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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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是根据“民族性原则”组建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也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其民族政策存在理论优于实践、早期好于后期的特点，理论上承认民族自治和民族平等，实践上搞“大俄罗斯主义”侵犯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列宁时期奠定的民族政策基础比较好，但自斯大林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大搞同化主义，伤害了民族情感，使少数民族对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政权产生了不满，这些“失误”也是导致其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从沙俄帝国到苏联时期民族政策的转变
　　苏联成立之前，沙皇俄国曾被列宁称之为“各族人民的监狱”，不但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而且还强迫非俄罗斯民族改变宗教信仰，皈依东正教，逐步磨灭其民族特点，迫使其同化为“俄罗斯族”。
　　十月革命后，列宁从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出发，为解决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提出了“联邦制”构想，各共和国以“平等身份”加入联盟，避免了国家分裂的危机，成功地创建了苏联。当时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构成，俄罗斯族占一半以上，语言、宗教、历史、文化更是不尽相同，同时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也很大。为此，列宁确立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两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承认各民族有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苏联的建立避免了“国家分裂”危机，但是并非所有共和国都是“自愿”加人，一些民族追求独立的传统始终没有泯灭，并为以后的民族分裂留下了隐患。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族矛盾被错误地归结为阶级矛盾，歪曲了列宁的民族思想，实际走向了同化主义轨道，强行搞俄罗斯化，片面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行推行俄语，造成了诸多民族矛盾。在国家体制方面，尽管表面上仍是联邦制，实际却高度集权。在肃反运动中对少数民族采取残酷镇压政策，如将车臣等11个少数民族从其居住地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并取消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又如对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实行大清洗、大逮捕、大流放，这些都造成了深刻的民族怨恨。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为了加快民族融和，采取了缓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做法，纠正了斯大林时期一些错误的民族政策，但仍是同化政策。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人民是新的历史性共同体的说法，竟然在1977年成为基本宪法原则。
　　二、苏联民族政策的转变与苏联解体
　　随着戈尔巴乔夫推出的“民主化”、“公开性”改革逐步失去控制，政府对民族问题的反应迟钝且无从下手。一方面，他低估了少数民族对政府民族政策的抵制与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一些失误又加剧了民族矛盾。随着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形势的要求，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迅速崛起，政治诉求高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到民族政策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曾说：“没有充分研究与国家发展现阶段相适应的民族政策，没有对实际社会经济过程中一些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现象做出分析，是民族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欠缺。”
　　苏联与西方各国相比，尽管都曾推行同化主义，但却有很大的区别：苏联较早提出民族平等，曾走在世界前列，但很快又在民族平等的旗帜下转向同化主义，即使上世纪60～70年代，同化主义已经被世界普遍抛弃，苏联仍一意孤行，导致其被历史淘汰。西方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曾比苏联严重，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面对内外压力“被迫”进行调整，反而更早开始意识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三、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由于对内部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认识的偏差，始终没有找到一套适合国情的准则，更没有落实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导致民族政策失误。另一方面，领导人长期漠视民族问题，主观上盲目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矛盾，从而忽视了民族工作。
　　（一）理论与实践脱节
　　列宁时期制定了比较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原则，是各加盟共和国互相尊重的基础，也是联邦制国家统一的基础。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却没有能够坚持。如斯大林时期强制推行俄语，宣布俄语为各民族共同交际语言，就没有真正坚持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民族平等”。这种错误的思想导向，导致在实践中抛弃了列宁奠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基础，直至苏联解体。
　　（二）民族工作法制化建设滞后
　　苏联实际推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和行政命令体制，包括在民族法制建设方面，即便有相关法律法规，也被长官意志所左右。如按照苏联宪法规定，联邦制的15个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有权“自由脱离”前苏联，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但是，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等大权，基本操纵在中央和各部委手中，严重损害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权益。
　　（三）强制推行同化政策的失败教训
　　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苏联实际执行的是同化主义政策，从忽视并剥夺小民族权益，到倡议建立“苏联人”，都是主观推行同化的结果。因此，当民族矛盾出现时，苏联出于各种“敏感”因素的考虑，一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始终处于掩盖与被动应付的状态，致使民族问题越积越多。直到波罗的海三国和其它地区发生大规模民族纠纷和民族动乱以后，才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苏共纲领。尤其是在“民主化”的推动下，民族问题很快就凸显出来，使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这也是加速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