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区

耿纪朋 · 发表于: 2006-10-18 20:13:03

⊙作者：林向

　　三星堆古蜀文明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之一。“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形成的，载入自《史记》以来的所有典籍，巴蜀文化区曾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发展很久很久。我们追溯历史可知：三星堆古蜀文明是巴蜀文化区的龙头和核心，长江上游巴蜀文化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中华古代文明的格局。
　　近年来在探讨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的进展中，最可喜的收获就是：东亚大陆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都是孕育中华古代文明的摇篮，已经是铁定不移的共识了。这首先要归功于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的收获，是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与研究改变了人们的旧观念。人们走过了从反驳“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西来说”，到“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而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翦伯赞先生语），直到最近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李学勤先生语）；同时也走出了“黄河中原摇篮说”一元论的圈子，看到了长江流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到荆楚、吴越文化等；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兴隆沟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等等，都在中华古文化、古文明、古国起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那么长江上游地区呢？令人遗憾的是迄至80年代前还仍然处于朦胧之中，人们似乎把它遗忘了。历史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幸好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及以此为突破口带来的一系列四川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这片空白。正如李学勤教授指出的那样：“和众多的科学发现、发明一样，巴蜀文化的考古研究以一系列无可否认的事实，逐步推翻了旧有的观念。建国以后，四川的考古工作成果卓着，使古代巴蜀的真面目渐渐显示出来。尤其近20来年，巴蜀文化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历史学领域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其间起了关键性的突破作用的，是广汉三星堆的重大发现。”（《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2000年）
　　三星堆考古的“关键性突破作用”就是在长江上游地区首先发现了一座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古城”。“城”的发现在衡量“国家”与“文明社会”是否形成的诸多标志如有无青铜冶铸业、宗教礼仪中心、文化艺术专业化和文字符号等等条件之中，是最主要的显着标志。三星堆古城坐落在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外约8公里的台地上，城墙采用独特的“双向堆土、斜向拍夯”的方法筑成，墙基宽约40米，发现时有的地段的残墙还高出地面约4—6米，形成内外均呈斜坡的城墙，在有的墙段上部可见到可能是建筑物基础的土坯，并且在墙外侧还有深2.8米、宽20—30米的沟壕环绕。城的北部连同北墙已被近现代的鸭子河冲毁；东墙残长1100米；南墙断续残存800米；西墙为马牧河古河道浸蚀，在西墙北段可见到高出地面数米的城墙转角的残段，东西墙间距约2200米左右，据此推算古城的城内面积至少应在4平方公里以上。若比照英国戈登·柴尔德对两河流域苏尔美古代城市与印度河流域哈拉巴和摩享佐达罗古城的人口分析推断，三星堆古城的人口至少应在24000人左右。1997年在城内马牧河以北的中轴线上的月亮湾（即30年代最早发现玉石器坑的附近）发掘出一段近南北走向端直的城墙，南部未到头，而隐约间似与西墙北段的转角相对应，似乎在大城的中轴线偏西构成一座内城。据14Ｃ测定年代分析，三星堆古城的始建年代约距今4075—3935年之间，属于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期，也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由此可见，这是一座相当于夏商时期具有内外城郭的宏伟城池。
　　城内的遗存十分丰富，有大、小型不同规格的建筑物，有上层贵族居住的面积大于60平方米的榫卯屋架的厅堂，也有平民居住的10来平方米的木骨泥墙小屋，还有较小的仅2—3平方米的棚屋，可见社会贫富贵贱分层的现象已经形成。城中心发现大量精美的陶质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乐器和陶塑艺术品等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的物件，相反的生产工具却不多，说明城内的主要居民是贵族统治者及为其服役的民众。城内的大型建筑物未能辨明是否有庙堂宫殿，而在城的中轴线偏南、三星堆土堆（或以为是祭祀神坛？）旁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有神巫们在进行了盛大的祭仪活动后埋下的祭品：成吨的青铜器，罕见的金权杖、金面具、金箔等。有龙的神树，“建木”是其祖神崇拜的中心，“群巫之长”的大立人像、黄金权杖与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像的发现，更证明了具备宗教礼仪中心，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笔者认为很可能相当于《蜀王本纪》所记载的蜀王杜宇的传说阶段的中心都城。
　　三星堆文化决不是突兀出现的，而有其渊源。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本来就是早于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的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因故还没有细做。1995年终于有了重要进展，在三星堆遗址西南约60公里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宝墩遗址找到了早于三星堆古城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古城。以此为突破口，证实了60年代调查发现的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遗址的鱼凫城，80年代调查发现的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新发现的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以及去年底最新发现的大邑盐店古城等遗址。对上述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证明：它们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龙山时代遗存属于同期文化，并能够再细分为若干期，且与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衔接，于是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古城墙，也是同样采用“双向推土，斜向拍夯”筑成，而显得原始，筑城的工作量还是巨大的，虽然没有出土青铜器，却在郫县三道堰古城的中心发现一座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宫庙建筑，似乎又不那么原始。所以笔者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群应属于早期国家──酋邦制的遗存，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门道里（不是门槛），三星堆古城代表的古蜀文明则是其进一步发展而进入到文明社会。
　　三星堆古城的突然衰亡大概因为特大洪灾。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中，笔者曾发现在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层之上有一层厚约20—50厘米的洪水积淤土，青黑色，包含物极少，从此之后辉煌一时的广汉三星堆古城就在当地衰落了，据14Ｃ测定约在距今2875年之后，三星堆古城由盛至衰大概存在了10个世纪左右。《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时国力鼎盛而突遭洪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时值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它反映这样的基本史实：杜宇氏（或传说中的某王）时特大洪灾极酷烈，《蜀王本纪》说“若尧之洪水”。因灾而变，传说中的开明氏乃溯江而上的荆（巴？）人鳖令，取代了本地区从江源出而王蜀的杜宇氏。这种政权更替带有“异族入主”的味道，故蜀人才会“悲子鹃鸟鸣”。
　　根据成都西郊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来，三星堆古城毁于洪灾后，其后权力中心都邑很可能从广汉转移到成都市区来了。金沙遗址采集、出土了成吨的象牙、獠牙、鹿角等外，还有金器、玉石器、陶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多件。这里已发现的器物群与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十分相似，而种类更加丰富、做工更加精细，如出土大量玉石器，其中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涂有朱砂。雕刻造型艺术也十分发达，如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其中石刻跪坐人像与三星堆遗址与方池街遗址等出土的十分相像，而刻画更精致，极可能是当时的奴隶或俘虏形象，表明当时蜀国已比较强大。金沙也出土大量的金器，有金面具、金带、各种金饰等，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造型风格基本一致。青铜礼器也出土尊和罍的残片，还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风格造型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风格十分相似。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饰更与三星堆遗址群发现的相同。金沙遗址还出土了40余件象牙器和尖底杯、高柄豆等大量陶器。从陶器类型学的初步分析可见，金沙遗址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文化，而是属于古蜀文明的“十二桥文化”阶段。
　　十二桥文化是以在金沙遗址以东约20Ｏ0米左右的十二桥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而命名的，这里有成片的干栏建筑和大型宫殿。金沙遗址的北面不过1500米左右的黄忠村，有大型宫庙建筑群落基址。再往北就是古蜀文化祭祀盟会用的羊子山土坛遗址，以及成都市区西、南部发现的新一村、抚琴小区、青羊宫、方池街、指挥街、岷山饭店、上汪家拐等商末至西周的遗址群。这正合符《华阳国志·蜀志》、来敏《本蜀论》等汉晋文献记载的望帝（杜宇）遇灾、丛帝（鳖令）治水、更迭政权、鳖令建立开明氏蜀国“徙治成都”的古史传说。
　　三星堆文化不是黑夜中的孤灯，而是照亮长江上游及其邻近地区的文明之光。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核心地区在成都平原的广汉──成都间，这里分布十分密集，除上述成都市区外重要的遗址还有：广汉金鱼乡石佛村、兴隆乡烟堆子和毗卢寺、新都桂林乡、新繁水观音什邡新安、郫县清江村等遗址，应该是次一级的古蜀聚邑。在四川盆地北部的嘉陵江流域的绵阳堆山、盐亭麻秧、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以及四川盆地西部青衣江上的雅安沙溪、大渡河上的汉源狮子山都有发现。考虑到四川盆地内部因历史时期以来的过度垦殖，考古发现还很不够，但已经足以说明四川盆地就属于巴蜀文化区，其共同特点即共有三星堆文化。
　　近年来三峡考古也找到了三星堆文化及其来龙去脉的遗存。例如忠县哨棚嘴、中坝遗址的“哨棚嘴文化”里明显的有宝墩文化的因素，而其上层则出土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陶器群，再上层出土的遗物与十二桥文化非常相似，类似的还有万县中坝子遗址、巫山魏家梁子等20余处。在鄂西的西陵峡也曾发现龙山晚期至夏商周时期的遗址20余处，据宜昌路家河遗址的发掘报告称：“自龙山时代晚期始，西来文化（笔者按：指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对西陵峡和鄂西地区的影响频繁并不断加强，最终改变自新石器寸代以来形成的，本区属于江汉地区文化的文化格局，成为西部文化向东部扩张的桥头堡。”（《宜昌路家河》，2002年）因此可以说长江三峡及鄂西地区就是巴蜀文化区的东部边界。
　　最近在四川盆地北面的陕南宝山遗址发掘中也找到三星堆文化类型的遗物。联系到过去陕南水中下游发现的青铜器群中，有商文化、蜀文化和兼而有之当地文化三种类型的文化并存的现象，笔者曾就此指出：“就蜀而言，此乃蜀之北境；就商而言，此乃商之西土也。”又据关中渭水之滨的宝鸡西周鱼国墓地的发掘资料，与三星堆古蜀古明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把陕南作为巴蜀文化区的北部边界的证据是充分的。
　　综上所述，以三星堆古蜀文明为龙头和核心的巴蜀文化区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可以用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的“两重证据法”证实的。徐师中舒教授曾指出：“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蒙师文通教授也曾指出：“（《汉书·地理志》所载）凡与巴蜀同俗的，就是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地区。”（《巴蜀史的问题》，1959年）笔者在参加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后，曾提出：“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殷墟卜辞中的蜀》，1989年）又在1992年广汉举行的《三星堆考古发现60周年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巴蜀文化区导论》为题的主旨报告中对巴蜀文化区作了全面的阐述。
　　考古学陆续的新发现与研究不断地证实：以三星堆文化为核心的巴蜀文化区是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这一点已逐渐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中华古代文明的格局也就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了。

耿纪朋 · 发表于: 2006-10-18 20: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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