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七杀碑”

⊙作者：陈稻心／文

http://www.phoer.net & I: J& E. e/ x1 r" s0 k# n: }6 N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曾在锦江之滨的王化桥上街居住，和对岸的白塔，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时，白塔已残破不堪。抗战结束那年的11月23日—场大火，白塔古迹也被焚毁。听长辈说，当年张献忠割据成都时，曾下令拆毁白塔改修点将台，拆到一半，就发现一古碑，上刻“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这通谶语式的碑文，竞把张献忠镇住了，只好下令停止拆塔。原来白塔又名“回澜塔”，确系明朝万历时四川布政使司余一龙所建；而“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则指的是张献忠的最后结局：被督师川北的肃亲王豪格的裨将雅布兰射杀于西充凤凰山。这则“塔拆碑现”的荒诞故事，显然是张献忠死后，有人为了宣扬因果报应，伪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刻意编造出来的。按，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亦即蜀汉后主刘禅降魏之年，距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已二十九年了。稍具科学、文史知识的人，当然不会受其愚弄。而“七杀碑”就不同了，从清末到现在，近百年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http://www.phoer.net ( C2 {# U7 a: i　　我听说“七杀碑”，是1939年疏散回广汉老家之前，说张献忠剿四川时，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还在各地广立“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的“七杀碑”。此碑还摆在少城公园展览。出于好奇，有一天我约一同学同去参观。确有一块高不过四尺宽不到三尺的灰红色石碑，陈放在陈列舘外动物园的一间展房里，标牌上写《张献忠七杀碑》，而石碑本身则风化严重，坑坑洼洼，一个字都看不见。从此，在我心中“七杀碑”成了解不开的疑团。
　　四十多年后我回广汉，在房湖公园文庙前见一碑亭，亭中矗立张献忠“圣谕”大碑一通，此碑除了没有“杀”字外，前两行竞和传说中的“七杀碑”大同小异。但它仍不足以消除我对“七杀碑”的种种疑问。而真正弄清所谓“七杀碑”的来龙去脉，还是在1986年我参加写史修志、接触大量文献资料之后。

　　历史文献中有关“七杀碑”的纪载，首见于清同治十二年续修《成都县志》卷十二“纪余”，文曰：“治署东偏草莱瓦砾中，有一石碑，相传即献贼自制圣谕，命严锡命注释者，连写杀字七”；清宣统二年傅崇矩编印的《成都通览》有两处提到该碑。—、《成都之古迹》记：“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张献忠书。”二、《成都之妖怪谈》记：“成都县之张献忠书七杀碑不可摹”，又给此碑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清末曾任华阳知县的周询在《蜀海丛谈》（1948年重庆大公报馆印行，1985年巴蜀书社重印）一书中，更为以上说法提供了“佐证”，他在《凤威愍公》一节中写道：“公名凤全，字弗堂，满州人，隶驻防荆州…，以知县仕川，两权成都县事…，张献忠七杀碑旧在县署，禁人移动。以动者辄有祸。故嵌碑于二堂右侧墙根，外围以石栏，使人可望不可即也。公忽思移置僻处。署中人争相谏阻，卒不听。竞掘移之。时公长公子完婚有期矣，成礼前数日，忽暴病死。距移碑未一月，人以此咎公，公仍不信。曰：‘偶然耳。凶残之余石，岂果能祸福人耶？’”光绪三十一年，凤全曾任省城警察总局会办（副局长），后调任驻藏帮办大臣，在巴塘时，因处事躁急傲慢，被忌恨他的土司头人杀害。此事又为持“不可摹”论者增添了筹码。之后，我又从台湾四川同乡会出版的《四川文献》中，读到原川军将领孙震（德操）分节发表的回忆录《十年磨剑》，在“七杀碑”一节里，作者说，清末他在成都县中学堂上学时，由于好奇心驱使，一天傍晚，曾和几位同窗好友偷偷前往县署放置“七杀碑”的荒草丛中查看，并借助灯火抄录了碑文，云云。孙将军的这节回忆，我未复印，印象中，该碑文不下百字，体例、口气倒很像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兼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宣布戒严时，以布告形式发布的“十杀令”；而且又无他物印证，这是我对孙说不予采信的原因之一。（四川省图书馆藏有《四川文献》复印件）
　　《四川文献》辑录的文献资料确实非常丰富。大约在1987年春，竞又有了重要收获，找到了1937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在上海《逸经》杂志33期上发表的《四川张献忠碑记》。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记述了广汉房湖公园张献忠圣谕碑的发现经过，而且还拿出有理有据的“钢鞭”材料,证明少城公园“七杀碑”之不实。从而使埋在我心中几十年的疑团得解。

　　林文说：“1934年广汉基督教福音堂牧师英人董笃宜，偶于城郊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一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视，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设法运至公园保存。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字共三行，首行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口’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末行字体略小，为‘口口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按张献忠以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陷成都，冬十月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故碑上有”圣谕“二字及”大顺“年号。又献贼以顺治三年（1646年）伏诛于西充凤凰山，大顺二年二月即顺治二年二月，彼时立碑自是可能。证以彭遵泗《蜀碧》记载，此为献忠之碑，必无可疑之处。惟彭着以碑文次字为‘以’，此则为‘有’，其差异仅此，当然以碑刻为准。”
　　这通碑刻的背靣，有竖刻的“万人坟”三个大字和明末与张献忠作战的明参将杨展的题辞。我查过广汉旧志，清干隆十一年重修《汉州志》记有：“万人坟：平冦将军杨展奉命讨逆，献贼败，展悯白骨暴露，爰收葬于治西，立碑志之”。嘉庆十七年续志还录有杨展题辞全文（略）。我想，如果没有“万人坟”碑文刻在背靣，张献忠这通“圣谕碑”，在那“谈张色变”的年月，恐怕很难逃脱被砸毁的命运。

　　对所谓的“七杀碑”，林先生说：“于此，吾人于世所传之‘七杀碑’，实不能不有疑义。夫献忠虽嗜杀人，然未入蜀之前，尚不大杀戳；入蜀之始，杀人树威，乃必然之举；及后蜀民纷起杀伪守牧判令等官，遂激怒，必欲尽屠其民，以图报复；其屠成（都）、龙（安）二属州邑，乃顺治二年七月时事，立碑在其年二月，以情理论，岂有已欲杀人而先期立碑其处告之以‘杀杀杀’者耶？今以《蜀碧》”所记及广汉发现石碑观之，所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语颇有勉人为善之义。命严锡命作注释发明，并刻诸石上，实欲众人周知其旨，盖易为“杀杀杀…”诸字，则义己大明，等于标语，何庸注解？然则，所谓之‘七杀碑’者，其有无确可成为问题。意者献忠当时因屠杀过多，于人之印象太深，后人但记其‘六言谕’之前二句，遂附会其辞而为‘七杀碑’；且前二句本为六言，今已变为七言，犹可见口传变迁之迹，非于此‘六言谕’之外另有‘七杀碑’也。“作为考古学家的林名均先生，上述分析当然十分精辟，而更具权威性的旁证材料，则是华西大学教授刘黎仙应林名均之请审读林文后写给林名均的回信。摘要如下：
http://www.phoer.net " n1 v/ R7 S/ w0 j# Y. `: N( r- j　　”名均仁弟左右：…蜀中并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之‘圣谕碑’误传耳。吴梅村先生《绥冦纪略》内载：献贼自为一文，历评古帝王以楚霸王为最，谓之御制万言策，颁布学宫，自为圣谕六言，刻诸石，严锡命（张献忠的右丞相，绵州降官为‘七杀碑）作注解发明之，谕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文与《蜀碧》同。兄幼时曾到成都县署，见有碑一通，以土拥之，外围以栅，相传为’七杀碑‘，迷信人言，偶有开视者，即不利于县官，故人多不敢观。民国元年（1912年）废成都县，归并于成都府，民国三年又恢复成都县，废成都府，彼时但怒刚（懋辛）做府知事，以成都县署办团练讲习所，唐仲寅君为所长，与兄旧交，一日兄往成都县署看’七杀碑‘，唐君云：’因全体学生破除迷信，打成粉碎抛弃矣。‘兄深惜之。彼时兄尚不知其文，后读《绥冦纪略》与《蜀碧》始知之。少城公园教育舘所陈列之碑，杨森将军做督军时，索’七杀碑‘，成都县知事林宝慈，即将一破毁之’德政碑‘冒牌送去。又，张贼之’圣谕碑‘不止成都一处，汉州所发现者，仅其一也。“

　　林先生文中提到的邓穆卿先生，和我是广汉同乡，上世纪80年代末，曾两次登上高楼，光临舍下为家母诊病。邓先生1935年起即在我堂叔陈斯孝主持的《新新新闻》报舘任记者、编辑，1944年陈离任成都帀长时，又兼任成都市民众教育舘舘长兼少城公园管理员（园长）。是一位资格的“老成都”。那时我受任修志不久，为请教一些问题，和他有些接触。我把复印的林名均文章送他一份，他还请楚地记得当年董牧师找他看张献忠《圣谕碑》的事，他说，董笃宜牧师是加拿大人，不是英国人，他对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也做过贡献，对于少城公园那块无字碑，邓先生说：“民国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本飞机108架对成都狂轰滥炸，仅在少城公园就投下炸弹二十多枚，民教舘被夷为平地，可是那通冒牌‘七杀碑’却幸存下来。舘长周树人把他连同宋代干道年间碑等一并移在原动物园（现盆景园）空房舍里搁置，一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1950年春，成都军管会派员接管公园和民教舘，我在办移交时，将舘内所有器物连同此碑逐一造册，移交给接管的军事代表张追光点收。后该舘又把这些古物移交给川西博物舘（现四川省博物舘）了。”
　　那晓得没过多久，竞有人又拿这块假冒的碑碣说事儿。—篇署名李受天、题为《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的文章，在《成都晚报》“老成都”专刊第21期上登出来了。作者说他早在少城公园被炸前见过七杀碑，“碑靣好像涂过墨，…碑文竖写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说得如此活灵活现，不知底细者不信才怪。文章结尾说，民教舘遭轰炸后七杀碑下落我不得而知。
http://www.phoer.net 4 h+ k8 l/ z6 a* J% K- X　　此文登出几天后我又见到穆卿先生，半开玩笑地说：“人家在追问‘七杀碑’的下落，广汉、成都两块碑，都和您有点关系，现在轮到您发言了！”不久，邓先生的文章《张献忠‘七杀碑’的下落与‘圣谕碑’》即见诸报端。他在详述两碑的来龙去脉之后，写了—段可让“假打”者脸上发烧的文字：“若干年来，对这通漫漶得看不见一个字的碑，却偏偏有人或以耳代目，或熟视不审，对它，竞写出堂哉皇哉的大着或一唱三叹的诗篇。为了历史的真实，这里不得不作上靣的记叙。”邓文发表后，未见被批评者回应。

　　明末清初数十年间，四川战乱频仍，人口锐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那时进出四川的，既有李自成、张献忠、摇黄十三家等从陕西方靣过来的“农民起义军”，又有明、清官兵、南明武装和叛清称帝的吴三桂所部。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成都建大西国、称大西王的张献忠，对成都地区的祸害尤为惨烈。清康熙八年新繁著名学者费密，作为张献忠及其余部暴行的亲历者，在其撰写的《荒书》中写道：“其屠，川西为甚，川北次之，东南所过者屠，而他未尽屠也。”多年来，在“以论带史”指导思想强力推动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史学着作，对历代农民战争总是大唱颂歌。说农民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要说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未必符合实际。那段时间，四川人民饱罹兵火、饥荒、瘟疫、虎豹之害。不仅民间人吃人，而且军中也以人为食。顺治四年（1647年）嘉定米价每斗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临时省会保宁府（阆中）靠吃清廷运往陕西的粮食，故粮价稍低，但每斗亦需银十余两。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川人口尚有三百一十多万，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祗剩下八万零一百多人，仅为明万历六年的百分之六点一。“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人类既尽，孑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第三次进成都时，“绝人迹已多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民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城中豺虎熊豹，时猎得之。”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四川省会才由保宁迁回破败不堪的成都。有的史家对反映那段历史的《蜀碧》、《蜀难叙略》、《蜀龟鉴》、《滟滪囊》、《蜀警录》、《荒书》中，凡涉及张献忠恶行的记述，概不采用，并斥之为“御用文人”或反动地主阶级对农民革命的诬蔑。有人甚至搬出“六言圣谕”为张献忠嗜杀辩解。对此，我祗有一句话：古今中外，好话说尽，恶事做绝的人，难道还少了吗？！

　　2007年9月4日

大作学习了，很有见树。极有知识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