车床，车间调度员姓徐，对实习同学很热情，对工作很认真，且知识渊博，实践能力也强，车、钳、铣、刨样样在行，同学们在实习中有啥问题都愿向他请教，大家也尊称他“徐老师” 。三月个实习时间过半时，我才知道徐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极右派徐天锡，从实际接触中，怎么都看不出他像批判文章所描写的，坏得“头顶长疮，脚底流脓” 的极右份子。我只尊重现实的表现，对徐天锡的态度一如既往。实习结束后，同徐天锡无任何交往，直到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在石油学院成了知名人物一一现形反革命份子后，一日三餐被开发系专政队押着从“牛棚” 到职工食堂打饭时，天天同徐天锡见面，他也在住“牛棚” ，归机械系专政队管。对我们这些巳被关入“牛棚” 的“牛鬼蛇神” 来说，只许老实交待认罪，不许乱说乱动，同徐天锡每天见面不过互相看一眼而巳，不敢招呼交谈。1969年11月，在林彪的“一号命令” 下，我随北京石油学院大队人马搬迁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学院金工厂连人带设备划归石油研究院，徐天锡留在北京，从此不知其信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八十年代去北京时，听说他出国留学了，没想到成了大律师，且在香港不期而遇。

一周后的一个公休日，徐天锡电话约请我吃饭，地点在九龙尖沙嘴东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 的二楼中餐厅。我按时赴约，他巳点好酒菜在那儿恭候。我俩浅斟慢酌，边吃边谈，我向他讲述了十几年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也向我述说了他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半生经历。

徐天锡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很有背景富有的洋卖办家庭，父亲曾在解放前的上海总商会担任要职，家中常用语言不是汉语，而是英语，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1954年秋考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机械专业，因其家庭出身和背景，使他不关心政治，也不敢关心政治。他酷爱举重运动，是学院举重队的队长，除学习外，其他时间都消耗在运动场上。对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他采取回避应付的态度，不是在会上一言不发，就是说不了解情况，提不出什么意见。在班里召开的最后一次鸣放会上，要求人人发言，个个表态，他才极免强地说了句∶“我看现在法制不健全。” 谁也没当一回事。到运动中期“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猖狂进攻” ，和中后期划定右派份子和批判右派言论，都同他沾不上边。但到运动快收尾时，班里的右派份子划得还不够学院党委下达的百分数，差一个指标。因为班上在鸣放中凡有一点过激言词的巳全划成右派份子，确实已无右派可划，使班干部伤透脑筋。有个班干突然记起徐天锡讲过法制不健全之事，如能落实，就这条就可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就可划他为右派份子。查会议记录，没记徐天锡的讲话，其他几个班干又记不起徐天锡那天是怎样讲的，为慎重起见，由团支部书记找徐天锡核实此事。当支书问他在鸣放会上是否讲过中国现在法制不健全时，政治上单纯无知的徐天锡，连想都没想就承认了此事，还补了一句∶“说法制不健全是比较客气的话，说得不客气的话，在很多方面根本无法可依。” 就这样，平时不关心政治的徐天锡，凭两句话赶末班车当上了右派份子。

班干部对划徐天锡为右派大多有愧疚感，希望他写个检查就从轻发落，没想到他是个楞头青，说自巳说的全是事实，他愿在大会上用无数事实同大家辩论，没有什么错值得检查，硬是不写检查。情况层层向上汇报，徐天锡受到的政治待遇也逐步升级，由一般右派份子升级为“极右份子” ，并受到当时只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极右份子林希翎等人才享受的“留校做反面教员” 的待遇。 他在石油学院金工厂一呆就是二十几年，由于他的吃苦耐劳，诚恳待人，和钻研技术，在厂里站住了脚，讲求实际的工人师傅们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 对待，而是热忱地接纳了他。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严重冲击和迫害，在“牛棚” 中度过漫长岁月。经受了二十多年政治上雨雪风霜的磨炼，他巳变得非常达观和坚强，他坚信法治取代人治的时代一定会降临神州大地。

“四人帮” 垮台，“文化大革命” 寿终正寝，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政后，为广大的右派份子平反，徐天锡的冤案也得以昭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春潮席卷神州之时，徐天锡递交了公费去美国留学的申请书，而且留学的学科不是他的专业“石油机械”，而是“法律”，使领导和很多熟习他的人疑惑不解。谁都不知道徐天锡因 “中国法制不健全” 和“在很多方面根本无法可依” 两句话当“极右份子” 后，一直不服气，并偷偷地研读古今中外的法律典藉，还利用他深厚的英语功底，研读国际法律的英文书刊，梦想着哪天中国真正执行法治时，自巳能出一份力。右派冤案平反后，他认为将自巳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时机巳到，毅然申请公费去美国留学学习法律。石油研究院的领导劝他∶“老徐，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考什么公费留学嘛？你在国外有那样多亲戚关系，谁支持你一下，自费留学，也就圆了你的留学梦了嘛。”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决不是想出国镀金，更不是想去美国观光，如为此目的，找我在国外的亲戚，随时可以出国。我巳经被耽误二十多年了，我是想出国真正学点本事报效祖国。为什么要报公费留学？不是为省自家的钱，是为了给自己的学习加压力，你们懂吗？”

他的一片赤诚感动了研究院的领导，积极地为他四处奔走办手续，但在石油部主管部门遇到很大阻力，有领导说∶“徐天锡，一个学石油机械的，到美国学什么法律，他懂法律吗？”

 

 

徐天锡请院领导向部领导反映他的请求∶“请部里主管部门邀请国内有名的法学专家对我进行考核，够条件我才去美国学法律，不够条件的话，我永不再提留学二字。”

 石油部教育、外事两司邀请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两位法学专家到石油部对徐天锡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法律知识考核，上午考国际公法，下午考国际私法内容。考核前，两位法学专家问用英文还是用中文进行考核？石油部监考官员说用中文算了，徐天锡坚持用英文考核。考核结果两位专家很满意，石油部主管领导也无话可说，徐天锡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到美国学法律的留学生进入了美国大学校园。由于有过去二十几年自学的基础，加上个人的刻苦和勤奋，在美国徐天锡用两年时间进修完常人要三至四年才能学完的大学本科课程，并拿到足够的学分，通过考试拿到本科毕业证书和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紧接着他又用两年时间攻读完常人要三至四年才能完成的博士课程，为取得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要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最后的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按美国法学界的传统做法，博士论文的选题必须是一件重大案件，而答辩就是真刀真 枪地去做辩护律师 ，胜诉就算通过答辨，案件越复杂，越难辩护得分越高。在进行博士论文选题时，徐天锡选定了一桩历史遗留的重大国际经济纠纷案件∶持有京汉铁路股票的美国股民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诉讼。案情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清朝未年，为修筑京汉铁路，清政府支持在美国发行股票集资，因发生辛亥革命而夭折，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不承认这笔外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承认。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美国持有京汉铁路股票的股民控告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股票本金和利息。由于时代久远，取证困难，在中美两国的法津界无人敢对此案问津。初生牛犊不怕虎，徐天锡自愿接手此案，担任中方的辩护律师。通过徐天锡的不懈努力，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录取了无数涉案人员后代的口供，在法庭上以有力的证据驳倒了控方律师的指控，法庭判决中方胜诉。徐天锡为中国争了光，不只使中国免受巨额的经济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赢得了巨大胜利，使个别不怀好意的美国政客想把中国政府推上被告席，在全世界丢人现眼的阴谋化为灰烬，并用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会用法律的武器在世界舞台上维护自巳的权益和尊严。徐天锡顺利获得美国法学博士的学位和大律师的头衔，他所在城市的中国领士馆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国内出版的“人民日报” 用了一个整版报导了他为国争光的事迹，徐天锡成了八十年代法律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在美国成名后，不断有人找徐天锡当辩护律师，他热衷于为在美国的华人的利益作辩护，对经济不宽裕的中国留学生，他更免费提供服务，赢得很好的声誉。有位中国留学生在一家大型超级市场购物，步行下楼梯时不慎扭伤脚踝关节，如去医院治疗，要花上万美元， 靠勤工俭学的学生负担不起。徐天锡免费为这位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他去那家超市实地量测了扭伤学生脚踝楼梯每一级的高度，并从建筑部门调阅了超市的设计图纸，发现按设计要求，楼梯每级高度是一致的，但实际的楼梯每级高度不一致。他以承建商未按设计修建楼梯，因楼梯每级高低不一致，致人脚踝受伤为由，据状将承建商告上法庭，要求给伤者经济赔偿。承建商为了自巳的声誉，宁愿多出钱赔偿，不愿上法庭当被告，请求控方撤诉庭外和解。得饶人处且饶人，徐天锡同意撤诉，为受伤的留学生争得了几万美元的赔偿金。

徐天锡在美国法律界功成名就后，决定回国，为祖国的“四化” 建设做贡献，美国法律界的很多朋友，以优厚的待遇挽留他，被他谢绝。他已在美国定居的亲友和家人劝他在美国定居，也被他惋言谢绝。当亲友问他∶“你在国内当了二十几年极右份子，你的罪还没受够吗，回去干什么？”

他句句掷地有声地回答∶“我是国家公费派到美国留学的，学成之后，我若在美国定居不回国，我有三个对不住∶一是对不住派我公费留学的祖国；二是对不住力挽狂汪澜，拨乱反正，平反1957年右派冤案的邓小平同志；三是对不住国内的二十几万右派兄弟姐妹。过去说右派份子都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坏人，但我认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栋梁之材，我要用自巳的行动为右派份子洗雪耻辱，为他们争光，决不为他们丢脸。我意己决，请不要再劝阻。”

八十年代中期，徐天锡除托运了两大箱英文版法律书藉外，未带任何当时出国人员风行携带的名贵家用电器，轻装回到阔别四年多的北京，但他做梦也未料到，迎接他的是一场莫须有的政治风波。

一回到石油科学研究院他就收到一份邀请他参加秋天在罗马召开的国际法学会议的传真，他因急于回上海看望九旬高龄的老母亲，将传真交给院领导，并交待∶“离开会还有三个多月时间，请您们帮我向部里讲讲我应邀去罗马开会之事，如部里同意我去，请帮我办一下出国手续，不同意我去就算了。” 在上海休完一个月探亲假，回京后就有关系较好的朋友告诉他∶部里整顿外事纪律，准备拿他“私自接受外国邀请” 之事开刀。徐天锡听后火冒三丈，立即去部里找外事司领导论理∶“我收到外国邀请电后，立即上交院领导，让他们向部里汇报，如部里同意我出国开会我就去，不同意就算了，这同｀私自接受外国邀请′沾得上边吗？｀四人帮′倒台十年多了，我没想到你们还用｀文化大革命′中那套莫须有的办法来整人，你们敢用莫须有的罪名整我的话，我一定到中央控告你们。” 说完后徐天锡摔门而去，在场领导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徐天锡一翻义正严辞的话，不得不使部里想整他的人三思整人的后果，拿徐天锡开刀之事不了了之。部外事司领导对徐天锡大闹外事司之事耿耿于怀，认为此人如此狂妄自大一定有背景，于是派人调查∶“徐天锡是谁的儿子？他老爸是干啥的？”

正好派去调查的人是徐天锡的朋友，当他把领导调查之事告之徐天锡时，他戏谑地说∶“告诉你的头，徐天锡是他老爸的儿子。他老爸是干地下工作的。”

“你老爸在哪儿干地下工作？” 朋友不解地问。

“我老爸己长眠地下多年了，不是在地下工作吗？”

徐天锡一回国就得罪了部里有关司局领导，自然得不到好果子吃，被分配到一个同法律沾不上边的小研究所坐冷板凳，饱经人世沧桑的他，对此泰然处之。一到研究所，他就主动找所长自报家门，如实介绍情况，并说∶“我一个学法律的，对您们的工作一点也帮不上忙，我的专长在此也无用武之地。您们不愿长期养我这个闲人，我也不会在这儿久呆，不过是暂住一时而己。我不愿给您们添麻烦，只求有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就行了，我看图书馆环境不错，我就在那儿上班算了。” 所长是一位为人正直的老知识份子，惺惺惜惺惺，理解和同情徐天锡的遭遇，完全满足他的要求，不给他安排任何其他工作，让他安安静静地每天在图书馆钻研法学书藉。

八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一颗法学界的明星，突然间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引起了中国法学界的关注，好几个全国著名的法学团体投书国务院，要求查找徐天锡的下落，并愿无条件地接收他。国务院的查询，使石油部分管人事的领导感到事态严重，研究后决定礼送徐天锡，只要不捅漏子就行了。部里派人客气地找徐天锡谈话，说在石油部发挥不了他的专长，为不埋没人材，同意他调出石油部，致于去哪个法律单位由他自己选择决定和联系，并特别强调∶“过去同部里的种种误会，希望从此一笔勾消，永不再提。”徐天锡顺坡下驴，顺利地办了调动手续，他没接受在京法律团体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上海，开办了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挂牌承揽国际官司的个人律师事务所。

落实政策，上海市政府退还了解放初没收徐家的一栋洋楼，徐天锡考虑家人大多巳定居国外，就只有他同老伴及母亲三人在上海，住一栋洋搂太浪费，于是把洋搂捐赠给上海市政府，市府在霞飞路上海各界名人聚居的“名人公寓” 拨出一套房供徐家三口人住，徐天锡椒水承欢，对九旬老母尽孝，在上海这块号称“东方明珠” 的风水宝地上发挥着他的法学才干。

致力于中美经济交流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卸任后，为促进中美工商界的合作，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成立了“美国蒙代尔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所” 并成功地开展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为中美工商界提供法律服务，蒙代尔要物色一位对中美两国的情况和法律了若指掌的律师，做他中国业务的代理人，经反复筛选，选上了徐天锡，从此，他以“美国蒙代尔中国法律事务顾问所大律师” 的身份，为促进中美经济交流和合作不懈地工作。

中央某部委在香港开设的“香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因总经理不熟习国际经济法规，几次上当受骗，惹上国际官司，求助于北京某知名法学团体，推荐在上海开业的徐天锡给该公司做法律顾问。在顺利打完该公司的国际官司，挽回巨大经济损失后，该公司感到人才难得，诚意聘请徐天锡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并挂副总经理衔。同美国方面商量后，蒙代尔同意徐天锡到香港工作，比在上海更有利。就这样徐天锡办理了多次往返的公务护照，到香港长驻了。

听完徐天锡的介绍后，我问他∶“你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法制健全没有？”

“比｀文化大革命′前好多了，但离‘健全’还有不少差距，好在中央重视此事，在不断完善之中。但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在中国还随处可见，越到下面越严重，所以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我只接办国际纠纷案件，不办纯国内的案件。你以后碰到国际经济纠纷尽管找我，老兄愿为老弟效劳”

“工作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不少，很想请教徐老兄，但我不敢找你呀。”

“为什么？”

“听说找一般律师作法律咨询，一个小时的咨询费是50至 80美元，找大律师就更贵了，一小时100到200美元，我支付不起呀！”

“我免费为你提供法律咨询。”

“为什么对我免费呢？”

“因为我是你的学兄，你是我的学弟，我们又都是石油学院的知名人士，所以给你免费咨询的优惠待遇，哈！哈！哈！哈！” 说完后他爽朗大笑。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向他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他每次都耐心给我释疑，不但不收我的咨询费，还每次都请我吃饭。1990年2月我奉调回内地工作，徐天锡在“香格里拉酒店” 设宴为我饯行，席间他告诉我，他巳在香港两年多了，同公司签的三年顾问合约期满后，他不想续约了，上海发展很快，那儿很多业务等待他去开柘，另外他也放心不下年近百岁的老母亲。分手前我对他说∶“徐老兄，这一年多来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的法律咨询，不但对我免费，还每次在五星级饭店请我吃饭，使您破费不少。”

“要谢你该谢蒙代尔先生，招待老弟全用他的钱，作为他的中国法律顾问，我的一切开销都可向他报销，吃几餐饭的事不值一提。你回内地后，如有涉外的法律问题尽管找我，我对老弟一如既往免费提供咨询。”

回内地不久，领导安排我抓教育培训工作，无缘再涉及涉外经济问题，同徐天锡失去联系，一晃就十年了。在撰写本文时，我很想同他电话联系，核实一下文中细节，因不知他身在何方，只能感到遗憾了。不管徐老兄此时身在何方，我坚信对理想和信念看得高于一切的他，一定会不改由美国归来前的初衷，坚持“对得住生我、养我、派我出国留学的祖国；对得住为我平反右派冤案的邓小平同志；对得住吃尽苦头的二十几万右派兄弟姐妹” 的信念，在法律战线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着有益的工作。

　　（2000年10月10日完稿）

 

 

 

其实，如果心系祖国，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徐老师＂硬是凶，半路出家当律师还做的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