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文化自觉

源自：中国知网  : 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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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民族精神不应被看作是一种静止的、僵死的东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有历史感，更要有现实感和时代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民族精神都是当代精神”，或者说“一切民族精神都是时代精神”。当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自觉来达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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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副编审，哲学博士，北京，100871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运动。有的学者指出，研究民族精神应当加强历史感，要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双向互动中加以研究，这一意见当然是极有见地的。不过，笔者觉得，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目的、意义和落脚点来看，现实感(或者说时代感)更为重要，因为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基础和源泉，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现实和时代。在研究中，切忌把民族精神当成一种静止的、僵死的东西。

一：鲜活的民族精神及其特点
　　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对民族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是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民族传统的升华。因此，它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它产生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民族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的理性升华和概括。它不仅为本民族绝大多数人所认同，而且成为促进本民族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民族精神虽然是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产物，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不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思想和精神。相反，它有着鲜活的生命，它的血脉在历史中流动，它的心脏在时代中跳动。也就是说，它既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又以生机勃勃的时代为指归。这样，历史、民族精神对现实、时代的指导、借鉴作用才得以发挥。所以，享誉世界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
　　在对历史、思想史和精神发展史的研究中，注重现实感、时代感，强调主体的理解和体验，西方历史哲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人们也总是根据当代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去研究、认识和评价历史。因此，“当代性”或者说“时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那些不能引起人们现实的兴趣、不能在现实的人们的心灵中复苏的历史，是没有当代性的，“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2](P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克罗齐所理解的历史就是精神，就是思想，就是人类意志和心智的产物。在他看来，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以前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为了说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还区分了历史和编年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2](P8)。克罗齐思想的合理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思想、精神是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运动，历史认识是史料和史学家在现实需要的激发下所进行的一种双向互动的对话过程。他指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过去的事实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许多哑然无声的文献当它们被新的生活的光辉所照射时，它就会再度出来发言。
　　和克罗齐的思想一脉相承，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而历史现象的背后却有着思想。抽掉了思想，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P244)历史学家发现事件背后思想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考它们，“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3](P244)。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是因为过去就存活在现在之中。历史认识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知识就是那些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加以重演的东西。当然，这种重演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批判过去的思想，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纠正自己所能识别的错误。“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3](P344)
　　撇开这两位历史哲学家夸大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夸大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思想等同于全部历史的错误不谈，我们认为，他们对历史与思想的统一性、对历史与现实密切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对我们研究“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等问题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根据他们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第一，民族精神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民族精神决不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之物，它确实就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思想、精神，通过个别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体现出来，只不过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思想、共同精神。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精神具有共同性、稳定性、重演性或者说规律性，我们才有理由把它们抽象出来称之为“民族精神”。这种共同性、稳定性、重演性的存在也是我们研究民族精神的前提条件。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2](P12)这里的“死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民族精神，它之所以会复活，是因为有新的生活的光辉照射，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的发展有共性，对当下的生活有重大的指导、借鉴、启发作用。
　　第二，民族精神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民族精神都是当代精神。因为，我们研究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赋予民族精神以时代的内涵、时代的意义，并说明其与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使它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文化自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
　　第三，民族精神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是显在性与隐在性的统一。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产物，它当然不会是单一(单数)的，而是一个复合体(集合体、复数)。当然，不是全部的民族精神都会在现实生活、现时代中浮现出来。在某一历史时代，由于时代的需要，有些民族精神发挥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处于显性状态;而另一些民族精神可能较少甚至不发挥作用，处于隐性状态。究竟哪些民族精神处于显性状态，哪些民族精神处于隐性状态，主要取决于时代，取决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就像科学理论是一个有机体系一样，其中，有的理论观点可以在当前的实践中加以应用，有的理论观点要在将来的实践中才能应用，还有的理论观点在过去的实践中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现实的变化却使之不再适用了。因此，研究民族精神，不仅要着眼于现在，还必须有历史的观点和长远的观点。
　　第四，民族精神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同样，我们研究民族精神，是要指导现实，展望未来。民族精神不是死的历史，它存活在现在，也存活在将来。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对现实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人们总是根据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趋势来认识和预见未来，又根据对未来的预见和追求设计现实、指导现实、改造现实。
　　第五，对民族精神要作有批判的分析研究，因此，民族精神是承续性(稳定性)与变异性(变动性)、建构与批判(创新)的统一。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思想”，每一时代的国民都会在自己的思想中对它进行“重演”。这种“重演”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同样包含着“批判”。这种批判既包括对自身的批判，也包括对其他民族精神的批判。民族精神必然是一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主体在“重演”历史的基础上不断重新理解、重新建构、吐故纳新的过程。民族精神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必然吸纳其他民族精神的长处，因而，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每一时代的国民都会以自己所处的时代为立足点，对本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加以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为之增添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说，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是一个不断地结合时代的扬弃过程。
　　民族精神的上述这些特点，都说明它不是一种静止的、僵死的思想，而是一种鲜活的精神。

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
　　“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凝聚亿万人民、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旗帜，是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强大力量。”[5](P110)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立足于时代，根据时代的特征来把握时代精神，结合时代精神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一)时代和时代精神
　　“时代”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能回避也不能不认真搞清楚的问题。因为能否正确认识、把握时代，并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
　　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时代”划分的方法论原则，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几个大的时代。他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P33)
　　恩格斯也提出要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结构出发来把握时代精神，他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7](P257)
　　列宁更进一步探讨了时代以及怎样正确把握时代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8](P1453)
　　由此可见，历史时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当时社会形态(包括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人的发展的社会形态等)的主导趋势来区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把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地、具体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我国的“更为具体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加以概括，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这些时代的基本特征在我国的“更为具体的特点”，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进行概括，如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时代精神是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反映，它集中体现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只有那些反映时代潮流、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它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社会时尚的集中表现。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的标志，具有时代的、历史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创新。
　　与之相适应，我们时代的精神，也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括，如科学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与时俱进精神、创新精神，等等。
　　(二)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关系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它们都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概括，但它们所涵盖的范围是不同的。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中，是对其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时代精神体现在一个时代、多个民族的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中，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民族精神是对民族的全部历史(纵向)的概括，而时代精神主要是从横向来把握社会精神生活。
　　同一时代精神可以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与不同的民族精神相结合，使时代精神形象化、具体化、明晰化。也就是说，时代精神要通过不同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来，时代精神是从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精神中概括、抽象出来的，民族精神比时代精神丰富、生动。同一民族精神可以与不同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特点。从这一方面看，民族精神更具有稳定性，时代精神则更具可变性。因此，时代精神具有民族性，民族精神具有时代性。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源头，那么时代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的“潮头”。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发展的线索、路径和最活跃的部分，它以最革命的方式规划民族精神的现状、引导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只有向时代精神开放的民族精神才能发挥作用、获得更新。什么样的民族精神需要弘扬和培育，主要取决于时代、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实践和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的价值就在于它能随时代而变化，随着民族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族精神如果不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赋予时代的内涵，它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在民族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作用，从而推动民族事业的前进。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时代是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熔炉，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沃土。在时代的生活、实践中，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合二为一。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理论创新必须要有积淀，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而不能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思想、精神的发展也是如此。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时代精神就缺乏深厚的底蕴，就只能是浮光掠影，昙花一现，既不能转化成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掌握群众，也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不竭动力。甚至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遭到扼杀。如：研究中国历史中的“民本”思想，目的是说明当今执政者应“以人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研究中国古代的“官箴”，目的是要执政者“以史为鉴”、严格自律，是为了现时代的廉政建设，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以相互转化。没有时代精神的民族精神，就只能是僵死的思想、精神，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激活，民族精神就只能在民族成员的心灵深处沉睡。没有时代精神的搅动，民族精神就只会静如止水。民族精神的超越性、创新性取决于时代精神。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

三：通过文化自觉达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永恒主题。”[5](P110)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具有二重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时代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时代性。现时代我们所讲的先进文化，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是紧密联系、互为表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母体和载体，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发展，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弘扬和培育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文化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该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知晓该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了解该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解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简言之，就是要有正确、健康的文化观。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文化取舍、文化选择和文化改造的自主能力，以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弘扬和培育适应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具有社会历史性和时代的局限性。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绝对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文化体系。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的重建》中，塞缪尔·亨廷顿把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伊斯兰、中国、日本和东正教等文化统统视为异己文化而加以蔑视，宣扬“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我国，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把儒家文化当作国粹，提出“复兴儒学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宣扬“东方文化优越论”。这两种论调都看不到先进文化的相对性，看不到文化的社会历史性和时代局限性，看不到本民族文化的缺陷和不足，看不到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因而是片面的，也是缺乏文化自觉的。
　　未来世界文明的冲突虽然有增强的趋势，但这并不是文化发展的主流，其主流应该是也只能是文化的对话、互补和融合。历史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生态社会)，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文化，而新的先进文化的创造又离不开传统。但是，正如先进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一样，新的先进的世界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而只能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互补。这就需要各有所长的民族文化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各种民族文化的单一性、局限性会日益凸现出来，人们必须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把先进的民族文化和先进的世界文化融会贯通起来。
　　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生长的土壤和环境，都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发展空间。每一种文化体系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都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某些方面，民族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在有些方面，民族文化又是难以比较，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特点，正是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和特点，正是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使得世界五光十色，绚丽多姿。
　　文化自觉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转换，文化必然改变其形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有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一面，也有与现代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一面。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既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又必须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保持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也就是说，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立足于传统才能面向现代，面向现代才能挖掘传统。
　　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是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正常发展的国家都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一矛盾解决的好坏，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影响深远。解决好了，对立面达到暂时的统一，文化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济才能繁荣。
　　与文化自觉相联系，“现代化”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是指当时的“现代”，“现代化”也可以叫做“时代化”。因此，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来说，现代化的内容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哪个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进行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各取所需。不进行文化交流，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纳和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的成果，通过文化整合和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以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既立足于中国又面向世界，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要拓展眼光，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代的文化自觉。
　　所谓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世界文化资源与市场，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科技在内，使之为我所用。换句话说，就是要大搞“时代化”，时代的先进文化是反映时代本质和时代精神，体现时代潮流和时代要求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文化更新，分析、接受外来文化中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精华部分，如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而且，不能只安于学习，还要在不断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将异质文化转化成自身发展的营养，将时代精神转化为民族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扩大文化交流，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借他山之石来发展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要善于借鉴和学习。世界各国人民本来就时时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并且从中既得到物质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对其扒梳整理，加以时代的改造，使之与时俱进。也就是对传统文化在扬弃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综合创新，以推进中国现代化。这就是将民族文化转化为时代精神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
　　当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必须以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为大背景，以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为基础。首先，必须把握“时代”，弄清现时代的性质、特点，它的决定性矛盾，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方向。只有对这些因素作深刻分析，才能正确地制定出现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必须熟悉和审视“传统”，弄清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之所在。把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民族文化经过改造、创新所具有的极大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忽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片面强调其时代性，这是极其有害的;相反，把现代化、时代化等同于儒学的复兴，否定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阻抗，忽视文化的时代性，片面强调其民族性和历史性，也是极其有害的。
　　总之，不管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要进行优化选择。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切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的纬线与时代性的经线相织而成的一匹锦。
　　以全球视野来观照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其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其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其倡导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宽容精神，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索，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其对人伦关系协调的重视，其强调“和而不同”、以综合见长的思维方式，等等，对我们消除现代社会的弊端，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勇于和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在文化形态上，中国文化要学习和吸纳西方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制和创新精神，不断提高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文化任重而道远。
　　对城市弱势群体危机缓和管理的监督机构。其中的关键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一套相对固定的制度设置来约束和要求执行者，促使他们行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城市弱势群体危机缓和评估危机缓和评估意味着对危机缓和执行结果及其影响进行检测、评估与评价，最终对危机缓和的结果做结论。可采取建立对城市弱势群体危机预警制度、危机缓和计划、危机缓和执行制度进行定期考核的机制，以确保这些制度自身的合理性，并不断完善制度，随实际情况的变化加以改进。建立城市弱势群体危机缓和的绩效标准，将有效地检验危机缓和工作的成效。绩效指标具体而言为：降低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绩效标准;将痛苦和破坏程度降到最低点的绩效标准;危机预警有效程度的绩效标准;提供危机信息服务的绩效标准;危机管理机构所进行的危机筹备或演习的绩效标准;城市弱势群体管理机构职员营造富有创造力和高效工作环境的绩效标准。并在危机缓和的绩效评估中以联合国提出的绩效导向的危机管理的五项要求(SMART)为原则，按照可长期持续(Sustainable)、有明确的绩效标准和专业标杆可测量(Measur-able)、月内或年内可实现(Achievable)、能够满足不同情景的关联性(Relevant)、在明确时间表内完成项目的及时性(Timely)的要求展开绩效评估工作。
　　总之，关注城市弱势群体公共危机管理的制度建设，在最大程度上缓和危机，是实现城市社会公平正义的条件之一，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参考文献
　　[1]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J].战略与管理，2004，(4)
　　[2]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3]黄小芳，程占斌.论国家安全预警系统的理论设计[ J].情报杂志，2005，(6)
　　[4]毛飞.危机缓和：一种前瞻性的危机管理行动[ J].理论与改革，2004，(1)
　　[5]阎耀军.超越危机──构建新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及其运行平台的设想[J].甘肃社会科学，2005，(3)
　　[6]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7]张和清，向荣，高万红.弱势群体的声音与社会工作的介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8]Shfe ldon krimsky Dominic Colding.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 M].徐元玲，孟毓焕，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9]罗新阳.城市社会稳定预警机制[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