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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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斯拉夫位于欧洲的火 药桶──巴尔干半岛之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基础并不牢固。铁托执政初期，试图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整合国内不同民族，却加剧了民族矛盾。铁托改革时期，积极探索民族地方自治，导致权力过于分散。铁托去世后，由于缺乏必要的集中，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国家治理出现困难，在国际环境压力下，最终走向了解体。
　　一、南斯拉夫民族关系基础脆弱
　　一战后，为了抗衡社会主义苏联，本来准备独立的各共和国在巴黎和会上被拼凑成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各民族交错散居，但在一定范围内又呈现高度聚集的状态，比如阿尔巴尼亚族主要居住在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地区，匈牙利族与罗马尼亚族则主要聚居于伏依伏丁那地区，波黑地区又聚居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因此各民族的隔阂与分化严重。二战中，南斯拉夫被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吞并，侵略者采用“以南治南”的方式扶植了“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权，对塞族和犹太人等采取了残忍的屠杀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二战后初期，南斯拉夫主要学习苏联的民族政策，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减弱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可以实现民族最终消亡，因此超越各民族建立了南斯拉夫族，实际上是希望以民族同化政策来整合国家。
　　二、铁托时期积极探索民族政策改革
　　20世纪60年代，伴随前南斯拉夫脱离前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铁托主导了新一轮改革，民族政策也出现调整。总体来说是从威权控制走向高度社会主义自治时代，重视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自治权利。
　　（一）划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
　　塞尔维亚人是当时南斯拉夫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0%。铁托为了防止大民族主义，便将塞尔维亚划分为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分出两个自治省，即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1971年宪法规定，以各联邦的共和国为母国的民族为主体民族，包括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母国在联邦之外的民族为非主体民族，包括阿尔巴尼亚族、匈牙利族、土耳其族、罗马尼亚族。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族，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通过以上措施，削弱了塞尔维亚族的主体地位，使各共和国力量比较均衡，但也为以后的民族矛盾埋下了隐患。
　　（二）削弱中央权威，落实地方自治权
　　南斯拉夫根据主体民族绝对平等原则，采取机会平等和轮流坐庄的方式，即所有党、国家、政府、群众团体的主席均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轮流担任，各共和国与自治省不论大小，都派出同样名额的代表参与联邦政府，且都能行使否决权，使得主体民族建立共和国后拥有高度自治权，并赋予了各共和国某种意义上的“国家身份”。同时，南斯拉夫通过新宪法大幅度提高了自治省地位，使其享有同共和国类似的权利，规定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三）忽视非主体民族权利，导致民族矛盾
　　非主体民族的自治权没有得到落实，尤其是科索沃自治区内阿尔巴尼亚族，他们尽管在人数上占主导地位，却由于塞族人才是主体民族，导致阿尔巴尼亚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四）力求“区域协调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南斯拉夫通过中央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社会再分配，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这种长期不计成本地强迫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无偿经济援助，一方面让斯洛文尼亚等发达地区背了包袱，增强对联邦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没能激发科索沃等发展滞后地区的自身活力，对联邦的依赖性不断提高，“等、靠、要”思想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总体上反而伤害了民族关系。
　　三、极端民族主义导致国家解体
　　铁托去世后，民族自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其个人威望维系的，现在这一权威不在了，就引发了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以致出现各民族轮流坐庄的极端“平等”模式，国家统一面临威胁。米洛舍维奇大搞“大塞尔维亚主义”，对各民族自治地方采取了强硬态度，如压制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族的不满，以反官僚主义为理由逐渐取消了黑山、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选举地方领导人的权利等。同时，修改宪法削减自治省的权利，造成了其他共和国的恐慌。最终，塞尔维亚族权力不断扩张，引发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抗议，造成南共联盟分裂。极端民族主义最终酿成科索沃战争，加速推进了国家解体。
　　四、南斯拉夫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忽视民族问题、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虚无主义，到正视民族问题的民族地方自治，后来又发展到废除民族自治，却也无法挽回国家解体的曲折路程。
　　（一）过分强调形式上的民族平等
　　南斯拉夫试图通过各民族“轮流坐庄、协商一致、一票否决”的方式实现民族平等，从而增强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但从政策的实际运行看，这种所谓的“平等政策”反而导致各民族都以本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削弱了中央权威。在经济发展层面，一味推行国家协调发展战略，欠发达地区对援助资金缺少监管，并导致滥用以及自力更生能力减弱。而发达地区长期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援助，却没有任何合理的收益，既有经济负担，也有心理不满，这也是发达地区率先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地方自治的法制化建设滞后
　　南斯拉夫各地方的自治权缺乏相应法规制约。如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族占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却不是自治主体民族，而主体民族阿尔巴尼亚族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其自治权也得不到落实，便造成该地区的自治权成了空中楼阁。同时，民族政策随意性较大，触及统治者利益时，民族平等原则便被抛在脑后，如1989年取消了自治省的“自治权”，不但削弱了国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而且也减弱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