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智效民／文
源自：大连新商报

　　任鸿隽祖籍浙江，出生于四川。1918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等职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曾任命他担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但他没有上任。1931年，他回四川考察成都大学，希望当地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这一理想，直到1935年8月他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校长后，才有机会实现。对于任鸿隽的到来，当地舆论也好评如潮，认为任鸿隽是我国学术界少有的人才，他入主四川大学，会给四川文化带来转机，是当地教育界的一大福音。

　　任鸿隽上任后，明确提出四川大学的两大目标和三大使命。两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三大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与此同时，他还把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以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当地报纸认为，新校长“是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

　　与梅贻琦等人一样，任鸿隽也认为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请著名学者当作头等大事。他认为原来的教师队伍有两个问题：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亲繁殖的危险；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陈旧，方法不当。因此他宣布重新发放聘书，没有得到聘书的可以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他还四处聘请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第二年9月，任鸿隽在开学典礼上说，经过一年努力，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

　　第一是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学生人数由原来的四百多人已经增加到六百多。新生中外省人比例很大，这种作法与国外大学招收外籍学生一样，有利于大家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增进友谊，也与“国立化”目标完全一致。

　　第二是新聘一批教授，其中有担任过厦门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颐，有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的闻宥，有分别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戴家祥和萧涤非，有刚从英国归来的外文系教授钟作猷，史学教授范祖淹、教育学家张敷荣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刘绍禹，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过化学研究所所长的王季梁，有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光学专家张宗蠡，有在比利时研究法学的刘雅声，有在浙江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程复新，还有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最近刚从美国归来的体育系教授黄中孚……。前后来川大的还有曾经担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桂质柏，曾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大杰，著名生物学家钱崇澍等数十人，这些人均为一时之选。据当年曾在这里就读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回忆：“那时的四川大学很注意教师阵容，尽力网落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学者来校执教，学校办得很有生气，一时蔚为蜀学中心。”

　　第三是校舍和教学方面有所变化。在校舍方面，任鸿隽经过调查草拟了一个三年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30万元，先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再将原校址皇城改建成一个大学城。在开学典礼上，任校长说虽然经费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校舍改建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马上就可以动工。1937年4月，任鸿隽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校址定在望江楼附近。不久，新校舍破土动工，后人称这一决策很有远见。在教学方面，任鸿隽认为课程标准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要注意打好基础，“即在第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二要注重培养学生自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出“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在大学多读书，多动手记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

　　任鸿隽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政法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叫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叫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在他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也丰富了校园生活。据说从1935年到1936年下半年，校园里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正当四川大学步入正轨，并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时，突然传来任鸿隽辞职的消息。为此，文学院院长张颐与76名教授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进行挽留。全体学生也召开大会，并致电任校长，要求他继续主持校务。电报说：“本校自先生长校以来，校务蒸蒸日上，全校师生额手称庆。近闻先生忽将引退，群情惑然，现值本校正谋发展之际，尚非贤者高蹈之时，万恳早日回校主持校务，不独本校，亦国家民族之幸也。”但由于任鸿隽去意已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遂于1937年6月签署了同意他辞职的训令。

　　任鸿隽的辞职原因，主要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他要广纳名师，反对把四川大学办成一个闭关自守、近亲繁殖的地方性学校，这就必然要辞退一些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的四川籍教师，从而引来不少人反对。另外，其夫人陈衡哲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揭露当地的落后现象并引来恶意攻击，也是他们愤然离去的一个因素。

　　与梅贻琦等人一样，任鸿隽也认为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请著名学者当作头等大事。他认为原来的教师队伍有两个问题：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亲繁殖的危险；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陈旧，方法不当。因此他宣布重新发放聘书，没有得到聘书的可以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他还四处聘请著名学者前来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