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吸引我的 是好人的尊严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他是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青年，一位业余出身的电影导演。10年来，虽然他高举着独立电影的旗帜，但他的电影，却只是有着文字版本的传说。

　　2006年9月，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神话，再一次在中国电影界上演。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位英雄，第六代导演中的特立独行者，当代艺术电影的领军人物。面对这一切的繁华和热闹，他的回答却是：吸引我的不是黄金的光泽，而是好人的尊严。

　　一位中国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颇有感触。他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说这句话的，就是贾樟柯。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他特立独行，用他的镜头语言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所要承受的代价和命运发生的转变。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认可。他最近的一部电影《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我在不久前采访了他。

　　──杨澜

　　表弟的世界

　　这是一部没有大场面，没有大制作，几乎全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的电影，它为什么可以获得国际电影大奖呢？在今天商业电影充斥市场，娱乐攻势无处不在的时代，这部老实地反映当下普通中国人生活命运的电影究竟是否可以吸引观众呢？

　　杨澜（以下简称“杨”）：这次《三峡好人》你也是让你表弟出演的？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

　　杨：是演一个矿工吧？他本人也是一位矿工吗？

　　贾：是的。我们兄弟俩小时候经常在一起。一般暑假、寒假我都会去我姨妈家住。我上学之后，他变成矿工。后来我们就变得很陌生了。

　　杨：生活完全不同。

　　贾：对，我的世界跟他的世界就完成不同了。但是我特别渴望了解他。他每次见我都是笑，非常沉默，非常敏感。矿区很穷，姑娘不愿意嫁过来，他一直没有娶妻。然后有一次，他突然就从那个矿工帽里头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大概有七八个男孩子和七八个女孩子。就是在那种县城里面的公园里拍的。我一下就明白，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他有他很独特的表达方法，也很羞涩。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电影里是《站台》，他演一个煤矿工人，跟那个矿主签生死合约。那个故事是一个真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我帮他看合约，帮他签。很痛苦，那个过程。

　　《三峡好人》是我真正了解他的过程。我逐渐地开始了解他的生活。后来香港有一个影评人写影评，说他目光如炬，目光里有憧憬，有无辜，有坚定，糅合了非常多的目光。

　　杨：你觉得那是他本来就有的吗？

　　贾：本来就有，因为他是经过大生死的人。他们非职业演员有对生活非常深刻的了解。

　　杨：十年当中你一直在用一些非专业的演员反映生活中经常被所谓的主流电影所忽略的人们，这是一种非常有意识的选择吗？

　　贾：是一种很自觉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人不能脱离开自己的成长。

　　杨：你的团队基本上十年都没有变过，这个我觉得是很少见的，特别是你曾经遇到过这么多的困难。除了理想之外，是什么让你们能够这样有凝聚力地相互守望在一起？

　　贾：最主要一点就是，拍电影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工作。

　　杨：举个例子来说说你们的快乐？

　　贾：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就是选演员和看到他们表演的时候。很多角色我写剧本的时候已经大概知道由谁来演了，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嘛，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演得都非常好。演得好是为什么？因为他相信那个剧本。剧本提供给他的台词，提供给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情节矛盾，他在生活里面有对应。只要导演把握得比较好，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演员，都蛮好的。看那些本地的工人或者是本地的女孩子演戏的时候，我会被他们感动，他们那种真挚的表达特别影响我，让我也开始用特别真挚的语言去对待每一个人。

　　一根烟的自由

　　看了一部电影以后，小镇上的他做了一个决定。

　　杨：从你的成长背景看，怎么也不像跟电影特别有缘的那种人。

　　贾：我本来想考美术学校，然后看完《黄土地》我就决定当导演……那个电影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因为我们老家有一半在晋中平原，一半就是黄土地，吕梁山区，从县城骑自行车骑20分钟就进到那个黄土地里面。所以我一看那个电影，看那个漫天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我就开始流眼泪。一个女孩在黄河里面打水，打一桶黄水，挑着走的时候，那我真是控制不住。这是一种直接的感受。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就跟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我想当导演。我爸说，好啊。就挂了。我下午在画画，这时我爸出现在门口了。他挂了电话马上坐长途汽车来太原看我，他以为我病了。我爸问我，为什么要搞电影？我一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儿子总跟父亲有一种矜持。然后我父亲就开始讽刺我，他说，你看你长这么矮，你怎么演电影啊？

　　杨：喔，他以为你要演电影。

　　贾：我说你搞错了，我不要当演员。他说你是不是想当周里京？那个时候周里京是最红的。我说，爸，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导演。我爸就觉得很茫然，说，那怎么能当导演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可以考电影学院。然后我爸抽了一根烟，一句话不说。我后来写文章，说父亲给了我一根烟的自由。他抽完那根烟，说，反正你岁数不小了，你自己要为你的未来负责。你想试试，你就去试吧。然后我就开始准备。

　　杨：第一年没考上？

　　贾：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还是假装学画，但总是还惦记着考电影学院。周围有很多变化，让我特别有压力，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东西？有一个元旦，天正在下雪，我骑个自行车走，突然想起今天是31号，一年又过去了。你想，对20多岁的一个男孩子来说，这种一年一年过去，自己毫无着落，没有未来的感觉……特别伤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幕：一边骑车一边自己可怜自己，然后开始流眼泪，想：以后该怎么办？那时候非常的茫然，怎么给家里一个交代？怎么给自己一个未来？到了转年春天，这种情绪还一直伴随着我。

　　宁有种乎

　　二十几岁的贾樟柯度过三年苦苦挣扎的岁月，终于有资格成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旁听生。但是，神圣的电影殿堂对于这个从小镇走来的文学青年来说，好像是武林至尊占领的江湖。

　　杨：看到其他同学很多是世家出身，或者起码是在大城市受很好的熏陶出来的孩子，你那时候自卑感强吗？

　　贾：没有。

　　杨：好像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你当时曾经用漆写在暖气片上──“宁有种乎”。是吗？

　　贾：这个是误传。可能有过这样的表白吧，不一定是写在墙上的。

　　杨：什么样的情景让你产生这样的感慨呢？

　　贾：我觉得还是中国电影给我的一种刺激。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星期看两部国产新片。看了两年电影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国产电影跟我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说，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在荧幕上确实没有得到展现，这让人有一种很不公平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去做电影，把我自己看到的、经历过的拍出来。

　　父亲

　　1997年，贾樟柯在自己的家乡山西汾阳拍摄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小武》。制作完成后，报着试试看的心态，《小武》被送到柏林电影节参展，没想到，第一次参展就获得国际大奖，贾樟柯也就此一夜成名。2006年对于贾樟柯来说，是既悲又喜的一年。就在制作电影《三侠好人》的过程中，他的家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这件事几乎使这位导演停止了一切工作，导致《三侠好人》差点没能赶上电影节参展。

　　贾：春天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我整个工作就停下来，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什么事都不想干。我们家庭是一个四口之家，我父亲在我成长过程里面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我自己从拍电影之后，差不多1993年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一直对家里头一点责任义务都没有尽。

　　杨：像刚才你这些内心的想法，你都没有和爸爸交流吗？

　　贾：交流得很少。这个我觉得特别遗憾。从我十来岁到现在，一直我父亲对我特别陌生。我们父子关系很好，但是交流很少。

　　杨：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不沟通的。

　　贾：我父亲多才多艺。他高中在山西出版过他的话剧剧本，后来因为家庭问题，不允许他上学。他在我们那儿高考是文科第一名。

　　杨：哦，所以你还是有基因的。

　　贾：他有很多才华，包括他指挥乐队、排练乐队，排练得很好。我拍《站台》的时候，有一幕就是拍文工团排练，我拍的时候恍惚看到我父亲过去排练时的情况。后来我就决定在电影片头打一个字幕：献给我的父亲。因为我觉得我爸真的不了解我，我让他那么担心我，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让他知道我的精神世界。

　　杨：他看到你写的这句话他有什么感受？他怎么跟你表达？

　　贾：我父亲沉默。他当时一动不动地看完了，中间我进进出出，我不好意思跟他一起看。看完之后，我父亲长叹一声，然后就回他卧房了。

　　杨：你觉得这个长叹是什么意思呢？

　　贾：我觉得他也看到他的生活了，包括他对我的不理解，所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杨：你觉得他最后理解了你在做的事情吗？

　　贾：我觉得他很理解。

　　杨：他为你感到骄傲吗？

　　贾：有一天，我回家，那是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父亲有很多书，我就翻他的书，翻到一个很厚的本子。打开一看，全是剪报，有关我的那些豆腐块啊，照片啊，全那样剪下来贴上了。我觉得我爸一直用一双眼在看着我、鼓励我。所以，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就觉得倒塌了一样，我觉得背后那个力量没有了。

　　一朝成名

　　今天，当聚光灯聚焦在他身上，这个“亚洲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星”俨然戴着幸运儿的光环。但回顾他的成长历程，颇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意思。当《小武》、《站台》等电影在国外多次获奖，当外国影评人评价他是当代中国最富洞察力的记述者时，中国的观众却很少看到这些电影。这种无法走出小众、始终定位边缘的现实一直困扰着他。

　　杨：从《小武》开始，你的片子也在国际上陆续获到奖项，但是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观众的。这样的局面对于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贾：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感受，一开始还沉醉在所谓的成功的快乐里面，但是短暂的快乐过后，就是很深的孤独感，一种空洞的感觉。

　　杨：什么时候这种感受最强烈？

　　贾：最强烈就是从影展坐飞机降落，从机场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回到自己的土地，那个工作反而结束了。工作都在国外。自己变得好像跟这个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感觉是特别痛苦的。

　　杨：听说《世界》这部片子在放映的时候，你还流泪了？

　　贾：那是唯一的一次。是在广州首映式上。《世界》是我第一部能够在国内公演的影片，喜悦感是很强的，但同时也有很多感激、感慨在里面。那天在首映式上看到下面那么多朋友，都是帮过我的人，其实大家没什么交情，偶尔通通电话而已，我就觉得特别感激。就是那种感觉，让我忍不住就哭了。

　　杨：有一个老掉牙的论调，说凡是反映一些生活中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通常会得到海外影评人高度的赞赏，所以说是不是中国有很多独立的电影人在国内没有钱拍这些大片，于是就专门拍一些我们生活中所谓不太好的一面，去拿给国外的影评人得奖？

　　贾：这种评论从80年代就一直有。最近我还看网上有一个年轻的导演说要警惕贾樟，说他在出卖我们的苦难。这种误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艺术史或者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这么多年的文学里面基本上重要的作品都是讲人的苦难。我非常欣赏一句话，我忘了是刘震云还是刘恒，曾经在谈到鲁迅作品的时候说，鲁迅作品中的黑暗点燃了我的黑暗──点亮了我的黑暗。我觉得艺术有这样一种作用。

　　杨：艺术是关于人的困境的。

　　贾：对，当你从艺术里看到一个普遍的困境的时候，最起码人会不孤独，会觉得，我个人的困境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困境。它会帮助人走出这个困境，

　　杨：如果今天有两个亿人民币的投资放在你面前，说，贾樟柯，你给我拍一个大片，一个武侠片。你接不接这活？

　　贾：我可能不会接。因为我自己有别的计划在安排。这个情况出现过，并不是一个假设。我不是说我不要拍大制作的影片，而是说，我不愿意为了拍这样的影片打断我自己自然的一个拍电影的节奏。

　　杨：你不担心机不再来吗？

　　贾：我不担心，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才刚刚开始。

　　──《杨澜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