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接触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并加以保护的知识分子傅大恺

首位接触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

并加以保护的知识分子傅大恺

⊙ 李成忠／文
　　1899年（另一说为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挖开封闭近900年的藏经洞，发现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成为当代全球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引来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疯狂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国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藏经洞文物的关注，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敦煌学”。近百年来，有关藏经洞宝藏发现、保护的论文，都认为敦煌县令汪宗瀚（字栗庵）是最早接触藏经洞文物的知识分子，而首位保护藏经洞文物者，当属甘肃学政叶昌炽。笔者不久前从“洪雅收藏协会”副会长王仿生先生处，见到一幅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长幅《大般涅盘经卷第二十五》经文照片，其跋文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国首位接触藏经洞文物并加以保护的知识分子不是别人，而是家乡先贤傅大恺。
　　傅大恺（字开虞）出生于四川省洪雅县城内关圣街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傅佐、叔傅杰是县内名儒，曾为贵州巡抚曾璧光的老师。他从小同大贞、大亨、大经等兄弟一起接受父辈教育，学有所成，先后得到何绍基、曾璧光等人的举荐步入仕途：大贞为同治乙丑进士，任过兵部主事和团练大臣；大亨为道光辛亥恩科举人，出任贵州遵义知县、平越知州；大经为文生任过知县；大恺是文生，被举荐出任甘肃玉门县令，家眷随他到甘肃生活多年。长子海涛出任过甘肃山丹县令，长孙曲江聪慧好学，通文史、工书画，曾在玉门向俄国人学习俄文，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过四川盐亭县知事，是内江名士、书法家公孙长子的挚友。
　　1899年夏，时任玉门县令的傅大恺，西行敦煌公干，受到敦煌县令的盛情款待，公余游览名胜莫高窟，受到道士王圆箓的热情接待。出生湖北麻城贫苦农家的王圆箓，父母双亡后，只身一人流浪到西北，给人放过羊，种过地，还去肃州巡防营当过兵，后来出家做道士四方云游，最后在敦煌莫高窟下寺立脚，用化缘、摆道场挣来的钱，雇佣附近的民工，清理积沙，修复倒塌的洞窟，建造道观，还在洞窟前栽种白杨树，几年时间，建起了道教场所──太清宫，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洞窟面貌改观，游人香客增多，莫高窟的香火渐渐旺盛起来。为了从官老爷们的口袋里掏更多的“功德善款”，他热衷巴结官府，所以对远道而来的玉门县令傅大恺老爷特别殷勤。
　　当时藏经洞刚挖开不久，没有发现金银珠宝，使王道士大失所望。没有受过一天正规教育，近乎文盲的王道士愚昧无知，不识洞内文物价值，以为是一堆无用废物，随意抛洒。在地瘠民贫的西北地区，纸张奇缺，有人找王道士索要藏经洞的纸张作剪纸、做鞋样的材料时，只要给“功德费”，他有求必应。王道士作法事时，也常用经书纸页画符驱鬼，或烧灰疗疾。对有身份的游客，他会主动送上完好经书或绢画做礼物，以换取“结缘”银两。

王道士陪傅大恺游览了莫高窟可供游客参观的洞窟，也带他去看了新挖开的藏经洞，并从洞中藏品中挑选了一幅《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经卷（以下简称“经卷”）馈赠傅大人。傅将经卷带回玉门后，认定这是一卷唐经，乃千年古物珍品。再仔细察看，字体颇近钟（繇）、王（羲之），虽无题识也绝非出自俗手，于是倍加珍惜。他将敦煌得宝的经过告诉家人，把经卷作为传家宝收藏。从小受孔孟之道熏陶，“非礼勿为”的傅大恺，为官清廉，为人正直，视妄取他人财物为不齿劣行，虽见识了藏经洞宝藏，认定王道士赠送的经卷为稀世瑰宝，却从未动过攫取藏经洞宝藏为己有的邪念。

傅大恺后将经卷交长子海涛保管，海涛又传给长子曲江，经卷上盖的“与曾文诚、田谏议同里”为傅氏收藏闲章。1923年（癸亥年）春，酷爱书画又精通文史的傅曲江，在经卷后面空白处题写了跋文∶“此唐经也。光绪己亥夏日，先祖开虞公宰玉门，因公诣敦煌，得于月耳泉之古洞中。闻同时被外人蠲重资购去者不甚少（鲜的异体字，已不用），盖皆珍为千年古物也。细玩字体颇近钟、王，虽无题识，要非俗手所能云。癸亥仲春，曲江居士题。”并鈐朱印二方：阴文“洪雅傅氏”；阳文“睡仙”。睡仙乃曲江之号。跋文后有“甲戍春日公孙长子拜观”题词、鈐印，跋文前盖有“公孙长子审玩”闲章，说明1934年（甲戍年）春，傅曲江的好友、内江名士、书法家公孙长子曾观赏过经卷。

光阴荏苒，转瞬到了神州大地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1981年，傅氏后人将经历五代，保存82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经卷献给政府文物管理部门，被评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得到妥善保护，1991年《华西都市报》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

回头再说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送走玉门县令傅大恺后，他守着藏经洞里的文物发愁，除了装门加锁防人偷盗外，不知该如何处理。他找过敦煌官府，无奈官员昏庸无能，认为藏经洞里的东西全是废物，不屑一顾。此时如果有人想观看藏经洞，王道士就开门让他观看；想得到洞中的经卷、佛画，只要愿出香火钱，他就满足其要求。他还把一些经卷、佛画送给当地的官员绅士、文人墨客和同道好友，可惜未遇一个识宝人。藏经洞的经卷、佛画，开始在敦煌民间流传，散失、损坏不计其数。

为了请人鉴定藏经洞文物的价值，王道士想到了甘肃兵备道道台廷栋，他在酒泉当兵时，就听说过廷栋是花翎三品官员，擅长诗文，尤工书法，前些年游览莫高窟，还留有怀古诗：“古洞庄严多岁月，鸣沙有韵响雷音。画留北魏传神笔，经译初唐入道心。” 算是个有文化的官儿，于是骑毛驴带了两箱经卷、佛画晓行夜宿，直奔千里外的酒泉（时称肃州），将两箱文物作礼品送给廷栋，得到的答复却是：“古经属废弃不用之物，不必大惊小怪！”王道士垂头丧气回莫高窟，大病一场，从此对藏经洞里的东西“死”了心，更不当回事任意抛洒。

1902年，也就是藏经洞发现后的第四年，敦煌来了新县令汪宗瀚，是湖北省通山县人。王道士听说新县令是湖北老乡，又喜好书画收藏，一度“死”去的心，又开始复活，他从藏经洞中挑选出一包袱经卷、佛画，亲自去县衙拜见汪县令。汪翻阅经卷后，激动得高呼：“稀世珍品！稀世珍品！太珍贵了！”接着亲临莫高窟藏经洞考察，认定洞内藏物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他立即将藏经洞的情况，写信告知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昌炽是苏州人，40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在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后的几个月，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他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的造诣，对考古也很有兴趣，特别潜心于金石碑版之学。当时他正在修订自己的石刻学巨著《语石》，得知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颇为振奋，函请汪宗瀚选送几件样品给他做研究。于是汪宗瀚把从王道士那儿搞来的几件莫高窟存留碑铭拓片，和藏经洞中所藏石碑《洪巩碑》拓本，还有梵叶写本各二件，及一幅有宋代干德六年（968年）题记的水月观音画像等送给叶昌炽。当他看到汪宗瀚送的敦煌遗书和佛画后，惊叹不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11月12日，在《缘督庐日记》中写道：“汪栗庵大令自敦煌拓寄唐李公碑其阴杨么碑……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佐舶者，无厘之异，乃知唐人经卷中同一东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他将研究所得补入《语石》一书中：“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移，豁然开朗，始显开世，中藏碑版经像甚伙。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宁干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二本，梵叶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无异。”他成为中国研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

叶昌炽见关外小县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价值十分高的古经珍藏，十分惊奇，他在惊诧感慨之余，为藏经洞珍宝封存搁置在关外的野山僻地而深深担忧，于是四处奔走呼吁，请求藩台衙门将这些珍贵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管，终因巨额运输费用无着落而作罢。1904年甘肃藩台衙门行文敦煌县衙“石窟密籍就地封存。”县衙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正好给了他创造了看守自盗的条件。

汪宗瀚和叶昌炽，在发现和保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方面所做的贡献永垂史册，但汪宗瀚不是首位接触藏经洞文物的知识分子，他比傅大恺要晚三年。叶昌炽也不是藏经洞文物的首位保护者，他比傅大恺保护藏经洞文物晚了四年。

傅氏后人捐赠国家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五》经卷，既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又是一件研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历史的宝贵证物，经卷跋文为我们提供了解开历史谜团的信息，更加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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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王仿生、鲜继新先生提供资料，得以写成此文，特此致谢。
　　（2006年11月1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