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篇論證力主要繫乎兩層語意澄清﹕一、“中國”一詞不取其地理義、區隔義;二、“后現代”一詞不取其日歷義,而取其價值學義。如是,則既可免中國沙文主義之譏,又可免厚今薄古、時髦主義之病;后者並犯了所謂“誤進程為進步”、或“后來居上”之謬 (fallacy of mistaking progression for progress)。我們向西方世界推薦什麼,絕不是因為它“中”;而是因為它合理(佛家謂之如法);更不是因為它“新”,而是因為它 “善”。
1996年“全球化研討會”召開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大學,與會者歐哲余根.賀巴瑪(Jürgen Habermas),筆者業師美哲韓路易(Lewis E. Hahn)等,均一時之選,對其重視可想。據理查.穆爾喀斯特(Richard Mulcaster)言﹕“全球化乃是后現代主義的自然趨勢,后現代主義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認為欣賞種種不同的文化可以提升我們的眼光,使我們更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作為一項運動,它是大勢必然,且方興未艾,勁道彌健。”
欣聞柯布教授提倡西方大學教育革命,實現“懷德海式的大學”理想。旨哉斯言!筆者願意在此指出﹕懷德海式的思維與中國式的思維,像孿生般地高度相似。既非偶然,亦非巧合﹕懷氏本人充分自覺,在《易即體》中固自承不諱,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中更恨所知不足;李約瑟在《科學與文明在中國》卷二,更明言,經由萊布尼茲《單子論》,懷氏受過道家《莊子》的影響。他那部曠代巨著《易即體》(應作Process as Reality),雖然副標題﹕《一篇宇宙論論文》,但若只把它當作一部宇宙論來看,則未免太小看了它。懷氏明言﹕觀態之道德性與觀態之普蓋性,息息悠關,密不可分;重要的是,我們該怎樣化私利為公善,融小我於大我。
II. 怎樣為中國哲學精神一字點睛? 中國哲學界的資深學者陳榮捷教授,在其《中國哲學資料書》中,開宗明義說:"假若用一個字來形容全部中國哲學思想史,那就是人文主義。"筆者恐怕該字是不夠的,因為它有類無屬(genus with-out specie)。試問它與古代希臘的人文主義(赫拉克利圖斯、普 羅泰格拉斯、蘇格拉底)何殊?后者涉及人物對峙;另一方面,它更與文藝復興以來近代歐洲的人文主義何異?后者涉及人神對峙。陳教授,當然明白明確限制的重要,接著說:"並非否定神權至上的那種,而是宣表人天合一的那種。這種意味下的人文主義,有史以來,一直支配著中國思想。"(註二)。1971筆者南伊大博士論文中另鑄新詞"創造的人文主義"以狀之;並於1972檀香山夏威夷大學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專題研討會上提供參考。今天,倘若寧取單名,建議最好用“創造主義”。哈桑教授寫過《超越人文主義》一書;但無論哈氏或他人,從無以《超越創造主義》命名者!中國哲學的根源概念就是“創造性,確言之,“賡續創造性”,古云“生生” 。
III. 創造主義或生生主義﹕ 舊名詞,新思維 約一世紀之前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及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稱“實用主義”是新名詞,舊思維。最近,另外一位偉大的美國哲學家韓路易(Lewis E. Hahn),在其1993澳門增進東西 文化交融研討會的主講詞中,更進一步指出:詹姆斯也許未必充分明白,它卻通乎六世紀時的中國儒道兩家思維。我們可以放心地定調說:創造主義,啟自以大易為活泉的儒道思想,在今天的世界,可以稱為是"舊名詞,新思維"。作為一套基型體驗形上學,易經思想充滿了永久的趣味,普遍的訴求,和后現代的意涵。今天如此,以后亦然。全部一套中國哲學傳承,在宗旨上,在主題上,都是一大創造的人文主義傳統,簡稱創造主義,或生生主義。它從遠古以來,持續穩定發展,深受宗教托付、天上原型、大中象徵意符的精神鼓舞,厚植于創造性原理為范疇總攝概念(Begriff,Compre-hension),演變為種種分殊思潮,如儒、道、墨諸家等,繼之更與大乘佛學中相契思想結合,共流並生,奏高潮于新儒家(含唯實主義、唯心主義、自然主義三態)。從十世紀北宋以降,以迄今日,行將與世界哲學大規模地遭遇、接軌,堂堂邁入所謂創造綜合期。這方面,從事比較哲學有識之士,都可以從印度的精神道友問津參考。例如普利剛德拉教授(Ramakrishna Puligandla)在《印度哲學基要》一書所示,近代印度的經驗,可以總結為針對西方文明挑戰的一系列回應,計含四期:從(1)頑固排斥,到(2)盲目崇拜,(3)批判簡擇,與最后(4)創造綜合。(註三)這種文化回應四期說的模式,可使任何民族自覺當前在文化交養、思想整合的歷程中的處境。
筆者獻身比較哲學學習研究四十年,過去不揣翦陋,曾從全球性的透視,掃描中西思想相契境界與視野,破土揮鋤,略進棉薄,粗有斬獲,例如﹕中國形上學之於懷德海;中國哲學人性掄之於謝勒;中國美學之於裴伯;中國歷歷程(神學)思想之於哈桑與柯布;中國儒家明性論之於雅斯培;佛家唯識論之於胡色爾現象學等。這些比較研究的發現,使我們深信,在丰沛的中國哲學傳承中確有許多層面具有永久的趣味,普遍的訴求,與后現代的(重要)意涵;尤其創造人文主義,以生生原理為價值核能中心,全方位輻射,多向展開,旁皇四達:。更深信,在促進以超二、旁通、價值、整合為宗旨的后現代、全球化新思維的大業中,它應百尺竿進,責無旁貸地作出更偉大的貢獻。茲謹勾勒舉要,提供下列九面觀,聊備參考,以實所言。中國的創造人文主義﹕ (1)在宇宙論上,對宇宙採取一套動態的歷程觀,視創造性為真際,或趣言之,視生之又生的創造性、為真而又真的真實性。義據:易即體,生生之謂易 。 (2)在本體論上,採取一套價值中心的本體論,視價值或善為實有(即實易)之根源,生命實現之歷程即價值實現之歷程,邁向至善為鵠的,通乎德日進所謂的奧美珈點,或尼可萊‧哈德門所謂的價值理想主義。義據:即用顯體,大化流行即是仁體彰露至善發顯,參天地,贊化育,位萬物,致中和,止至善。 (3)在方法論上,採綜合取向﹕尚綜會、而斥二分,雖辯証、而無悖情理(synthesis-oriented, anti-bifurcational, trans-dualistic, and reasonably dialectical)。故可兼免於黑格爾 式的形式刻板性(懷德海譏為幼稚兒戲),與馬克思式的過重辯証傾向,過分強調矛盾、反對、與衝突,以致貶抑了和諧對人生的重要性,遑論廣大和諧? (4)在知識論上,尤其在認知法式上,重直觀體驗,甚於概念理論;更以體驗作為了達真理與意義的不二法門與判準。 (5)在力行哲學上,充滿了實踐精神,尤其儒家,強調知行合一;更如唐君毅教授所謂,"隨處體認天理"。 (6)在實存哲學上,充滿了實存精神。“實存”一詞,借自雅斯培。據雅氏看來,哲學即永恆哲學;哲學化的活動,不外明性。在中國哲學傳統中,自孔子以來,明性問題成為儒學主流大家的一大宏旨。義據:《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孟子》﹕“盡心、知性、知天”;《易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7)在宗教信仰上,公元前十二世紀起,即採萬有通神論,與萬有在神論屬孿生立場﹕以創造性為究極關懷(田立克),不視神為造物者人格神、而視神即創造性之本身充體呈現為宇宙大全整體,澈上澈下,無乎不在。為比較對照計,請注意萬有與神之關系:泛神論視之為一種同一關系(All=God)﹔萬有在神論視之為一種涵包關系(All↔God)﹔萬有通神論則視之為一種旁通關系(All↔God)。神性體既無限,用則何窮?即用顯體故。萬有在神論,為傳統人格有神論與泛神論之綜合;萬有通神論,則為泛神論與萬有在神論之綜合。(註四)大哲方東美教授,恨無適當名詞,藉以確切詮表古代中國民族之宗教立場及情操,而於泛神論與萬有在神論二名之間、徘徊猶豫者久之。甚矣,立名之難!(註五) (8)在美學上,中國哲學家論藝術及美,皆採氣韻取向。自五世紀謝赫立說以來,“氣韻生動”便成畫論之大本大法。然亦猶德語Geist一辭,無論直譯意譯,均不可翻。(註六)名作家林語堂氏在《中國藝術理論》列舉七家之說,從錫昂到賓榮、馬奇等(from Osvald Siren to Lawrence Binyon and Benjamine Marcht),無 一當意者。然而,很幸運 地,美國脈絡主義大師裴伯(Stephen C. Pepper)的美學著作,尤其1936《美感特質》一書,卻有高度巧合,曰“vividness of quality”。觀 其為普林斯頓大學饒磊教授 《中國畫論原理》所寫書評,足透消息﹕“最后的總體印象是,根本原理都是普遍一致的。對我個人而言,宛如在中國一個氣字,一眼發現平生以英語講授的若干原理,尤快何如之!在美洲我們對氣(韻)也可大予發揮。” (註七) (9)在道德智慧(倫理學)上,崇信一套推己及人的忠恕論(Doctrine of Empathy and Sympathy),義據《論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大學》“忠恕綮矩之道”,道德睿見領先西方耶穌至少五百年。耶穌《新約》所言,堪稱孔說之最佳翻譯,宜獲頒世界文學最佳翻譯獎。賦次,忠恕論完全合乎康德所認許之道德行為二準則﹕可普遍性與可逆反性(universalizability and reversaliz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