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

八神 · 发表于: 2022-1-19 08:54:34

源自：《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 单敏捷

　　一、引言
　　有关汉末刘焉、刘璋父子任职益州牧时期的政治演变，已有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多从刘焉父子、巴蜀大族、东州士之间的关系入手，对相关问题做了丰富且深入的整理与阐释。不过，其他一些对汉末巴蜀政治演变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因素，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因素，尚未被学者过多留意。事实上，在看似已无剩义的史料中，仍有若干重要信息被忽视。而对这些史料的“再发现”，可以帮助重新认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
　　关于刘焉父子时期的益州政局，有以下几个要点，以往研究关注较少，尚有可进一步阐发之处：第一，军事力量。由于巴蜀地区各地差异较为显著，蜀地经济、文化更胜，巴地与西部青藏高原边缘山区则多少数民族，民多勇健。盆地两侧的山民往往被政府组织起来，成为西南地区精锐且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巴蜀地区经济文化重心与武力重心便分离开了，前者为成都平原一带，后者为巴地以及盆地西部边缘山区。① 贾龙镇压黄巾，刘焉击败任歧、贾龙，皆依仗了精锐的西部青羌兵。巴地的军事力量在刘焉父子时期也对政治演变产生了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第二，益州政局与全国局势的关系，主要指与长安政局的关系。蜀郡赵氏在东汉出过三位三公。董卓迁都长安，赵谦兄弟在长安身居高位。他们与巴蜀大族的关系，与刘焉据西南为己有的政治意图产生了激烈冲突。贾龙等人反抗刘焉的战争即与蜀郡赵氏有密切关系，而非仅仅是刘焉为树立威信杀戮益土大姓所致。第三，东州流民入蜀的时间。关于东州流民入蜀，裴注引《英雄记》与《华阳国志》皆有记载，然而对于相似的史事，一说在刘璋时期，一说在刘焉时期。考察两种记载，结合其他史料，可知两者必有一误。对此二种史料的甄别，对于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颇为重要。第四，关于刘璋与巴蜀士人及外来士人的关系，前人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在其基础上作一些补充，主要是区分刘璋集团中巴蜀士人与外来士人在刘备进攻刘璋时的政治态度，从而深化对刘璋时期一些主要政治关系的认识。
　　二、统治益州军事支撑的形成：刘焉与董扶、赵韪的结盟
　　关于刘焉任益州牧初期所依赖的政治力量，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刘焉初入蜀时，曾得分别仕于京师与巴蜀的两种益州势力的支持──益州势力为了能“保据益州，不受或少受中原战乱的影响”，暂时与刘焉联盟。“刘焉是外来势力，他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有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最终发生了战争，“刘焉用以压平叛乱的，是东州士和青羌兵”。［1］这一分析认为，支持刘焉势力的构成发生过一次转变。最初随刘焉从洛阳回到益州的巴蜀大族与本地在官大族都是支持者，后来刘焉与本地在官大族发生矛盾，后者起兵反抗，刘焉又转而依赖东州士和青羌兵化解危机。目今这一分析思路已为学界所熟知。②学者们多认为刘焉之所以能打败反抗他的益州大族贾龙等，是因有着东州兵的支持，甚至很多研究不再提青羌兵。［2］其实刘焉依仗东州士和青羌兵的说法分别有其史料来源，而两种史料之间存在着冲突，需要仔细甄别。细致分析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刘焉依仗东州士击败任、贾的史料不足为据，更应采信青羌兵帮助刘焉的记载。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论。
　　另外，史书本来指南阳、三辅等地进入益州的流民为东州人，而刘焉任职益州时有一些亲故曾先后入蜀，他们也常被学者们称为东州人。不过，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关系，还是不宜简单地将这两类人一概而论。史书记载中在任贾之乱前随同刘焉入蜀的亲故并不多。灵帝中平五年（188）益州黄巾杀刺史郤俭，［3］此前郤俭已被朝廷论罪。刘焉出任益州牧，首要任务就是往收郤俭。献帝初平二年（191），任歧、贾龙起兵反焉，随即破灭。［4］刘焉死于兴平元年（194）。［4］见于史籍的随刘焉入蜀的亲戚故旧，除了吴壹入蜀时间较早，其余庞羲在刘焉死前不久入蜀，未参与和任、贾的战争，来敏、费观、费祎在刘璋时入蜀，很难说跟随刘焉入蜀的有很多，至少未有史料能证明在刘焉与任、贾作战时，他的亲故有很多参与其中。依据现有材料，看不出任、贾之乱时外来士人能够起到支撑刘焉统治的作用。
　　总之，东州士、外来依附士人，都不是刘焉借以击败任、贾的主要力量。至于巴蜀本地大族，可以确知其中有一部分追随任、贾对抗刘焉。而对于本地大族中有没有一些仍坚定支持刘焉，并起到关键作用，已无从考证。不过史书中确实交待了刘焉能够在益州立足的重要原因，只是材料比较隐秘、散碎，需要对其加以整理探析。
　　田余庆先生已然指出刘焉入蜀时受到了在京城任职的益州士人的支持，具体指广汉董扶与巴西赵韪，但就他们是如何支持刘焉的，没有展开讨论，后来也鲜有学者有更多发明。对此，史籍中是有比较隐晦的交待的。《三国志·刘二牧传》：“（刘焉）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郤）俭治罪，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巴西赵韪去官，俱随焉。”［5］这段简短的文字中隐含著有关后来巴蜀政局走向的重要信息。
　　关于董扶，裴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扶“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左冯翊赵谦等举扶，扶以病不诣……求为蜀郡属国都尉，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6］杨厚为广汉名儒，同郡任安、巴西周舒都曾师事之，③ 梓潼杜微、蜀郡何宗、杜琼等又受学于任安。④ 从师学流传来看，董扶处于巴蜀学术活动的核心圈内。董扶举主赵谦为前太尉赵戒之孙，谦后亦官至太尉，其弟赵温官至司徒。蜀郡赵氏是巴蜀两个公族家庭之一，⑤ 在汉末，这个家族的影响又大大超过了另一个公族犍为张氏，而处于益州籍官僚交游的核心。由此，董扶在巴蜀士人中有着比较广的交游面和影响力。然而，刘焉入蜀后不久便与益州大族交战，可见董扶的交游网络对于刘焉统治的支撑是相当有限的。董扶对刘焉的最大贡献不是利用他的关系网为刘焉提供便利，而在于他返回巴蜀后的职位。董扶在随刘焉入蜀之前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辖境就是后来的汉嘉郡，也就是青衣羌、牦牛羌等的聚居地。东汉蜀地三属国中，蜀郡属国的人口近 50万，［7］是广汉属国的两倍多，而益州西部山区长期以来是边防重地，当地少数民族战斗力强劲，多出精兵。这些意味着蜀郡西部都尉统帅着益州西部最强大的常备军事力量。蜀郡西部都尉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对于刘焉的支持，要比平原大族名士的认可更实在一些。根据《裴注》引《英雄记》，［8］刘焉正是依靠益州西部的青羌兵击败贾龙的叛乱
　　关于赵韪，赵韪初入蜀时居于何职，史书并无记载。《三国志·刘二牧传》：刘焉死后，“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诏书因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8］刘焉死时赵韪是“州大吏”，至于具体的职位，《华阳国志》载为“州帐下司马”，［9］为州中最高武职属官。赵韪为安汉人，安汉属巴郡。《三国志·刘二牧传》云韪为巴西人，巴西郡实为刘璋时期从巴郡北部分出设置。出于长吏本籍回避原则，赵韪不能担任巴郡太守，但仍有可能利用州中任职或乡里关系等途径影响巴地的武装力量。从史料推测，刘焉入蜀后不久便应掌控了一定规模的巴地军队。据《三国志·刘二牧传》，贾龙等击败益州黄巾而迎刘焉，“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8］后刘璋“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10］又《张鲁传》：“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脩杀之，夺其众。”［11］张鲁母子在益州本应有一些徒众，但从这些记载来看，他能割据汉中，早期离不开刘焉的大力支持。张鲁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其部曲多巴西人，又火并焉部将张脩。鲁母、弟在刘焉、刘璋处为人质，说明张鲁早期虽然有宗教影响力，但并无强大的军事实力，否则刘焉不会放心让他去经营汉中，张鲁也不大会把母、弟留作人质以求取得刘焉的信任与支持。张鲁部众多巴西人，除了他在汉中站稳脚跟以后继续招引的巴西人口，其余的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最初刘焉的支持。这些迹象表明刘焉在入蜀之初就已对巴地的武装（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拥有了一定的控制力了。这可能与赵瑾平定板楯叛乱有关。刘焉入蜀前后，益州黄巾正盛，巴郡板楯复叛。后贾龙等平定黄巾，而板楯尚未降服。灵帝命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板楯，刘焉或许借助了这个机会对板楯加以控制。刘焉后期赵韪任州司马一职，刘璋上任之初他便开始驻兵巴地，与刘璋分庭抗礼，可推测赵韪应当掌管着比较可观的军事力量，且在刘焉时期就已经在巴地有所经营。
　　对以上加以总结，笔者以为，刘焉入蜀之前，就应已计划好以董扶主蜀郡属国，赵韪主巴郡军事，以此来控制四川盆地周边两大军事重地，以强大的武力支撑自己的统治。任岐、贾龙叛乱时，虽然三蜀震动，但并未得到巴地军力以及蜀郡属国都尉的支持，这是他们失败的军事方面的原因。刘焉入蜀时，本身实力不强，不足以压服巴蜀大族，但他入蜀的时机又使之有可能顺利实现控制东西山区武装的计划。刘焉赴任益州时，灵帝尚在，东汉皇权尚未坠落，这使他可以顺利地就任益州牧，行使州牧职权，董扶与赵韪也可以因职务之便对东西二处施加影响。此外，赵瑾平板楯以及张鲁的活动可能也为刘焉控制巴地武装提供了便利。
　　三、刘焉、巴蜀大族的矛盾与蜀郡赵氏的关系
　　关于任岐、贾龙之乱，《三国志·刘二牧传》云：“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8］学者们多据此认为刘焉杀益州豪强以立威，引起了任岐、贾龙的叛乱，不过，有关此事还另有记载，显示刘焉与巴蜀大姓的关系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因素。
　　裴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犍为太守任岐自称将军，与从事陈超举兵击焉，焉击破之。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8］这条材料提供了前引《刘二牧传》未曾包含的信息，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刘焉用青羌兵击败任歧、贾龙。二是《英雄记》将任歧、贾龙起兵置于对刘焉不参与讨董的陈述之后，不知是否暗示《英雄记》作者认为二人起兵是因为刘焉不讨董卓。三是在刘焉与巴蜀大姓的矛盾中，赵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赵谦出于蜀郡赵氏，这里先对此人及其家族略作考察。
　　汉末巴蜀大族已经拥有了较强的实力，从他们两次起兵反抗刘焉父子便可得知。此外，还须特别注意蜀郡赵氏这个公族家庭。自赵戒屡登三公，赵氏就成了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的家族。赵戒子赵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12］俨然一代儒师。赵典后官至太常，“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谘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后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13］赵典不但学问较好，且经常施与贫穷的儒生，在朝堂上也敢于直言进谏，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典临亡前，“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14］赵典兄子赵谦在献帝初年任太尉，“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15］谦弟温初为京兆丞，后辞官还家，“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15］赵温后官至司徒，还曾作书责让李傕。《华阳国志》云：“董卓、李傕凶擅，谦、温干之。初，文侯与李固、胡广议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侯。赵戒胁而从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为，卓、傕之恶，甚于梁冀。谦摩卓之牙，温弄傕之爪，虽逼权势，以道陈训，贤其祖远矣。”［16］尽管赵戒的作为可能会为一些士人所不齿，而典、谦、温叔侄的作风，显然能够大大提升赵氏的形象与影响力。另外，赵氏还与一些巴蜀大族结为婚姻，巩固自己的地位。《华阳国志》：“纪常，常侍洽女，赵侯谦夫人也。父遇害在长安，其二兄皆先没，遣父门生翟登、张顺迎丧。”［17］常洽曾任侍中，这里误作“常侍”。常洽于长安被杀，在赵谦死后。事见《华阳国志》：“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自荆州刺史迁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以兵卫大驾西幸。傕等作难，常侍卫天子左右。为傕所煞。”［18］常洽为李傕所杀，可能与赵温责让傕有关。反过来说，常洽掌管一定的兵力，也应给赵温对抗李傕增添了底气。
　　刘焉、蜀郡赵氏与留住益州的大族之间，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赵氏作为公族，在巴蜀有较大的影响。赵谦兄弟、常洽等在长安任职，也易于对益州的局势产生影响。前引《英雄记》赵谦“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正显示了赵谦对巴蜀大姓的影响。要了解在长安身居高位的赵谦支持贾龙起兵的原因，就须探究他当时的处境。董卓胁迫百官名士，赵氏也在其中。他们大多对董卓心有不满并存有畏忌，然而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对抗，结引外援便成了一个解决办法。对于赵氏来说，家乡的力量更容易利用，且巴蜀距长安较近，相对易于对长安施加影响。刘焉指使张鲁断绝汉中道路，杀害汉使，企图据益州为己有，这便阻碍了赵氏与家乡大族的联系，损害了赵氏的利益。另一方面，留居蜀中的大族也更愿意与赵氏保持密切联系，既是因为赵氏在家乡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也是因为赵氏可以帮助大族们取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如更多的仕进机会。赵谦兄弟希望巴蜀力量尤其是关系较密切的三蜀大族成为自己的后盾，以对抗董卓，并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刘焉则希望保州自守，既不愿看到大族不顺从自己，又不满赵氏对益州施加太多影响，因此使张鲁等盘踞汉中。如此一来，赵氏和在家乡的益州大族就有被隔绝开的危险。由此，刘焉与益州大族的矛盾便不断激化，乃至于擅杀豪强以立威刑。最终，在赵谦授意下，贾龙联合巴蜀大族起兵反抗。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英雄记》所记载的赵谦鼓动贾龙起兵一事，正反映了刘焉与蜀郡赵氏在争夺对巴蜀大族影响力一事上的冲突。
　　前引《英雄记》的材料似乎暗示贾龙起兵又与刘焉不讨董卓有关。即便作者编排史料时有这样的判断，也不能说明不讨董卓是贾龙等人起兵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赵谦“将兵向州”正是董卓所派遣的，贾龙因刘焉不讨董卓而联合赵谦攻刘焉，是说不通的。另外，刘焉平定任、贾之乱后，又通过留在长安的儿子刘范与马腾合谋攻击董卓：“时征西将军马腾屯郿而反，焉及范与腾通谋，引兵袭长安。”［8］
　　面对任、贾之乱，“焉出青羌兵与战”。青羌，即青衣羌。蜀郡西部有青衣水，西汉立青衣县，东汉时改汉嘉县，蜀郡西部都尉（东汉为蜀郡属国都尉）所治。蜀汉设汉嘉郡，复为郡治。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与蜀郡北部都尉都在青藏高原边缘山区，统领诸少数民族，军力强悍。先前贾龙击败益州黄巾马相，就已经利用了蜀属国的军队。《三国志·刘二牧传》：“州从事贾龙领家兵数百人在犍为东界，摄敛吏民，得千余人，攻相等，数日破走”。［6］
　　《华阳国志》有关此事的记载与《三国志》有所出入，其文曰：“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乃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19］犍为郡与蜀郡属国相毗邻，贾龙前往青衣发属国都尉兵，客观条件是允许的，且属国都尉所统军队为边防军，能征惯战，对于扭转战局十分有利。及此事而言，《华阳国志》较《三国志》保留了更多的历史细节，表明蜀郡属国的军队在扑灭益州黄巾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到了刘焉与任、贾相争时，焉亦发青羌兵。刘焉发益州西部蛮兵，不应只发青衣，这一区域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应多在征发之列。或因青衣是西部都尉治所所在，故以青羌泛指西部都尉辖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当时掌管青衣一带的正是蜀郡属国都尉董扶。青羌响应刘焉，表明董扶当时仍是支持刘焉的。董扶是广汉人，且与巴蜀大姓颇有交往，但是未必就与任、贾等合流。任岐、贾龙究竟发动了多少当地大族，史籍并无明文。董扶与刘焉一道入蜀，本就带着助刘焉割据西南，自己也可以建立一番功业的意图，他支持刘焉而与贾龙作战，是合理的。还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史料显示任岐、贾龙曾将巴人发动起来。赵韪在刘焉死后仍是“州帐下司马”，又升任征东中郎将，驻守巴地，这意味着在刘焉时期他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没有参与任、贾之乱，反而可能用巴人帮助刘焉。
　　起初帮助贾龙的青羌兵，又转而为刘焉所用进攻贾龙，正说明了蜀郡属国都尉的军队为政府所掌控，受蜀地大族影响较小。贾龙以政府官员身份发兵镇压叛乱，自然得其支持。等到他与刘焉反目时，自己便成了叛乱的一方，青羌兵则支持代表政府的刘焉一方。
　　前文提到，关于刘焉击败任岐、贾龙所依仗的力量，裴注引《英雄记》与《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同。笔者认为《华阳国志》材料有问题，不足采信，故以上论述皆依据裴注引《英雄记》。这里还须对《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加以辨析。《华阳国志》云：
　　中平元年，凉州黄巾逆贼马相、赵祗等……下蜀郡、犍为……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乃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叛离，务行小惠。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
　　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19］
　　依据这段材料，刘焉击败任、贾依靠的是三辅、南阳流民组成的军队，而《三国志》及裴注中则完全未体现这一信息，反而存在一些矛盾。《刘璋传》注引《英雄记》云：“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20］
　　《华阳国志》云刘焉时“东州人多为致力”与《英雄记》载赵韪与刘璋相攻时“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事迹相似，但时期不同。《华阳国志》不云青羌助刘焉，《三国志》与《英雄记》不云东州士破任、贾。《三国志》及裴注与《华阳国志》的记载多可参照互补，然而对于汉末益州两次比较重要的战争，所提供的材料却各自自说自话，没有共通之处，不仅无法互补，反而相互矛盾。三种文献成书先后，《英雄记》据记载为王粲所作，⑥ 成书最早，《华阳国志》最晚，很有可能是《华阳国志》的记载与《英雄记》出现了错乱的重叠。另外，如果东州兵在任歧、贾龙之乱时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后来又帮助刘璋击败赵韪，《华阳国志》在叙述刘璋与赵韪的战争时，不应当不提及东州兵，然而，《华阳国志》中并未出现有关东州兵帮助刘璋的叙述，这更能表明两种材料中关于两个不同时期的相似记载是相矛盾的。《英雄记》云刘璋用东州兵，《华阳国志》则云刘焉，二者必有一误。
　　通过上述分析，大概可以判断《华阳国志》的记载可信度相对较低。另外，还应结合当时时局，加以研究。刘焉初入蜀时外州流入益州的人口应该还较为有限。一是当时益州刚刚经过黄巾战乱和板楯的叛乱，前任刺史也被黄巾所杀，社会局势还较为动荡，不具备吸引大量流民的条件。二是东州士主要来源地三辅、南阳的移民浪潮都发生在刘焉与任、贾的战争之后。三辅人口大量入蜀不应在董卓迁都时，而应在董卓死后王允、吕布与董卓余部作战以及李傕、郭汜等混战之时，时在任、贾起兵之后。又，《三国志》等文献记载三辅流入蜀中者，扶风射坚、射援兄弟，“献帝之初，三辅饥乱，坚去官，与弟援南入蜀依刘璋，璋以坚为长史”。［21］扶风法正“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22］据此，射氏兄弟与法正、孟达流移至蜀的时间相近，皆在刘璋时期，都是在李傕、郭汜等交兵引发的移民浪潮中南下的。⑦ 南阳一带在黄巾初起时曾遭遇较大规模的战乱，但很快被镇压，距离刘焉与任、贾作战已有六七年之久。并未有材料显示这几年中南阳曾发生较具规模的战乱，即便初平元年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时，也没有酿成战争，对于当地社会、民众的影响较为有限。南阳再度发生大规模战乱正是献帝初平年间，主要是曹操、刘表等与袁术及其盟友的战争，时间都在刘焉与任、贾的战争之后。由此可见，任、贾起兵时，刘焉可动用的外州士兵不会很多。即便大批流民入蜀后即为刘焉所用，也是在平定任、贾之后的事。另外，赵韪反抗刘璋，时在建安五年，此时南阳、关中已是连年战乱，民众死亡流离，而巴蜀自任、贾之乱至此时的八年之中，并无大规模战乱，故而大量流民纷纷迁入，恰可为刘璋击破赵韪所用。因此，《英雄记》的记载较《华阳国志》更为合理、可靠。由此，刘焉击败任、贾所依仗的力量，应遵从《英雄记》记载，即益州西部的青羌兵，而非外州流入的东州士。
　　综上，任岐、贾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利用巴地和青藏高原边缘的军事力量，可能对当地大族也没能充分发动，而刘焉至少得到了蜀郡西部都尉兵力的有力支持，很有可能也调动了一定规模的巴地军队。任、贾等人的家兵及主要来自平原地区的州郡兵，终究输给了能征惯战的山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
　　刘焉统治益州时，虽然也曾遇到过比较严重的危机，但最终还是安全度过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入蜀前未雨绸缪，有意识地去控制四川盆地周边的山区人口，掌控可以支撑自己统治的武装力量。至于董扶、赵韪，即便没有他们，贾龙平定黄巾后也应会接受刘焉，毕竟益州甫经丧乱，当时灵帝尚在，国家政令还是大体能够畅行的。后来扶、韪二人也未能凭借私人关系阻止任、贾之乱的发生，似乎表明这种大族名士的交游对政治局势演变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二人对刘焉的真正贡献在于帮助他控制了两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至于刘焉依靠东州人加强统治的观点，至少不能解释任、贾之乱以前的情形
　　四、刘璋时期外来士人与巴蜀大族的政治地位及政治态度
　　兴平元年，刘焉病死。《华阳国志·刘二牧志》记载，刘焉死后，“州帐下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9］据裴注引《益州耆旧传》，王商为广汉人。［23］这表明刘璋执掌益州得到了巴蜀大族的有力支持，同时也表明巴蜀大族当时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反而未能看到外来士人在州牧更替中起到重大作用。刘璋袭位时，张鲁不听号令，坐大汉中，招诱巴人，成为北面的巨大威胁。为了抵御张鲁，刘璋以庞羲为巴西太守（分割巴郡后，庞羲所统辖地区本承袭巴郡旧名，后改郡名为巴西），屯驻阆中。巴西地处嘉陵江流域，是賨人、板楯的家乡，为巴蜀精兵产区。刘璋以庞羲镇巴西，除了抵御张鲁，应当也有使之制衡赵韪的用意。然而，刘璋又担心庞羲太过壮大，不久也与之产生嫌隙：“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或构羲于璋，璋与之情好携隙。”［24］赵韪、庞羲等重要将领各拥兵自重，与刘璋貌合神离。益土大族亦有离心倾向。这些都是刘璋统领益州的不安定因素。
　　在刘璋领州的第七年，即建安五年（200），赵韪联合诸多巴蜀大族，起兵反抗刘璋。《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立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20］
　　关于这段材料，上文已有所讨论，这里还须借助它分析刘璋早期的局势。三辅、南阳有大量流民入蜀，侵暴蜀人，刘璋不能禁止，遂使蜀人愤恨，赵韪因此起兵攻刘璋。东州人担心赵韪击败刘璋于己不利，于是帮助刘璋死战，最终扭转战局。这一事件表现了刘璋早期与巴蜀大族关系较差，益州内部的地方势力也较为强盛，威胁着刘璋的统治。不过，自赵韪失败，此后直至刘备入蜀，未见有史料显示益州政局再有剧烈变动。刘璋统领益州二十年，他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当时益州政治局势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也已多有讨论。如田余庆认为，赵韪失败后，“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25］张承宗等认为，赵韪之乱后刘璋与益州大族相处较为和睦，刘璋甚至极力拉拢、纵容益州大族。［26］段少京等认为刘璋在益州尚得人心，为不少益州大族百姓所拥护。［27］白杨则认为“益州大姓与刘璋、东州兵始终怀有芥蒂”。［28］这几种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有其史料依据，只是观察的视角不同。不过，以上研究虽然都从某个方面描述了政治关系的轮廓，但未对史料作详细梳理。若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考察，还需要整合更多的史料。
　　关于刘璋时期（尤其是赵韪之乱以后）益州内部的主要政治关系，可以从刘备入蜀后不同群体的反应来加以考察。在刘备攻刘璋时，益州士人中除了蜀郡张松、犍为费诗以及备受冷遇的广汉彭羕、南中人建宁李恢等投刘备较早，更多的人仍忠于刘璋。张松之兄广汉太守张肃因松密谋献州于刘备，“惧祸逮己，白璋发其谋”。［29］如果说张肃可能是在形势不明朗的时候，为避祸而供出其弟，那么刘璋邀请刘备入蜀时，“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于州门以谏”，［10］璋主簿巴西黄权亦谏阻，二刘反目后黄权又据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这些便可说明他们是忠于刘璋的。又广汉郑度，劝说刘璋坚壁清野。［30］蜀郡张任，先拒刘备于涪，李严投降后退守雒县，最后兵败被擒，不降而被杀。［31］蜀郡张裔，“张飞自荆州由垫江入，璋授裔兵，拒张飞于德阳陌下，军败，还成都。为璋奉使诣先主，先主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也，裔还，城门乃开”。［32］张裔在败给张飞后并未投降，而是跟随刘璋到了最后，并作为使者争得了刘备“礼其君而安其人”的承诺。甚至最后刘备诸军已合围成都时，城内“吏民咸欲死战”，［20］成都人还准备支持刘璋战斗到底，而不是谋划着献城投降。又，刘备入蜀前，巴西太守庞羲因担心刘璋进攻自己，发汉昌兵，汉昌长阆中程畿拒之，庞羲因此“厚陈谢于璋以致无咎”。［33］这些都是巴蜀人忠于刘璋的事例。
　　外来士人与刘璋的关系，比较复杂。目前见于史籍的，除了法正、孟达等人之外，其余庞羲、许靖、吴壹、董和、李严、王连、费祎、费观等，皆为刘璋援引、扶植，这些被刘璋较为看重的外来者中，除了王连守城不降，以及远在南中任益州太守的董和、尚无重要职务的费祎，其余诸人皆临阵投降刘备，或如许靖投降未遂，其忠诚度远不如巴蜀人。
　　关于巴蜀本地与外来士人在刘璋时期的仕宦情况，可从现有史料中存留的信息加以管窥。各郡太守中，南阳许靖曾任广汉、巴郡、蜀郡，广汉王商为蜀郡，［23］蜀郡张肃为广汉，蜀郡何宗为犍为，［34］汉嘉王谋为巴郡，［35］南阳庞羲为巴西，巴西程畿为江阳，［33］广汉成存为江阳;［36］《张飞传》云张飞破江州时严颜为巴郡太守，［37］《华阳国志》云颜为将军，其时太守为巴西赵筰。［30］除了许靖、庞羲，其余六太守皆为巴蜀人，这说明刘璋时期巴蜀士人在仕宦上并未被外来士人压制。史籍中所列刘璋时期的外来士人，只有许靖、庞羲、董和为太守，吴壹为中郎将，李严为护军，官职较高。从仕宦上来讲，他们虽然在益州政坛占有重要地位，但相比巴蜀人还是有一些劣势的。
　　无论是从仕宦，还是从对刘璋的忠诚度来说，外来士人并未给予刘璋足够的支持，因此不能因为东州人击败赵韪与刘璋任用了一批外来者，就夸大他们在刘璋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上述外来士人并非皆在赵韪起兵前入蜀，他们与帮助击败赵韪的“东州士”可能联系并不紧密。赵韪起兵于建安五年，次年破灭。许靖在孙策渡江后南奔交州，时在建安元年，后刘璋相邀入蜀，其间几经辗转，在赵韪破灭后至蜀的可能性很大。李严在曹操征荆州时投刘璋，董和、王连、费观、费祎入蜀时间不详。史料中完全没有显示上述诸人在赵韪之乱中有何贡献。除庞羲、吴壹等少数人应是史料有遗漏外，其他人可能并未参与这次战争。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参与击败赵韪的那部分东州人，可能并未得到刘璋太多的关照，而被刘璋提携援引的外来者，很多与先前参与击败赵韪的东州士没有太多关系。
　　除了刘璋与外来士人、巴蜀士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条线索对益州的政治形势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是巴地的军事力量与刘璋的关系张松说璋迎刘备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10］庞羲、李异拥兵自重，可以看作是刘璋集团内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刘璋初领益州时，扮演割据势力角色的是庞羲、赵韪，后来赵韪起兵失败，被其将李异、庞乐所杀，李异当是取代了赵韪的位置，成为了新的地方势力。
　　赵韪是最早跟随刘焉入蜀的元老，而且很有可能帮助刘焉掌握了巴人的军事力量，到了刘璋时期更是手握强兵，坐镇巴郡。庞羲“与璋有旧，又免璋诸子于难，故璋厚德羲，以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20］庞羲入蜀时间较晚，在刘焉死前不久。庞羲在刘璋袭位后，数次被派遣领兵攻张鲁，自然应主管巴郡北部军务。后赵韪建议分割巴郡，北部庞羲为太守，南部赵韪主军事。二人分管益州东部军务。《英雄记》记载刘璋击败赵韪的原因是东州人畏韪，为璋死战，而东州人畏惧赵韪的原因，除了他的政治态度之外，军事实力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刘璋、赵韪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史料交待庞羲有何行为。庞羲与刘璋相互猜疑时，曾想增兵自守，后因程畿不发汉昌兵，庞羲向刘璋陈谢，最终并未叛璋。联系前后史事，可知庞羲并未同赵韪一起反叛，有可能还帮助刘璋讨韪，至少应按兵不动。庞羲虽与刘璋有矛盾，但他没有参与叛乱仍是刘璋能击败赵韪的一个重要前提。
　　刘备攻刘璋时，从葭萌关一路南下，未见受到太多巴西军队的掣肘，庞羲应当没有为刘璋尽力。又《霍峻传》：“先主自葭萌南还袭刘璋，留峻守葭萌城……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38］葭萌关靠近庞羲屯区，而刘备一军主力沿西部涪、绵竹一线向成都逼近，东部的巴西并非主要打击目标，葭萌城得以坚守那么久，如此寡少的守军竟能破敌杀将，不由得不让人怀疑庞羲有没有全力支持扶禁等。张飞破巴郡后，顺西汉水北上，“巴西功曹龚谌迎飞”，［30］这也应出于庞羲的命令。后来刘备以羲为左将军司马，当与巴西军并未给刘备集团造成太大威胁，反而较早放弃抵抗有关。
　　至此，我们可以对刘璋时期巴蜀地区的各主要政治势力及局势演变作以下概括：刘璋主益州，从未较牢固地控制巴地的武装，这使得他的统治乏强大的武力支持。他招刘备入蜀，亦是为庞羲等人不用命所逼迫。巴蜀地区本来就有刘璋、本地大族、巴地武装、外来士人等多种势力，刘备入蜀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了。本来东州人帮助刘璋击败赵韪，但后来他们似乎从益州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刘璋后期，巴蜀大族仕途更为畅达一些，刘璋此时任用的外来者很多没有参与过和赵韪的战争。备、璋相攻时，刘璋获得了较多巴蜀大族的支持，而外来士人则有不少投向了刘备，尤其庞羲先是坐观成败，后来轻易投降张飞，使得刘备诸军得以顺利会师于成都，加速了刘璋统治的覆灭。
　　五、结语
　　对刘焉父子与巴蜀大族关系的考察，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汉末军阀诛杀士人的行为，或许并不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欲树立威严，可能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背景。至于巴蜀大族在汉末的两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以及蜀汉时期的政治地位偏低（更确切地说，应是本地大族不能主导政治活动的走向，或是被外来者分去了相当多的政治影响力，或是沦为比较重要的配角），学术文化、汉代仕宦、经济实力等方面固然应予考虑，但有时战场上的表现才是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巴蜀文化、经济重心在成都平原一带，武力重心在盆地两侧山区，平原大族无法很好地利用两侧的武力，巴蜀各自的优势难以形成有效互补，这极大地限制了本地大族在军事上所能达到的成就，从而阻碍了他们政治地位的提升。从刘焉、刘璋父子时期的战争来看，巴蜀大族确曾成功发动了大量成都平原地区的人口参战，但对巴地及西部山区的军队，或者没有发动起来，或者如赵韪只发动了自己所统领的那部分巴地武装，其余的都未能为发起反抗的本地大族所用，甚至与之对抗。这一情形致使本地大族的军事目标往往落空，进而又会影响其政治建树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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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