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信

　　讲理信　　文/李成忠

在“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旧社会，百姓惧怕打官司。讼师、贪官狼狈为奸，“吃了原告吃被告”，故意拖起不结案，弄得诉讼双方倾家荡产也没讨回公道。百姓视衙门为虎口，遇民事纠纷大多不愿诉讼公堂，求助社会舆论仲裁，从而在川西一带民间形成了“讲理信”习俗，茶馆是“讲理信”的场所。

 “讲理信”就是“讲清道理，辩明是非，化解纠纷，信守仲裁”。纠纷双方约定“讲理信”的时间、地点后，各自邀请能说会道的亲友参加，届时好为自家说理辩解。为了使“讲理信”的评理仲裁具有权威性，必须特邀社会贤达、族中耆老和码头上的袍哥大爷等头面人物出席。“讲理信”人员到齐，泡上盖碗茶后，由德高望重的主持者宣布诸如“君子动口不动手”、“有理不在声高，说话不带刀刀”、“好言三冬暖，恶语六月寒”之类的注意事项，双方当事人各述事情原委，然后展开辩论，双方亲友踊跃发言，有的列举证据说明己方有理，有的引经据典批驳对方胡闹。特邀人物老成持重，有的劝说双方和解，有的拿出折冲意见，尽量保持公正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当据理方占据上风，另一方理屈词穷，盖碗茶也喝得淡无茶味时，主持者与特邀者耳语征求意见后宣布结果。赢家兴高采烈，输家垂头丧气，还要负责清付全场人的茶资，丢尽面子，理、财两亏。如果双方是因误解导致纠纷，不存在谁是谁非，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则茶资各付一半。

特邀人物即使同哪一方的关系特好，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下发表偏袒言论，以免自掉身价，所以“讲理信”作出的仲裁透明、公开、公平、合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谁也不敢推翻它，否则要遭舆论谴责，被万人唾骂抬不起头。60多年前，为朱姑儿解除婚约进行的“讲理信”，就是最好的例子。

上世纪30年代，洪雅县柳江镇商人徐华轩的儿子得了肺痨病（肺结核），在当时算是绝症。徐家救子心切，遍搜切方、土方服用，广找和尚、道士、相士、巫婆寻求救治良方，最后听从了算命匠杨瞎子“冲喜治病”的馊主意，由徐华轩的妻子熊大嫂在比邻柳江的花溪乡农村中，物色到一位年方十七，健康、漂亮的村姑朱姑儿。熊大嫂泼辣能干，是柳江镇上有名的女强人，丈夫开的偌大一个铺子，是她过门后起早贪黑搞多种经营，一点一滴挣出来的，经她的手没有办不成的事。她花钱请刘媒婆去朱家说合，闪电式地定下了朱、徐两家的亲事，不久就一乘轿子抬朱姑儿到徐家拜堂成亲。婚后徐家儿子的病不但没见好转，反而日趋严重，不到三个月就一命归西，可怜朱姑儿年纪轻轻就作了寡妇，每日以泪洗面。

朱家父母此时才知上了刘媒婆花言巧语的当，断送了女儿一生幸福，后悔不已。他们每次去看望女儿时，朱姑儿都要责怪父母把她朝火坑里推，希望尽快离开徐家，去寻找她自己的幸福。

 

柳江镇离县城35公里，钟灵毓秀，人才荟萃，自清朝以来一直是洪雅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治、文化氛围比县城还开明，镇上一些开明人士同情朱姑儿的遭遇，支持她与徐家解除婚约，于是朱姑儿勇敢地向公婆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得到娘家人的支持，却受到婆婆熊大嫂的极力反对。一场围绕朱姑儿解除婚约的“讲理信”，在柳江镇上的“益三茶馆”热烈进行，熊大嫂出面请了徐家的头面人物来“扎起”，朱家也不示弱，能说会道者倾巢而出，从花溪到柳江来助阵。柳江各界知名人士袁子繁、汪元广、方应忠、尹仲恩、柳直清、柳惠平等特邀出席。

熊大嫂嫌丈夫不善言辞，自己亲自上场，情绪激动地陈述了她如何勤俭持家，将儿子养大不易，明媒正娶朱姑儿花了不少家财，耗了不少心血。儿子不幸夭折，不求儿媳守节终身立“贞洁牌坊”，起码要守孝三年，才能离开徐家。

朱家人据理反驳，先说徐家隐瞒儿子病入膏肓的真相骗婚不道德，再讲徐家儿子去世后不准受骗的朱姑儿离开徐家不公平。清朝都垮了30多年了，还要让守寡的儿媳学清朝的规矩守孝三年，太滑稽可笑。

知名人士纷纷讲话，劝说熊大嫂不要抱残守旧，耽误朱姑儿的青春。最后由主持人仲裁∶朱姑儿即日与徐家解除婚约，可以带走所有嫁妆陪奁，今后女方行动，徐家不得干涉。熊大嫂虽心里十二万分不高兴，也不敢公开说半个不字，只是回家后埋怨在柳江也算有头有面的小叔子∶“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又能说会道，为啥在茶馆里一言不发，不帮我说句好话，胳膊肘向外拐呢？”小叔子苦笑着回答∶“大嫂啊！正因为读了圣贤书明事理，我才帮理不帮亲。今天的事明摆着是你理亏，我帮你说啥嘛！如果我帮亲不帮理，乡亲父老将怎么看我？”一席话说得熊大嫂哑口无言。

解放后，“讲理信”被作为旧社会的习俗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它在调解民事纠纷，维护百姓利益方面曾经起过的作用，却永远留在了解那段历史的老人心中。

承蒙李世宗先生提供资料，得以写成此文，特此致谢。

（2006年6月1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