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知识分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金南川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2006-9-21

从郎咸平教授刮起“郎旋风”，到丁学良教授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批评，再到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无一不指向那些曾经积极参与到改革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在对改革失败进行批判的同时，还对这些参与改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提出了质疑。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中，那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权贵资产者的代言人、侵占国有资产的护航者。对于这些来自各方的批评，不仅是我产生疑问：难道我们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真如此的没有职业道德和正义感，真的堕落到如此地步了吗？还是在我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承担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毋庸置疑，存在于我们现在社会的众多问题乃是来自社会各方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冲突。在一个社会日渐多元的社会，随着私人财产的逐渐产生和趋于稳定，社会中必然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这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存在。具有不同素质、知识、背景的人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分化，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也是其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那么，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公平的调和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提供一个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的平台，乃是社会能够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将风险降到最低，使不稳定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乃是社会发展的必须做到的。并且，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加深，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进行利益的攫取和分配的现象越来越重要。强势集团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倾斜来为自己牟利，侵犯弱势团体的权益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虽然这种情况乃是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人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又是不可避免的。此时，一个公平的分配利益的制度越发显得重要，因为它不仅能使民主的政府为大多数的公民谋取福利，而且提供这样的利益分配平台还是这个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如果一个声称民主的政府不能为组成他的绝大部分人服务，那么他还能够称得上“民主”这一高贵的称呼吗？如果一个民主政府只是帮助少数几个富人来掠夺多数人的权益，这样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一个国家可以有富人，但是要始终记住这个国家并非是为富人而存在的。

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的平台，在现代的政治语境中，也就是存在着一个公开、自由、透明的选举形成的民主制度，在政府中存在着人民自主选举的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各方的利益可以获得公平地表达的空间，各方的利益可以得到平等的尊重与考虑。在民主的讨论与妥协下，各方的利益达成平衡和妥协。这样一种通过讨论的协调方式，不仅可以将各方的利益尽可能的给予考虑，还可以提供一种社会的稳定机制以及政府的合法性依据。而反观我们的社会，在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机制，各方的利益无法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得到维护和表达，但是这个国家仍然需要制定经济政策和各项法规，又需要对存在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给予调和于同等的关注，以次维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在一个非民主的政治中，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法律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必然填补了制度上的空缺，同时承担了本应该由制度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协调各方的利益，给予各种利益团体以平等的关注。

但是，从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个人的局限、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公共知识分子不具备承担这一责任的能力和政治合法性。首先，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知识分子必然要吃要喝，具有自己的利益归属，这些“形而下”的制约就决定了其在“行而上”的局限性。公共知识分子并非不进人间烟火的圣贤，因而在其制订政策和法律的时候难免有失偏颇，这也正是我们的人性的局限，也正是因为弥补我们这一局限性，我们才建立了政府，选择民主制度。因此，仅仅有公共知识分子而没有各方利益代表参与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公正性是可疑的。其次，作为一个人他的知识必然是有限的，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无法考察到各种利益阶层的诉求，因此其不可能做到对每一阶层的同等关注。最后，也是作重要的，作为精英出现的知识分子无法承担经济政策的失败所要承担的巨大责任。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中，政策的失败不可能由单一的个人或几个人承担，公民获得政治经验不是被动的，乃是有自身的主动完成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改革的失败必然会让民众迁怒于制定政策的知识分子，因为在知识分子的行为中缺少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即通过民主制度获得的来自人民的同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产生我们对那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的集体失望和批评。这是我们的制度的缺失，也是那些积极参与中国改革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作为精英层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本应是最不应该分裂的两个阶层现在却产生了互相的拒斥。

职是之故，欲要消除上述现象并且为我们的政治提供合法的基础，同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平稳的解压机制，乃是尽快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通过公开、透明、自由的选举产生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议机制。这不仅是我们的政治生活走上正轨，回归世界政治大潮的主流，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知识分子得到解脱，使他们不再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使他们不再以悲剧形象出现，这也是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宿命。

中国的政治建设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