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联系证据初探

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联系证据初探

──中华文明与上古世界简史讨论研究

常炳功 张肖吴

常炳功：上古世界简史，我想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古蜀文明，一部分是搜集整理的苏美尔和圣经文化，交流之后两个再相互补充。这其中的许多传说，尽量还原成是事实。其中，易经，黄帝内经，山海经和圣经的文化内涵，可以慢慢整理成为一个整体，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东西方的文化尽管不同，可能在上古时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尽量把世界上古时期，还原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文化整体。最近我在思考中国的哲学源头，发现元气阴阳八卦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为什么一开始，就这么高大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具有实际应用的黄帝内经。其实，西方的圣经也有一开始就非常高大上的感觉，希望探索能挖掘到西方文化的核心内核，再与中国文化做比较。

张肖吴：中华文明与上古世界简史讨论研究，可以吸收现代物理中“混沌系统物理学”的方法方向──即便是一个简单的确定性动力学系统的解，也能产生极度不规则的混沌行为。而在确定性系统中的混沌行为被发现时，科学家们曾甚至对此不屑一顾。其实小耗散系统中的混沌相关非线性系统，不稳定性系统中吸引子的刻画、预测和建模，例如，某些吸引子在几何上是规整的，但当系统的动力学中出现混沌运动时，吸引子可变成具有分形维度的点集的被称为奇异吸引子。

动力学系统状态空间中被吸引到同一个吸引子上的初始条件的集合称为吸引盆。耗散微分方程组可能有许多个吸引盆。天府学为三星堆开路打造上古世界简史，是人类社会学中类比“混沌系统物理学”，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混沌和非线性吸引子、吸引盆通信建模的尝试：拟设“贡嘎山雪人（贡嘎山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已进化到现代人种。此期的分子人类文明起源杂交迁徙图，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巴蜀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可解答中国“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可纠正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远古巴蜀智人的后代，不但可以在20万年前走出非洲，回到东亚故土，重建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而且还可以早在200万年前，就走进非洲，加入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的建设和杂交。所以《华夏上古神系》书中虽说人种基因、语言基因、神话基因等三大原创，都起源于非洲，但反过来也能证明与第二个孵抱期有关。原因是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但因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和耐氧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

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是其原因的所在。

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溃坝，到最终干涸。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

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溃坝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的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但因今天联合国多元一体、多体一元其功能的松散，是比不过那时的紧密──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造就，如今的联合国是战争对抗平衡的结果。

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因此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赤道地区，一是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

常炳功：是的。自从玻尔的互补原理解释量子力学之后，其实，已经偏向东方哲学了。我自己的感觉，只有中国的哲学才能破解当今的物理之困境。我们可以看看能走到什么程度，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缺乏直接的联系证据。

其次，我感觉山海经有些故事，需要展开，假如真的覆盖美洲和两河流域，就太好了。弄不好，山海经就是上古世界史的框架。今天看圣经，感觉与中国人真的不一样，原罪这个概念，直接把人贬低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从而提升上帝的地位。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的自然观，西方文化比较缺乏。等到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体会不深，但是，在西方，可能会很深刻。因为之前把上帝的位置提高的太高了，最后就是尼采的相反结论。中国没有把道提升很高，也不需要说，道死了。西方文化爱走极端，而且走破了才行。

中国是倾向于执两用中，不走破，寻求一种平衡。当然，中国文化也有走极端的时候，比如中国的裹脚等等。但是总体是整体性强。圣经比苏美尔文明要晚一些，但是，资料丰富。苏美尔文明横空出世，其中的文化内涵不是很清楚，但是，苏美尔王表又感觉是对的，真的是很神奇。苏美尔的地理环境我们不熟悉，但是，在四川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过去的人有长寿的传说。气场强大，寿命长，应该没有问题，也相信，山海经和圣经的描述，就是寿命接近千年，但是，苏美尔人的几万年，真的难以想象。苏美尔王表大概有24万年，平均一代三万年，要知道，我们现在明明白白的历史，才不到一万年。所有这些，都需要整理研究讨论，最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结论。

例如，我开始研究圣经，感觉有点像黄帝内经，但是，这不是针对生命的，而是针对人生的。我最近具体计算了苏美尔王表，感觉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比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的解释更好。

张肖吴：其实中国古籍中的有些远古王表，一个人也是活几万年、几十万的。如《竹书纪年》、《尧年王表》。甚至今天的科学家、西南石油大学的常健民教授，他2015年出版的新书《地球翻转》中，古文明分期年表，他也坚持他的用几万年、几十万的想法。远古的“神话政治”，也许与今天有些国家歌颂领袖活“万万岁”是统一的，不去管。但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人类自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这就是“天下莫非王土” 这种现象的由来。这个“王”，就是“远古联合国”或称“远古联合国的王法”。

远古联合国各国之间经济的交流，如今天大多数地方的国际旅游规则那样，用一种没有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这何来的侵略？把近邻的国家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有何意义？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代表的我国学术界，倾向于认为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当然还有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为信史的认识。

但陈宁先生说国外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如“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反之认为司马迁所论的商朝是信史，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司马迁《史记》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也能视为信史吗？又说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关于对夏朝版图的争论，目前也还有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湖北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大溪时代和盘龙城等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夏朝的都城曾就在盘龙城。联系郭静云的江汉平原和徐旭生先生的豫西偃师二里头“夏墟”两处遗址的调查，就认定是中华民族知道那种远古联合国版图吗？反之按陈宁先生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能得到国外史学界的公认，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商朝开始的；甚至黄河流域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都还有疑问，因为那是西方最容易进入的地方吗。

不知我国那些称是唯物史观的专家如何想？但我国科学殿堂外的“本地性科学”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近一百年的反驳抗争了。陈宁先生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不应一味断定为伪造，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吗？由于《今本竹书纪年》能反证四川盐亭县发掘的“盘古王表”石龟碑的可靠性，不得不在这里说一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公元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史称“汲冢书”。《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史记》记载大异﹐比较接近甲骨文记载史实，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因为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小篆”）记载，所以是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这次《竹书纪年》最先整理就有选择，例如，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其次，《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经五代战乱散佚，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即《竹书纪年》早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就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所以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纪年》有注。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但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而《古本竹书纪年》只是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的成果；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

即《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在到新中国解放后的1981年，方诗铭综合清代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可见历史文献，既有司马迁《史记》类似普遍性、正统性的记载，也有《竹书纪年》类似本地性、散佚性的记载。而《竹书》为什么至今不能成正统性，以及成亡佚绝非偶然。晋代汲郡，是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直到现在，《竹书》问题依然乱局，正如解放后国宝“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发现后，也存在乱局一样。“资阳人”偶出于修建成渝铁路，《竹书》偶出于历史上的盗墓行为，它们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科学文化发现。如后者，秦始皇焚书，产生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被毁的灭绝性后果；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可以说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因为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正如“资阳人”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体系，冲破了“北京人”的旧石器新石器母系父系文明体系一样。

汉代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就说：“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所以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科学，也相信和希望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科学，不断有新发现。历史科学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以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因为像《竹书纪年》出土的这种编年通史的材料，既然有一，也会有二。因为《竹书纪年》原简本、残简，记载有盘古、黄帝以来的史事，整理官和峤也认为可选择起自黄帝，但他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纳，只作为附编收录一些。而“天垣盘古王表”说明有类似的材料，记载追溯中国文明到盘古法天法地时代，可见中华民族不止有五千年而是有近万年文明史。

远古联合国各国之间经济的交流，如今天大多数地方的国际旅游规则那样，用一种没有贸易保护的平等往来，这何来的侵略？把近邻的国家的大片土地，纳入自己的国土范围，有何意义？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代表的我国学术界，倾向于认为1959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当然还有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为信史的认识。

但陈宁先生说国外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如“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反之认为司马迁所论的商朝是信史，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司马迁《史记》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也能视为信史吗？又说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关于对夏朝版图的争论，目前也还有郭静云教授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湖北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大溪时代和盘龙城等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夏朝的都城曾就在盘龙城。联系郭静云的江汉平原和徐旭生先生的豫西偃师二里头“夏墟”两处遗址的调查，就认定是中华民族知道那种远古联合国版图吗？反之按陈宁先生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能得到国外史学界的公认，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商朝开始的；甚至黄河流域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都还有疑问，因为那是西方最容易进入的地方吗。

不知我国那些称是唯物史观的专家如何想？但我国科学殿堂外的“本地性科学”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近一百年的反驳抗争了。陈宁先生不是说《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不应一味断定为伪造，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吗？由于《今本竹书纪年》能反证四川盐亭县发掘的“盘古王表”石龟碑的可靠性，不得不在这里说一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公元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史称“汲冢书”。《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史记》记载大异﹐比较接近甲骨文记载史实，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因为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小篆”）记载，所以是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这次《竹书纪年》最先整理就有选择，例如，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其次，《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这套晋朝时整理好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经五代战乱散佚，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即《竹书纪年》早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就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所以明代嘉靖以后，出现二卷本的所谓《竹书纪年》，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纪年》有注。由于来路不明以及体例与历来所引《竹书纪年》有所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历来被斥为元明时人之伪作。但也有学者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例如美国学者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和清代学者辑录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体例文字等方面有诸多差异，是因为两者分别为西晋时代两次竹简整理工作的产物。而《古本竹书纪年》只是清代学者朱右，曾蒐辑西晋以来诸多书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书纪年》文字的成果；这个“古本”称谓是相对于“今本”而言，其引书皆断自北宋，靖康之后，则弃而不取。

即《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在到新中国解放后的1981年，方诗铭综合清代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可见历史文献，既有司马迁《史记》类似普遍性、正统性的记载，也有《竹书纪年》类似本地性、散佚性的记载。而《竹书》为什么至今不能成正统性，以及成亡佚绝非偶然。晋代汲郡，是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直到现在，《竹书》问题依然乱局，正如解放后国宝“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发现后，也存在乱局一样。“资阳人”偶出于修建成渝铁路，《竹书》偶出于历史上的盗墓行为，它们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科学文化发现。如后者，秦始皇焚书，产生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被毁的灭绝性后果；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可以说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因为原来《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竹书纪年》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正如“资阳人”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体系，冲破了“北京人”的旧石器新石器母系父系文明体系一样。

汉代儒学成为国学，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就说：“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所以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科学，也相信和希望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科学，不断有新发现。历史科学竹书、帛书不断问世，象银雀山、睡虎地等，史学家以开放的心态，一定可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因为像《竹书纪年》出土的这种编年通史的材料，既然有一，也会有二。因为《竹书纪年》原简本、残简，记载有盘古、黄帝以来的史事，整理官和峤也认为可选择起自黄帝，但他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纳，只作为附编收录一些。而“天垣盘古王表”说明有类似的材料，记载追溯中国文明到盘古法天法地时代，可见中华民族不止有五千年而是有近万年文明史。

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1936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一书，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可作旁证。有人会说“尧年王表”带有神话，但国际上承认的《苏美尔王表》，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特别是研究苏美尔人政治史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对理解古代两河流域各民族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提人、阿摩利人关于王权起源、王位继承有裨益。但 《苏美尔王表》材料记载苏美尔人的历史开端是“王权自天而降”，也带有神话性质，是事实与幻想的混合体。并且神话类似“突出政治”是上古时代政权的要求，问题是，不管《苏美尔王表》还是《盘古王表》，是否创建有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陈宁先生说是证明“文明”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发生，或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文明作标志才算数。

《盘古王表》作为一个本土性和地域性的材料，是靠私塾性的教育一代传说一代，它可以和今天有人收集全国性公知的考古遗存综合整理的类似《三皇五帝王表》比拼，也正需要陈宁先生说的文明标志验证。问题是陈宁先生说类似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等文明标志，在远古联合国人类上古时代和类似《竹书纪年》说夏、商、周三代有很大的不同。四川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何拔儒（1862-1955，四川盐亭人），开启盐亭本土文史研究的先河，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70多年中，他坚持相信《盘古王表》和探讨盘古文明大爆炸类似的“远古联合国及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地理形成”的话题，当然不是仅靠本地民间传说，他虽然留学过日本，但也并不懂得今天金力院士和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的基因实验探索，也没有邓涛等的原始西藏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的发现。

他强调使用的“硬证据”主要是私塾性教育传说的在“熟”上。即有对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类似文明标志存在的文字材料、城市建筑、青铜器等实物的了解熟悉。他说有人不相信盘古这个历史人物，认为是传说，这很正常。如果他不去了解就相信，反而说明他（她）不正常。所以何拔儒一生对来自很多的反对意见很谈定。他说，人们不接受或没有接受的学术氛围，是和社会人们的生存状况相一致的，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而要作造福民族和国家“利器”的人，是不在于不了解熟悉的人的相信，而在于自己是否能按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方法揭示它。中医中药不在于人们不相信，而是高明的中医生治好的病，不容易从分子机制揭示其原理来重复运用。

常炳功：我在国外工作、生活，接触的是国外的古文化──如圣经就是人生的圣经是生活的指南，人生就像在黑夜中的海上航行，需要导航。而圣经就是导航仪，圣经有四十多位记录者，上至尊贵的君王和首相，下至亡国的俘虏和监狱中被囚的人，又有专业者如医生、律师、诗人、学者、士官、税吏，以及普通平民百姓如渔夫、农人、牧人、工人等，这些人地位不同，环境也各异，其记录完成于皇宫、监狱、荒岛、旷野及普通民居。

圣经是写作的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书，从旧约圣经开始的公元前1440年到新约圣经集成的公元397年，时间跨度约1600年，而其前后一致，互为表里，可谓天衣无缝。从时空阶梯理论的角度看，上帝就是道时空，是形而上时空中的最高时空。这个最高时空，不仅让整个宇宙运转得井然有序，而且把人的命运也管理得有条不紊。形而上时空总共四个时空，气时空，神时空，虚时空和道时空。

时空、范围、类比导航：气时空、类地行星、城市地图；神时空、 类木行星、国家地图；虚时空、银河系、洲际导航；道时空（上帝）、 整个宇宙、全球导航系统。圣经在长达1600年的时间内，通过特殊人才的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直觉，把道时空给予人的启悟写了下来，并流传下去，其实，就是道时空（上帝）对人生的导航意义。

人生导航系统的精确度和实用性：圣经是世界上预言最多的一部书。全本圣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预言。经统计，旧约预言约1239个，新约578个，共1817个预言。涉及到预言的经文达8352句之多。圣经预言大部分已完全兑现，而涉及末世的许多预言，因时候未到，尚未应验。圣经是人类历史上跨越读者群最大的一部书，从学龄前儿童到百岁老人都在奉读；从赤贫如洗到富可敌国都在查阅；无论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还是总统、工程师、商人、家庭主妇、学生、军人，都在诵读圣经。

既然是实用导航系统，必然受到一些责难：圣经是受责难和质疑最多的一部书。圣经上是世界上受最多层次研究的一本书，从来没有一部书，被世界上如此众多的，不同领域的学者所探索研究过。同时，圣经也是世界上最多争议的一部书，它得到世界上最多人的赞美，也受到最多人的攻击。圣经的每一句每个章节都被人背诵于心，奉为经典。每一个词都被无数人研究，斟酌，思量，攻击，毁谤，赞美。

既然圣经是人生的导航系统，毕竟形成的年代久远，可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了：圣经的神奇之处和其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千锤百炼，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有待进一步补充和整理。日媒称中国北斗系统规模全球最大。北斗、GPS、欧洲的伽利略以及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并称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

《日本经济新闻》统计了美国卫星接收器企业Trimble公司的卫星轨道数据，发现中国北斗卫星快速成长的态势十分明显。仅2018年就发射了18颗卫星，目前共有35颗北斗卫星投入使用，超过了GPS的31颗。此外，俄罗斯为24颗，欧盟为22颗。提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人们经常首先想起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

据参考消息援引《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19年8月20日报道，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领导者，但现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规模上已经超过美国的GPS。相比美国GPS应用较早，中国在该领域直到近些年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在2000年才发射了第一颗定位卫星，可谓进展神速。同样，中国的儒道互补系统是类似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人生的导航系统。总之，宗教就是人生的导航系统，假如不很先进了，就可能被更先进的替换。假如仍有指导意义，就有存在的必要性。

张肖吴：我们是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没有在国外生活，不参加宗教活动也不研究宗教，从小不读《圣经》，也不信仰《圣经》，最多听到一点《圣经》故事也一笑了之，从不当作什么“人生的生活的指南”。而我们今天介入“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直接联系证据初探”，是事出有因。当然这跟我们亲身的生活有关。

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出生在四川盐亭榉溪河畔天垣场的农家孩子。早在1925年在发掘出“盘古王表”石龟碑的榉溪盘垭山口，修建纪念盘古的天垣场，已初具雏形。这是在经历各种风暴中的何拔儒等乡贤深知，不管是讲传统的四书五经，还是新式的国民教育课本，都很难传播中华上古盆塞海文明的研究成果。因此他们鼓动利用抵押“盘古王表”石龟碑筹集到的部分资金，建议在天垣场修建一座奇特的戏楼，人称“天下第一楼”。原因是，这楼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演戏，平时是用来上课的。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也是一间没有墙壁的教室。戏楼临沟，地势较低，面对盘垭山麓的盘古庙。而楼面建得比很多乡间戏楼高，因此楼下及戏楼前面和左右的平地，都可作市场。例如楼下有柱子，好拴猪、拴牛，就曾是人们作牲畜交易的地方。如此开放的课堂，坐在楼上的男女学生和老师，一举一动都受到赶场群众的监视。学校收的学杂费虽不高，但上楼的还是富家子弟多，实在不能保证上学的穷人家孩子，也能在楼下找个地方旁听。

由于何拔儒曾把许多学术观点与他相似的学者或教师，推荐到此楼上公开讲学或教书，使得一些学术观点在民间得以流传。原因就是在楼下旁听的一些穷人家的孩子，解放后成为党依靠的贫下中农，他们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中，敢讲一些“天下第一楼”的故事。我们就出生在天垣戏楼后的芳草沟，读中学时的假期里，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多次听到过生产队里的一位叫“何吉光”的贫农，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或评工分时间里，给人们“吹牛”谈一些天垣戏楼上教书先生的故事。这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赵鸿儒、任望南等一批支持存古的教师和人士被镇压了，何拔儒的孙子也在其中之列，所以一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不敢说。

带着家乡从盘古到嫘祖文明是否存真的疑问，我们在武汉完成大学学业，又在重庆工作十多年，１９８１年调回盐亭工作，正赶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走上成熟期，社会容忍从新的有利于事业的角度探讨问题。例如我们在盐亭县文化馆主办的铅印小报《云溪》上发表《盐亭八大远古文化传说》，提出“嫘祖为盐亭姑娘”。后又在《四川日报》和《绵阳日报》等公开发表《嫘祖是盐亭人》说，引起时任盐亭县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的重视，积极组织考察，从此拉开了嫘祖文化研究的新序幕。

此时正值在中国驻美使馆精心安排下，胥端甫先生(1906～1992)于1982年7月30日离开美国，毅然回国定居。一到北京，他便高唱“离台赴美再归来，万寿山前浩荡开；甚喜昆明湖上水，为霖为雨滴春台”，一片欢乐之情。当即受到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定居成都后，又游历参观延安窑洞和革命纪念馆，渴桥山轩辕墓，赏西安各陵和兵马俑，再到西南之渡口和大小凉山，继而又至东北三省和山东省，瞻曲阜孔庙，上峨峨泰山，惊叹塞北江南古今之变。1985年除夕胥端甫先生在成都，受到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

胥端甫，盐亭县四桂乡人。193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国文系，曾任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五团书记官，陆军82师司令部少校秘书，重庆警卫旅中校干事，甘肃定西榆中田粮处督导处长。1948年到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铭传女子商专教授，国防研究院研究员。1980年旅居美国，1982年回国定居成都，先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五、六届省政协常委。胥端甫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诗人，著述靡丰。回国后著有《归去来诗词集》，尚未出版的有七部等。1992年5月8日胥端甫先生在成都逝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的《讣告》中说：“胥端甫先生不仅为海峡两岸各界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消除隔阂，建立共识、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作了积极努力，而且为祖国四化建设，为家乡繁荣进步尽心竭力。”又说：“胥端甫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拥护中国共产党。他病重期间，一再向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表示感激之情，并表达他对改革开放的由衷拥护。”

胥端甫先生1982年回国定居成都后，也受到盐亭县县委、县政府的欢迎。他原在老家的唯一女儿胥彩兰全家大小被安排进县城分房，胥彩兰到县农资公司作正式职工，并补选为县政协委员。1985年国庆节胥端甫先生回盐亭，在同县政协领导交谈中听说县科协有人在业余考研盐亭嫘祖丝绸文明和远古史。有一天中午胥端甫先生亲自到我们家里来拜访，恰巧我们不在──那天金孔区供销社工会主席王映维同志，请县人大、政协等部分干部到高灯、金鸡嫘祖故里，考察大围坪地貌上的大石文化、古桑化石、崖墓古墓壁画，我们也陪同去了。

于是胥端甫先生留下纸条，要我们有机会去成都，请到他家作客。1985年底绵阳市科协推荐盐亭县科协派代表到成都，参加省科协农村科普工作经验交流总结大会，单位派到我们去。这时想到胥端甫先生留的纸条，我们先去县农资公司找他的女儿胥彩兰委员问地址。在盐亭县政协宣传胥端甫先生受到中央领导人等热情接见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胥端甫的名字，之后也没有见过他的面。我们研究盐亭嫘祖传说，也和他无关。但出于礼节，我们觉得应该去回访他。

胥彩兰委员告诉我们，她父亲在成都定居时买的一套小庭院，后因城市改造已经拆掉，换成了两套楼层的新房。她儿子住了一套，他父亲住了一套。但挨在一起，在二楼门对门。按胥彩兰说的地址，我们在成都南路广场附近找到了胥端甫先生。家里只有他和另一位60多岁的老人──胥端甫先生说是他请的“秘书”，姓胥，是盐亭家乡一位退休的教师，专门为他整理文稿，和记录他要求的重要谈话时的谈话。在盐亭曾听说胥端甫先生回国，带回的重要东西是近20多箱的书。我们进到屋里，确实看到外面的客厅，摆设简单，靠墙是摆满书的书架。靠近卧室门口边，才摆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一些书稿，胥端甫先生正在桌边写看东西。

“胥秘书”开门把我们带进客厅，我们说明他留下的纸条，他才想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一边向我们介绍胥老师是“秘书”，是盐亭人，一边问我们到成都还有什么事？因为胥端甫先生也没有见过我们，就说起那天他到我们家拜访没有见到人的原因──那天到高灯、金鸡嫘祖故里大围坪，看到“三锅庄”的原始巨石造型，农家挖的厕所靠山岩一边露出的古桑化石长杆，以及钻进崖墓古墓洞看到的原始壁画……一下子把胥端甫先生的兴趣提起来了，他说上次回盐亭家乡四桂，有人给他说：1967年四桂乡修桥，在雍江河发现大批剑齿象等古化石。看来盐亭很多地方值得发掘；他给家乡捐献了一千多元钱。一边带我们围绕他的书架，看他带回有关中华古文明与美洲、中东、希腊古文明联系的书，一边指著书读出书名。我们真想抽出书来，认真看一下。但出于礼貌，我们没有这样做。但胥端甫先生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在快结束看书架时，他抽出一本很厚的书，要送给我们。

我们一看书名，是《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翻开第一页《编著例言》，就看到“洪水来源及黄河有无两问题”几个字，不觉读出声来。胥端甫先生却接着说：“这书认为黄河曾流入过四川，对探讨古蜀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的联系有帮助。我年青的时候在盐亭，就听说梓江河在盐亭下游一带有很多‘苏’姓人家住居区，是否与迁徙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有共同的祖先？我一直很关心，但没有很多还原成的事实。” 胥端甫先生的话提醒了我们。

“苏青诗”是我们的一个堂妹夫，也是我们读完小、初中时的同学，家就在梓江河畔的盐亭玉龙永兴乡的苏家湾。“苏清泉”是我们下农村筹建乡村科普协会认识的一个青年农民，家在梓江河畔的盐亭后溪乡梅花村，有点口吃，单身汉，小学文化，但他对农村科普很热心，还喜欢写点农村新闻报道。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发觉他与常人不同──我们都对自己的生母很尊重，但他常常口出对母亲的怨恨。后来一打听，1960年发生自然灾害期间，他母亲丢下他们几兄弟姊妹和生病的父亲，独自一人跑到新疆去了，至今杳无音信。还有盐亭籍作家岳定海，写他当知青下乡生活的《苏家山》，也在梓江河畔的盐亭毛公章邦乡的苏家山。以及认识盐中一位教政治的苏老师，是梓江河畔盐亭麻秧乡的人；梓江河畔盐亭玉龙三星乡等苏姓原住民也多。

想到我们了解的朱学渊教授，学的是物理，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在四川任中学教师多年。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在蒙大拿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在美国能源部属下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但朱学渊教授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也潜心研究写出《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等书。如果把朱学渊教授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揭开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中华民族一次次分化和融合的历史，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及形成机制，早在数千年的民族融合──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教授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于是我们问胥端甫先生：“胥先生，你1948年到台湾前是一名军政人员，怎么后来热心起学术的呢？现在定居成都又怎么进行呢？”胥端甫先生的说法是，他搞学术事出有因。他到台湾后，在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时，有一位国民党的老兵来找他。这位老兵是盐亭近邻的三台县农村人，年青时被拉壮丁当兵前，是一个木匠。他学木匠时的师傅懂得一点易经、画符等门道，主要是应付有些主人家请他们修房干木活克扣工钱时，由于木工干活用的墨斗和用的扁扫帚形竹齿纤的墨笔，能很好画八卦符号，所以可以用于编写画咒语，发泄对主人家的不满。他现在不当兵了，买些易经书来看，很能消遣。他希望胥端甫先生出面能组织他们这类下层老兵学习易经，发挥一些生存之道。

胥端甫先生说他在三台读书时，曾认识这位当学徒的木匠老兵。但自己知道易经画符编咒语是属于迷信，也知易经也包含有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于是他和这位三台木匠下层老兵联手，发起成立了台湾易经研究会。后来一度影响很大。1982年从美国回国定居成都后，被吸收进四川省政协，作委员和常委，他提到在台湾成立易经研究会的事，中共四川省委杨超书记，支持并鼓励他在四川省政协内成立四川易经研究会。他按杨超书记的指示照办了，但他不明白杨超书记为啥在易经研究会成立起来之后，要他少出去开展研究会活动。

其实我们明白这是杨超书记关心他的身体──他的年纪已经太大了，研究会的工作会增加他身体负担。这也提醒我们应该让胥端甫先生休息，于是我们告辞离开了。后来我们发现胥端甫先生送给我们的书《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是1979年台湾影印出版。1986年我们看到1985年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钟毓龙先生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新书，已经把1936年和1979年台湾影印出版的钟毓龙先生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书中，开头的《第一回：历史一治一乱之原因，地球之毁坏及开辟》，由于当时屈服反动派压力，采用社会谣言编造，违心地骂了革命那段文字，删掉了。这很好。

常炳功：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联系证据，除梓江河畔的盐亭玉龙三星永兴毛公章邦麻秧乡的苏家湾、苏家坝、苏家沟、苏家山等，有可挖掘的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外，这其中的许多传说，尽量要还原成是事实。最近我具体计算了苏美尔王表，感觉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比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的解释更好。

2021年9月17日 我完成了《苏美尔文明解析》的工作。简介如下。苏美尔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在5座城市，8位国王，他们统治了241,200年。然后大洪水席卷而过……”这是《苏美尔王表》的第一部分所记载的内容。然而，八位君王如何可以统治长达241,200年之久呢？时空阶梯理论的解释是：那个时候是气时空时代换算成气时空时间是：大约是30年左右，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洪水之后，是能量时空时代换算成能量时空时间是：大约是30年左右，这是可以理解的。之后的年代就过渡到我们现在的物理时空平均也是30年左右。可见，我们的文明，从比较高的时空，滑落大比较低的时空，在这个滑落中，人类不断拯救自己，首先是宗教的产生，这是心灵安慰的最直接的表现。后来，到了哥白尼时代，科学产生，不断拯救自己，到了现代的我们。

但是，虽然人类的努力很伟大，要想回到时空很高的时代，也是困难的。时空阶梯理论揭示，还是有可能回到从前的高时空的，就是人工制造高时空，回到苏美尔文明的早期时代，人人都可以活到几十万岁。下面是全部的时空时间换算值：我们可以看到，时空有波动，就是气时空首先降低能量时空，再降低到物理时空，然后又会升到能量时空，然后再降到物理时空，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气候变化的典型过程，而气时空在宇宙中的变化，正好吻合气候在地球的变化。从这一点，就证明这个理论的解释，比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解释要好一些。现在，我们不知道尼比鲁星球在哪里，也不知道外星人在哪里，这相当于没有解释。而这个理论的解释，还可以联系现实，去创造自己的高时空时代，这是有现实意义的。

外星人的解释没有这个现实意义。气时空时代离我们久远，我们感觉不到，但是，能量时空时代，我们还是有模糊感觉的：圣经讲亚当活了 930岁、塞特活了912岁、挪亚也活了950岁。而山海经讲轩辕国里的人不长寿者800岁，也就是说，长寿的可能是上千岁。以上描述，过去认为是神话传说，我们现在从时空阶梯理论看，认为是真实的，这是能量时空时代，气场是非常强大的，人活上千岁是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彭祖，前1237年或前1214年--前1100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野史记载的840岁，其实是按“小花甲”的方法来记岁，小花甲计岁法源于“六十太岁”，就是六十个太岁各值日一次的意思，也就是说“六十日为一岁”，这里的“岁”，相当于六十天，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年。所以，彭祖大约是活了137年。你看，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推算，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苏美尔王表，之所以难以篡改，就是因为是一个整体，其中有的与我们的现实相联系，相联系的部分又是非常对，所以，难以篡改了。彭祖只是一个个体，任意篡改都可以了。我们尊重数据，尊重事实为好，尽量还原本来的真实面貌。关于人类起源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不对，而是缺乏时空阶梯因素。有了时空阶梯理论，达尔文许多的疑问，都将烟消云散。为什么苏美尔早期有那么高的气时空：冰期是指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又称为冰川时期。

两次冰期之间为一相对温暖时期，称为间冰期。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冰期，如近一次是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是于一个冰河时期内部，分隔开相邻冰期的一段地质时代。间冰期全球平均气温较温暖。当前，地球处于自全新世开始的间冰期之中。这次间冰期始于 1.14万年前。这导致了末次冰期的冰盖的消退。末次冰期残存的冰盖还覆盖着10%的陆地面积，存在于南极大陆与格陵兰。

时空阶梯理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电是能量的压缩版，而磁场是中医气的压缩版，所以，对比电与磁，得出能量与中医气的结论就是：随时间变化的气场可以激发涡旋能量场，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可以激发涡旋气场，能量场和气场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组成一个统一的能量–气场。地球从冰期到间冰期，能量不断增加，气时空不断增大，这就是苏美尔早期有那么高的气时空的原因。

后来，能量变化小了，气时空就减小了，过渡到能量时空，最后能量变化更小了，就过渡在现在的物理时空。其中，大洪水发生在气时空下降到能量时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能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冰雪融化，发生大洪水。这个解释，比别的解释，更能解释有的民族没有大洪水的历史传说，因为冰雪融化的时候，这个地区，正好在冰雪融化的边缘地区，所以，没有大洪水的历史传说。

比较明显的是圣经和山海经的大洪水传说，因为圣经的记录，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而山海经的记录，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所以，冰雪融化的解释更好，而且美洲的大洪水记录，也是周围有高山，可见这个解释还是比较贴近现实的。别的解释，都是小星球撞击地球等，假如这个成立，日本距离中国很近，假如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日本的地理位置更低，应该有大洪水的历史传说，但是，日本没有。

张肖吴：苏美尔文明与中华文明为何惊人的相似？还可以用科学补充，解释华夏文明，会不会和哪一部分神秘失踪的苏美尔人有关?

华夏文明不是由苏美尔人演变而来的，相反这两者之间，由此及彼的必然联系不可能只是，一些偶然看上去比较特别的例证而已。

中国古老文字中虽然没任何对苏美尔人的纪录，甲骨文也不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的传承；苏美尔文明诞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因此也常称之为两河流域文明。之所以有人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苏美尔文明两者之间有着传承关系，主要是因为在苏美尔文明消亡不久之后，在古老的黄河边上才出现了中华文明，而不知道它们两者这类“吸引子”，都和人类文明第二孵抱期“吸引盆”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线性、混沌非线性延伸有关。先说苏美尔文明消亡是否同中华文明，都非常地相近的类别。

A、人种：苏美尔人又称为“黑头人”，就是说他们是长着黑头发的人，这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头发是黑的，而且古代时中国人称为“黔首”，也是黑头人的意思。苏美尔这个名字并不是苏美尔人自己的称呼，而是其它人给他们的名字，最早使用这个名字的是阿卡德人。苏美尔人称自己为“黑头的人”，在人种学上也有不少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苏美尔人是黄种人。而从发掘出来的苏美尔人的雕像等物来看，他们也很可能属于黄种人，这或许说明苏美尔人和中国人，极有可能有着某种还不为人知的关系，需要基因考古。

B、文字：苏美尔人在早期的时候产生了文字，也就是如今所见到的楔形文字──刚开始用图形将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画下来，发展到后来，图形越来越简单，於是就将图形符号固定下来形成文字，用三角形尖头的芦苇刻写在泥板上，然后晒乾，可以长期保存（这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商朝真的是苏美尔文明的后裔，但历史资料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如说商朝开始的古老甲骨文，同曾经的苏美尔文明当中的楔形文字，根本没有任何可重迭的地方──仔细观察那些留存下来的楔形文字，同西方语言当中的字母更相近一些，而我们国家最为古老的甲骨文，却是非常形象的象形文字，而且相比较起来甲骨文更加成熟一些。其实这也不全是事实。例如，伏羲时期就开始出现易经八卦符号文字，就适合楔刻。而且完整的易经卦符文字、具有注音、注义、编码和缩写等四种功能，和西方英文有26个基本语音符号一样，完整的易经卦符文字也有26个基本语音符。

例如，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迭排列，可构成26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26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26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现在的《易经》，是不要“•”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迭排列构成八卦，即乾（三阳爻）、坤（三阴爻）、震（下一阳爻上二阴爻）、巽（下一阴爻上二阳爻)、坎（上下皆阴爻中一阳爻）、离（中一阴爻上下皆阳爻）、兑（上一阴爻下二阳爻）、艮（上一阳爻下二阴爻）。八卦再重迭，构成六十四卦。画卦爻只在远古巴蜀盆塞海时产生的。

传给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必须另外创造一种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而远古巴蜀盆塞海时华夏民族已是黄种人，也是象形文字的使用者。美尔文字终究是刻在泥板上，不易保存。迁徙出盆塞海进化到商朝，中国人选择刻在了龟甲和兽骨上。这是不是回归的苏美尔人发现了契形文字刻在泥板上不易保存的弊端，而改成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呢？如果是的话，也说明这一人种和文化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脉相承的。如苏美尔人用10进制与60进制并用，这与中国差不多。

C、农业革命：苏美尔人开始过圈养动物，耕种农作物，创造了农业，培植农作物，发明了犁与轮子。他们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这与蜀人相似。苏美尔人因摆脱了采集和狩猎，而是进入了农耕文明，会种植很多农作物，不能否认一些谷物不是由中国祖先带过去的──在我们中华文明史上，这也是极早就有的东西。这在我国历史上更多，如大禹治水、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等都很有名。

D、冶炼技术：苏美尔人掌握过青铜制品的冶炼，加热铜锡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之后便开始迅速发展。而青铜器，几乎是成都三星堆，到我国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标志。

E、天文学的进步：苏美尔人划分黄道为十二星座，中国分黄道为十二宫，基本是一致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最早的星象天文学，非常相信迷信卜卦。这在我国古代也一样：夏商周时期，很多朝代国家大事都是靠占卜来决定的，中国人甚至还写出了《易经》，这是占卜预测学最早的著作。苏美尔人认为人是神用粘土做的，而中国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我国战国的时候就有了《甘石星经》。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阴历，中国人自古就使用太阴历（又称阴历，农历的主体）。

苏美尔人太阴历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这与《颛顼历》非常相似。可能中国人在尧命羲和进行大型天文测量之前，也是使用这种历法。

F、城市的出现：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曾经创造了12个城邦国家，最大的国家有5万人，中国到夏朝时开始出现城市的雏形，如二里头遗址、半坡和河姆渡都是城市遗址的雏形，更早有巴蜀古山寨城邦

G、建筑：6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建造的木质房屋，几乎和中国人的房子一模一样，建筑的特点是，城墙是土石结构，房屋是土木结构，会使用经过晒乾的泥砖，这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

考古学家发掘的苏美尔人的居住遗址表明，他们的房屋大多数是土木结构，地基形制有方有圆，但是墙壁的建筑材料则是土坯，中国人对土坯这种建筑材料很熟悉，方法是把掺着麦秸等东西的湿泥放到一个木制的方形盒子里，半干后把木盒子取下来，就会形成一个方形的大土块，比较结实，可以用来建造房屋墙壁。这种结构和形制的房屋几乎贯穿了直到如今的整个中国历史，从中华文明的远古时代开始，这种房屋就在中国大地上不停地建造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人建造那样的房屋，即便今天到一些落后的农村去看一看，仍有可能看到那些陈旧的土坯房。

苏美尔人没有方便的石料，也和关中人一样，只能采用土木结构作建筑。他们用的土砖，在关中一直延用至今，用模子压制的叫“胡基”，主要用于垒墙；用泥草制成的叫“泥坯”，主要用于制作土炕的炕面。这至少在5000年前，已开始使用烧制的“陶砖”。

H、内部争斗：约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城邦国家间的不断征战，并且面临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的入侵，有一部分苏美尔人被迫离开了所在的两河流域，而之后不久，在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文明的曙光开始闪现。这是不是他们来到了这里呢？

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闪米特人建立的阿卡德王国逐渐统一了两河流域，苏美尔人走向了没落，到了公元前2100年之前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闪米特人的天下，苏美尔人有一部分融入到了闪米特人之中，但也有很多离开了这里，那么离开的苏美尔人去了哪里？苏美尔人因内部争斗而导致灭绝，有一部分人逃过了战乱，也可能有不远万里地返回迁徙到黄河流域，从此驻扎了下来繁衍生息，慢慢地在这片土地上再一次成长了起来。这是否源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就开始形成的初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一直都具有传承性的，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初心。

苏美尔文明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人类文明起源，但苏美尔文明已经逐消失殆尽，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些被人们所发现的遗址之外，只有犹太人的部分文献资料上面还有关于他们的记载。目前国内学术界有支持中国文明来自于西亚苏美尔文明的人，欧洲人也持有相同观点的，但认为苏美尔文明是白种人创造，和现代中国人没有大的关系。

M、《苏美尔王表》：最近人们发现苏美尔文明与我国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古文明是有着非常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玉器加工文化却没有文字记载的神秘文明，它的出现和消失至今是未解之谜，不过有许多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可能有相同的起源──都属于人类文明第二孵抱期“吸引盆”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的后期，盆塞海干涸前后类似混沌的线性、非线性的奇异吸引子的延伸。

据《苏美尔王表》，苏美尔人在洪水前，最早的五个城市有8个王共241,200年。这8个王，显然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的大酋长。五城之间的王权，转移的方式是“某城被（神）放弃了，它的王权被带到另一城”。这种和平获得王权的方式表明和我国尧、舜、禹依次禅让一样，选举苏美尔部落联盟盟主地位的方式是拥戴圣德服众者为王。苏美尔史诗记载了在大洪水发生时，王权所在城舒如帕克的国王用方舟解救了人类。在舒如帕克的遗址发现的脱离图画阶段的楔文词汇表和经济管理泥板，标志了两河文明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约2500年）。而何拔儒先生等20世纪初就开始在巴蜀的考古发掘研究表明，我国也有《盘古王表》是类似的。

N、圣经与洪水：两河流域大洪水的故事后被写入圣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而无独有偶，中国早期文明中也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这个传说是的成功缔造者是为女性女娲。在苏美尔后续文明的记载中：阿卡德王朝开国王萨尔贡（2291--2236），建立了第一个领土辽阔的楔形文字帝国。萨尔贡任命他的女儿恩海杜安那为乌尔的最高女祭司。阿卡德国王的儿子们被封为各城邦的公侯（恩西），形成宗主式的间接统治，和我国商、周时的天子邦类似。这是否就证明与黄河文明同根同源？而且和我国尧、舜、禹等远古传说一样，两河流域历史时期也留下了洪水前远古朝代各城邦的传说。有人认为苏美尔人是上古史前大洪水时，幸存在昆仑山脉西面的黄种人后裔，掌握了史前东方文明的先进技术。在洪水退后再向西方发展，穿过伊朗高原在今伊拉克一代定居，由于有先进的史前文化底蕴很快就发展起苏美尔文明。

确实全球各地远古"洪水朝天"的传说具有“统一性”──这正是远古存在过巴蜀文明盆塞湖或盆塞海映射的事实，能解释史前有过的那一场毁灭性的大水"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而常健民教授今天仍认为：距今6570士110年发生的天倾西北的天象剧变现象，是地球自转轴的调适性翻转运动！在那之前的古1期文明中，地球自转轴是横卧黄道面运转的！根本与现代文明期是大不相同的。那时候的海水北方可以淹没到太行山脚下，南方可以淹没到镇江附近。而距今11700年前，是古2期文明期，也即后天八卦图文明期，那时候古中国位于南半球，太阳是从西边升起，而到东边落下的！世界诸民族中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反映的是他提出的地球翻转观念──洪水朝天传说中的那只船能被冲上阿尔卑斯的山顶，只有地球翻转才有这样大的力量。

当然常健民教授的地球翻转说即使对"洪水朝天"的远古传说不成立，也反映了远古存在局部地质大灾变的事实是顺理成章的。在盆塞海文明干涸前后，从中华各民族到世界诸民族按各自新的现实地缘和理解的需要，作彻底的文化、故事、传说改造，也是顺理成章的。

常炳功：我也来再补充一下，是我隐约感觉，以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尤其是昆仑山为中心，在地球的地壳运动中和气候温度变化中，形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气场，甚至可能形成了神时空，这个神时空，比气时空更上一个台阶，但是，不敢肯定形成神时空。假如形成了神时空，那么，过去描写的神话，就是真实发生的。具体讲，生命的气时空的形成与能量的变化有关，而生命的神时空，与血液循环有关。假如围绕昆仑山周围是雾气缭绕，水汽循环，可能形成神时空，那么，这就是世界神话的根源。

在这个神时空中，东西方的描述，可能相对一致，昆仑山是《山海经》里的神山，许多古神居住在那里，比如天帝帝俊。他在昆仑山拥有一个花园，花园里面有着神界也难得一见的各种宝物。这个故事放在《圣经》里，难道不就是伊甸园的情节吗？伊甸园也是属于上帝，这里面有着许多的宝物，并被称为乐园。大概这就是神时空存在的基础，之后，神时空下降，人们就认为那是神仙了。

而且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他们本是一对兄妹。后来被驱逐出伊甸园，结合为夫妻，并且成为了人类的先祖。这是不是跟我们神话中女娲和伏羲的故事过于的相像呢？除了这几点还有更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伊甸园拥有四条河流，而昆仑山就是在赤水，黑水，西海，流沙之滨四水之间。另外，亚当夏娃偷吃的禁果，跟昆仑山西王母守护的蟠桃也很相似。还有传说昆仑山的位置在西方，而伊甸园则指向东，这个方向听起来可能就是同一地点，《山海经》和《圣经》还有一个情节及其相似，那就是──洪灾。最后，在《山海经》的传说中有一个昆仑虚见木，它是人类通往神界的通道，后来因为人类盗取天界宝物，被古神封去。而巴别塔则是《圣经》中人类通往天堂的阶梯，最后也是因为人类的贪得无厌，上帝最后摧毁了巴别塔。

这两本书虽然一个是东方神话故事，一个是西方宗教故事。但是它们相似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假如我们假设在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神时空，而且在神时空内，可以很容易发生神迹的，而且这些神迹在张宝胜身上也发生过，在那个时代，假如真的是神时空，神迹是自然而然的，等到后来，神时空下降，就不能发生神迹了，所以，后人都尊称他们为神仙。这就是世界各地神话传说的基础吧？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思考圣经和山海经，就通顺了，应该是表述同一神时空，但是，侧重面不一样，神时空逐渐下降，向东到了古蜀文明地区，向西到了苏美尔文明地区，而且都是古蜀文明的人，或者周围的藏区人，最近看了一个古象雄文明，大概也是古蜀文明的延伸，总之，都是在以昆仑山为中心的盛大神时空的笼罩之下。这个神时空，可以笼罩辐射整个欧亚地区，甚至延伸到非洲。这样一思考，古蜀文明，苏美尔文明，都是神时空笼罩之下的绝佳地区。

其中的象雄文明也包括在内，后来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其实，都是神时空退化之后的衍生文明。因为神时空，强则统一，弱则分散，神时空的退化，最后形成四大文明古国。回头看，古蜀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算是神时空比较强的时候的文明，而后来的四大文明古国，则是神时空比较弱的文明了。但是，怎么有理有据地论证，则需要很仔细的挖掘和整理了。因此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联系证据我要追问一下：今天真的没有可以尽量还原成的是事实吗？

张肖吴：不是的。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 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今天学习《21世纪新物理学》，以非线性复杂性耗散、吸引子、吸引盆等新视觉看八卦思维，“八卦”也类似8个吸引子，“易经”是类似“吸引盆”。再看梓江河畔盐亭境内的苏家湾、苏家坝、苏家沟，苏家山，也类似是吸引子，古蜀文明、苏美尔文明和黄河中原文明是类似“吸引盆”。线性和非线性复杂辩证看苏美尔文明和古蜀文明的联系，目前除梓江河畔的盐亭玉龙三星永兴毛公章邦麻秧乡的苏家湾、苏家坝、苏家沟苏家山等有可挖掘的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外，还真出现有事实证据，等待揭开：

2021年2月23日“澎湃新闻”网发表《四川盐亭县发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已3600年》一文报道：事实证据就位于距盐亭县城10公里的巨龙镇麻秧张家坝，四川文物局称该遗址为张家坝遗址，发现遗物的地方在张家坝梓江边一处河滩地上，整体面积有上万平方米。盐亭张家坝遗址位于成都以北，距离三星堆160余公里。包括原麻秧乡红果社区张家坝遗址、云溪镇万安村瓦厂坝遗址、原两河镇鳌鱼村龙凤谷遗址、原毛公乡双林村觉林寺遗址和原安家镇安乐村斧头遗址等5处，发现各类遗址、墓葬、窑址等26处。

四川省文物局官方网站称，这是目前涪江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遗迹最丰富、遗址性质最明确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遗址。据四川文物局网站介绍，上世纪80年代麻秧村民在大坡山顶植树造林时，曾发现石璧窖藏一处、石壁一组（共10枚），其中1枚为半成品，系属古人开展祭天活动后的遗存。此后这里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20年4月至5月绵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盐亭县张家坝遗址开展试掘工作，目前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面积约66平方公里，已发现的遗迹有房基、灰坑、墙体等，遗物有石璧、陶罐、陶豆、鸟头形勺把等。出土的遗物中，还没有发现青铜器。

2021年2月22日绵阳市博物馆钟治馆长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胥辉，当地已按程序向国家文物局报批，还在等待国家文物局批复，报批程序完成之后，发掘所需的专项资金才会到位，发掘工作才能正式开始。

这是对的。重大的田野考古，需要花费巨额经费，也需要受过极高的分子人类古基因DNA检测技术和微量放射性元素检测技术等培养训练的人才，以及相应的设备。这些盐亭苏家湾古蜀文明与苏美尔文明联系的考古还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