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我发现,蒋老师近年来经常讲“复魅”,而新儒家却讲“启蒙”,为什么同是儒家,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蒋】: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而此时的西方已经是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世俗化了的西方,或者说已经是“启蒙了”的西方。所谓“启蒙”,就是“除魅”,一切通过自已的理性评判才合法,反对一切神圣性的价值,个人的理性成了万物的尺度、道德的法庭。“启蒙”之所以在西方兴起,是对西方中世纪神权压倒一切的“极魅”的反动,有其合理的理由。但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历史上由于受儒家人文精神的影响,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中世纪神权压倒一切的“极魅”现象,所以并不存在所谓“启蒙”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正是在儒家人文精神的影响与支援下兴起就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晚清以降中国政治黑暗腐败,无耻政客军阀又利用儒家文化谋取私利,中国寻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就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科学和民主”在五四人物心中就是“启蒙”。当时中国的问题是“内乱外患”,即内部建立不起一个统一合法的政治秩序,外部受西方列强的侵犯欺凌,而不是神权独大压倒一切。就算五四人物最反感的“礼教”,也不过是普遍道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化,是中国古人长期自觉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吃人魔王”。你想一想,如果人无“礼教”,岂不如禽兽一般?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本应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深厚资源,是建立现代中国的土壤与基础,如儒家文化在邻国日本那样。但五四知识分子却把儒家文化看作“封建迷信”、“专制帮凶”、“精神鸦 片”、“奴才哲学”、“落后文化”,必欲彻底铲除之而后快。今天看来,这些全部都是诬陷不实之词,所谓中国历史由黑暗迷信的神权统治更是天大的虚构。五四人物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改变中国的目的),不惜以儒家文化为替罪羊,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启蒙”,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虚构,如果真要说“启蒙”,当西方还处在神权统治下的时候,中国人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启蒙”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中就没有迷信成分,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对人的压抑,但这些并不构成在中国发起“启蒙运动”的理由,因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就是“启蒙”,不过是在“中和之魅”前提下的启蒙,而不是“除魅”的启蒙。 遗憾的是,现代新儒家的核心人物是“五四人物”,深受“五四迷思”影响,把“科学民主”看作“人类共法”,继承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具体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是以“启蒙”为标准来衡量儒学:凡是符合“启蒙”的就肯定,不符合“启蒙”的就反对。比如,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只承认晚周儒学,因为晚周儒学反抗专制,有“启蒙精神”,而后二千多年的儒学传统全是“奴才儒学”。熊十力先生甚至连孟子也反对,说孟子是“孝治派”。熊先生有名的话是“千载无真儒”,在“启蒙”的视角下儒学传统一片空白。又比如,在论及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时,只强调孔子对三代传统的人性化人文化改造,不承认孔子同时继承了三代“神道设教”的精神。至于董仲舒,更是群起而反之,因为董仲舒强调人格意志的“天”,所谓“天人感应”有愚昧迷信之嫌,最不符合“启蒙精神”,故将董仲舒排斥在儒学传统之列。最能表现新儒家受“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莫过于以康德解释儒学,因为康德的所谓“批判哲学”本质上就是“启蒙哲学”。总之,新儒家突显“启蒙精神”并无错,因为儒家传统中本来就具有建立在人文理性上的“启蒙精神”,但新儒家追随“五四”过激的、西化的、世俗化的“启蒙”思潮,在强调儒家“启蒙精神”的时候排斥掉了儒家“魅”的精神,即追求神圣性的超越精神。我们知道,儒家不只是“学”,更是“教”,如果象新儒家那样追随西方世俗化在儒家文化中“除魅”,儒家还能是“教”吗?古今中外,所有的“教”都必须是有“魅”的。 至于说到同是儒家,一个要“复魅”,一个要“除魅”,我想主要是新儒家受到了“五四迷思”的影响,才会去追随世俗化思潮。从新儒家的例子我们看到,“五四迷思”对中国人的影响有多深,连志在弘扬中国文化的新儒家都不能幸免,更何况完全拥抱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了。因此,我们现在的使命是打破“五四迷思”,超越“启蒙精神”,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儒学弘扬儒学。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不同于“五四”了,“启蒙精神”已经一偏发展走到极端,带来了现代世界的世俗化,人类生活中已经没有神圣性了。而具体到中国,由于儒家文化全面崩溃(西方宗教只是式微退缩),世俗化比西方还严重,所有生活中都丧失了神圣性(西方起码在个人心中还能保存神圣性)。因此,在当今中国,文化复兴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复魅”,不仅要复个体生命的“魅”,更要复制度架构的“魅”,要“双魅齐复”,才能解决中国严重的世俗化问题。如果中国的“复魅”能够成功,即能够回复到儒家追求的“中和之魅”,那不仅是中国之福,也是人类世界之福,因为人必须在具有神圣性的生活中才能够安身立命,才能够过一种圣俗合一的健全的生活。
【周】:从新儒家这些大师们的学养看,我想他们绝对不是看不到中国儒家文化中有“魅”的传统,但在具体阐述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又往往不提这个传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蒋】:这一原因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性理解不够的原因,也有时代潮流的原因。近代以来,西学是显学,跟随坚船利炮乃至科学民主席卷全世界。在这一强势文化的压力下,中国人自感文化底气不足,新儒家也不能例外。同时,现代性已经成了全人类的拜物教,科学、民主、人权、启蒙成了不可置疑的绝对标准。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新儒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向人本主义靠拢,要向科学、民主、人权、启蒙靠拢,总之要向现代性靠拢。由于近百年来儒家遭到来自西方启蒙思想的攻击,他们力图证明儒家是进步的,儒学是符合现代性的。他们的主观动机是想在举世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生存空间,一个避难所。他们想证明,西方有的东西我们都有,西方没有的我们可以从儒学中开出,如儒学可以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他们以这种舍己从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符合现代性,但他们没有想到,现代性本质上就是西方性,没有离开西方性的现代性。他们在解释儒家是不是宗教时,也是向蒂里希的现代性解释靠拢,即宗教问题只是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宗教还有历史文化的形式,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文化形式抽象地来理解宗教。他们也没有想到人类在遇到相同的宗教问题时可以有不同文化的不同解决方法。比如说,生命意义的安立问题,是所有人类都遇到的问题,但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解决方法又形成不同的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在解决同一问题时是有可比性的,有些解决得好一点,有些解决得差一点;有些不出问题,有些会出问题。所以,人类历史到现在,没有一种普遍的所谓全人类都必须接受的先进文化。新儒家在儒家文化遭受举世打击的情况下靠拢西方文化为儒家寻找生存空间的良苦用心我们非常理解,并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舍己从人完全拥抱西方现代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儒家文化有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符合西方的价值才有价值。在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化自我,才能真正有底气地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以新儒家的教训为诫。
【周】:牟先生曾说过儒家是“人文教”,我想听听蒋老师的看法。
【蒋】:牟先生反对把儒家说成“上帝教”,因为“上帝教”是基督教的特色,所以说儒家是“人文教”。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儒家文化中也有人格神的传统,同时还有万物有灵的传统,而且是经学中的主要传统,这个传统主要体现在《诗》、《书》、《礼》、《春秋》中,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儒家说成是“人文教”。如果我们硬要把儒家说成是什么“教”的话,儒家应该是“神人教”,即神灵与人文合一之“教”。如果只把儒家说成是“人文教”,显然是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看不到儒家文化中存在着的“魅”。因为儒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复魅”,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儒家是“人文教”的说法。如果“人文教”是儒家的根本特色,那我们还复什么“魅”呢?
【周】:上面蒋老师谈到儒家“复魅”时,都是将儒家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在讨论“复魅”问题时,能不能将儒家同佛教比较呢?
【蒋】:当然能同佛教比较。佛教是人类最独特的一种宗教,在学理的层面上,可以说佛教是一种“无魅”的宗教。佛教认为万物无自性,皆由因缘而生,故主张无我,反对人格神,认为人格神就是有我有自性,按佛教的说法叫“神我”。尽管佛教在民间大众信仰的层面似乎将佛菩萨当作神来崇拜,但其基本学理则是无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从其产生之日就是“无魅”的,所以不存在丧失“魅”而“复魅”的问题。但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对儒家文化构成了挑战,儒家文化回应佛教挑战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则与儒家的“复魅”问题有关。我们知道,由于佛教是“无魅”的,儒家在回应佛教的挑战时主要是动用儒家文化中“无魅”的或“少魅”的资源,即动用《论》、《孟》、《学》、《庸》、《易传》等资源来回应,这些资源相对于《诗》、《书》、《礼》、《春秋》而言,“魅”要少得多。佛教不讲人格神,但讲心性,而《论》、《孟》、《学》、《庸》、《易传》也主要讲心性,所以宋明理学可以用儒家“心性儒学”的传统回应佛教的挑战,宋明理学用“心性儒学”传统回应佛教的挑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宋明理学在回应佛教挑战时也有所蔽,即未能充分继承和发扬儒家肯定人格神与神灵的传统,使儒学过分的心性化、义理化、内在化、人文化,导致儒家“魅”的传统减弱甚至逐渐消失,从宋明儒学称作“理学”和“心学”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问题。而新儒家遥承宋明儒学,也继承了宋明儒学过分心性化、义理化、内在化、人文化的倾向,忽视儒家“魅”的传统,使现代儒学在回应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挑战时无理无气无力。因此,现代儒学在继承宋明儒学与新儒家的同时,必须重新寻回儒学中“魅”的传统,即必须重建两汉的经学传统,恢复儒学的全体大用与全副精神。而儒学中“魅”的传统,就是我所说的“政治儒学”。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说,“复魅”是现代儒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复魅”是否成功是衡量儒家现代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志。作为中国人,我们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周】:今晚听蒋老师讲儒家的宗教性问题很有收获,明白了儒家的现代使命就是追求“中和之魅”的理想。现在时间已过凌晨,园中很冷,蒋老师也很累了,就请蒋老师歇息吧。 (孔元二五五四年仲夏,西元二零零二年六月范必萱根据录音整理于阳明精舍之月窟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