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雅发掘利用悟达国师史料始末

洪雅发掘利用悟达国师史料始末 文/李成忠

僻处川西边陲的洪雅县，自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置县，至今已有1415年历史。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耕读传家的淳朴民风，在洪雅这方沃土上哺育出无数俊杰英才，其代表人物唐代悟达国师、宋代直臣、文学家田锡和清代贵州巡抚曾璧光名垂国史，万世流芳。

在洪雅罗坝的呵吒山，县城西北的修文山，县城北面的九胜山等地留有田锡读书楼、洗墨池和“田公祠”等遗迹供后人凭吊。洪雅城内城隍街的“宫保府”， 县城东南角的“曾公祠”记载了曾璧光历史的辉煌。洪雅有史以来第一部方志──明代嘉靖《洪雅县志》，和第二部方志──清代嘉庆《洪雅县志》，都用很大篇幅记述田锡史料。第三部方志──清代光绪《洪雅续志》，对曾璧光的业绩大书特书。田、曾二人的事迹，在洪雅民间广为传诵，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出生于洪雅中保义恭坝的高僧知玄，十四岁在成都大慈寺登坛讲经，誉满西川；唐文宗聘请入宫顾问；他向西域高僧满月学习梵文密咒，翻译梵文经典，与日本留学僧人学术交流，饮誉扶桑；武宗灭佛他冒死反对，与道士辩论于麟德殿；宣宗封他为儒、释、道“三教首座”，委以修复佛寺的重任，他不负所望，成为晚唐振兴佛教的一盏明灯；大诗人李商隐仰慕其才德，拜他为师；僖宗赐封他为“悟达国师”，委派他扩建新都宝光寺，成为唐代宝光寺开山鼻祖；留下三十万言的宏篇巨著，丰富了佛典宝库，《慈悲三昧水忏》宣扬消除隔世冤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至今仍光耀人寰，被全球佛寺念诵；由于他对振兴佛教和完善佛学的伟大贡献，被尊为五百阿罗汉中的第117位“悟达尊者”，受世人景仰。他是光耀洪州第一人，对历史的贡献，在国际上的影响，无人及其项背。但令人不解的是，明、清两代三部《洪雅县志》中，对他却无只言片语的记载，他在洪雅也未留下任何供后人凭吊的遗迹。洪雅百姓不知道家乡曾出过悟达国师这样一位伟人，就连研究洪雅地方志的文人，也对其知之甚微。悟达国师的光辉业绩，在唐代《入唐求法巡礼记.卷四》、宋代《高僧传.卷六.释知玄》(编入《四库全书.子部》)和《净土往生传.卷下.唐彭州释知玄》及《彭州志》和《宝光寺历代高僧.悟达国师传》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在新都宝光寺、彭州丹景山还留存了不少纪念他的遗迹和场所，但在他的家乡四川洪雅，其事迹却被淹没了一千多年而鲜为人知。

时光转瞬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洪雅城关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倣生，受父辈影响，热衷研究文史，偶然从家里珍藏1938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目总表》第547页“唐.高僧.知玄”条目下，读到悟达国师是“剑南西川眉州洪雅人”的材料，引起兴趣。1964年他看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珍藏的明嘉靖年间由张可述主笔编纂的《洪雅县志》，全书对悟达国师仅无只言片语介绍，于是查阅了民国时曾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撰写的《中国古方志考》和张可述有关洪雅地方文献的专著《梓里资谭》等文献，均无悟达记载，更加坚定了他研究悟达国师的决心。不久刮起令人心惊胆寒的“文化大革命”狂飙，未能降低他研究的热情，只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研究由公开转入地下而已。

1969年2月，随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滚滚学生流，王倣生被分配到洪雅农村作插队知青。不甘寂寞的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阅读文史书籍，有空就四处转悠，寻访文物古迹。学校“复课闹革命”后，缺乏任课教师，作为从插队知青中文史知识丰富者，王倣生被抽调到中保二中任教。1975年盛夏，他由洪雅赶车到止戈，横渡青衣江后步行去学校上课。因前夜天降大雨，路被冲刷得很干净，在新华大队唐代西京古寺废墟附近过石桥时，他发现铺桥的石板上有字，于是蹲下细看，是核桃大小典型明代流行台阁体的楷书字，细看是明代御史张鹏撰写的《西京寺碑记》，不由心中狂喜，连忙用小刀细心将淤塞的泥土挑剔出来，向农民家借来盆子，舀来小沟中的水，将剔出的部分冲洗干净，现出清晰字迹：“邑西中保乡之西京寺，即古之宁夷寺也。乃唐高僧、三教首座悟达国师少时听经之处也，此乃县中一大丛林古刹也。悟达生于剑南西川眉州洪雅县易俗乡义恭坝太清里，幼而颖悟，与释氏有不解之缘……。”此碑是研究悟达生平的重要物证，他如获至宝，赶忙抄下碑文。回家查《新、旧唐书.地理志》，洪雅在唐代隶属眉州。由罗坝出土的雷大郎墓之“买地券”上记载，今之中保、罗坝、东岳、竹箐、汉王等乡，唐时均归易俗乡管辖。

1976年7月，王倣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功德圆满”回城工作，不久“四害”被除，“文化大革命”结束，砸烂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治枷锁，迎来了神州改革开放的明媚春天，他对文史的研究也由秘密转为公开，被调到罗坝任高中历史、地理教师，开始与何大瑞先生有了交往。早在60年代，王倣生就看过何大瑞购回的明嘉靖《洪雅县志》和50年代的《史学月刊》，知道何大瑞是研究洪雅历史的佼佼者，奈无机会交往。王倣生任教罗坝后，同在胜利初中任教的何大瑞相隔只有十几华里，常主动上门找何老师谈文史问题。何回家必经罗坝中学，也常进校与王攀谈，话题涉及面广泛，但主要是地方文史。王曾数次向何谈及悟达国师，为1997年编纂新《洪雅县志》收入悟达国师内容埋下伏笔。

1982年王倣生被县文管所聘请参加全县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与戴廷耀一起到中保调查文物，并去新华大队寻访《西京寺碑记》。由于农村修建机耕道，原有的乡村小路已不复存在，西京寺废墟附近铺桥的《西京寺碑记》也不知所终。后在社员何启良家附近，发现一个废弃不用的氨水池，是由几块巨大石碑拼嵌而成，其中一块石碑是御史张鹏撰文镌刻与西京寺有关的另一通碑，碑上文字清晰可见：“余退居林下，时捧读《宋.高僧传.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后，方知桑梓之西京寺乃唐邑僧悟达国师听经处……。”王倣生抄录下碑文，鉴于当时条件所限，县文管所没有将碑集中保存，到90年代被农民拿去作了修厕所的材料。

俗话说：“盛世修志”，鉴于社会动荡等多种原因，洪雅自清光绪十年（1884年）后未续修过县志，在改革开放的1981年，县政府成立了“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着手筹备编纂新《洪雅县志》工作。熟悉洪雅地方史的何大瑞先生担任“县志编辑部”执行总编，王倣生提供的悟达国师资料引起他的重视。1982年，“县志编辑部” 多次派人向王倣生查问悟达情况，他无私提供了所有资料，说明悟达国师的伟大。“县志编辑部”派人去新都宝光寺等地考察，证实王倣生所言非虚，在1997年8月出版的新《洪雅县志.第三十编.人物传略》中，“悟达”名列榜首。鉴于编纂新《洪雅县志》时经费和条件的限制，对悟达国师的事迹未能深入调查研究，所以在新《洪雅县志》中对悟达仅作泛泛介绍，未能肯定其振兴晚唐佛教的历史功绩，对他促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和他在海内外佛教界的崇高地位也未提及。王倣生先生对发掘悟达国师史料贡献重大，而何大瑞先生对悟达国师记入《洪雅县志》功不可没。

新《洪雅县志》只印了1500册，发行范围很窄，能见识其内容的洪雅人不多。因此，悟达国师的事迹虽载入新《洪雅县志》，却仍不为家乡百姓知晓。在发掘历史积淀、人文底蕴，促进经济发展的21世纪，新都宝光寺、彭州丹景山三昧水，利用悟达国师事迹开拓旅游事业，招揽中外游客，获得较好经济效益之时，洪雅却白白闲置和浪费了悟达国师家乡这一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实在可惜！

笔者2000年初由广东湛江南海油田基地退休后，过起候鸟生涯，每年清明前后从湛江到洪雅避暑，12月四川天寒地冻后，由洪雅返湛江过冬。查阅历史典籍，翻看文献资料，访问乡贤野老，再写点有关家乡人文历史的文章，成了我退休后的唯一嗜好。研究洪雅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我晚年的事业，一则可打发退休后的漫长岁月，二则可为《洪雅县志》补缺，在有生之年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

我在洪雅有幸结识了李世宗、李克勤、何大瑞、贾四行、柳惠深、柳惠均、邓光蓉、王文君、王倣生等文化人士，及后起之秀鲜继新、詹跃等朋友，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促进了我的研究工作。

大约在2004年秋，我看了新《洪雅县志》关于悟达国师的资料后，就不明之处求教于王倣生和詹跃，他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促使我对悟达国师研究的深入。2005年春，游览洪雅城北慈云寺（古称月珠寺）时，我将唐代高僧悟达国师是洪雅人的信息告诉了洪雅县佛教协会会长、慈云寺住持圣明师太，引起她的高度重视。我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悟达资料后，县文体局为我提供车辆，2005年夏天由县文管所长鲜继新陪同，采访了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和宝光寺，秋天又访问彭州市文管所，参观了丹景山三昧水悟达国师遗迹，得到一批宝贵的文字和影相资料，12月初写成《悟达国师传》和《悟达国师考异》两篇论文，并将复印件给圣明师太和中保镇政府。12月中旬，我由四川回湛江途经成都时，专程去悟达少年时讲经的大慈寺搜集资料。

圣明师太早就知道悟达国师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却不知他是洪雅人，阅读了《悟达国师传》和《悟达国师考异》后，她立下宏愿，有生之年要在慈云寺修建“悟达堂”和“悟达国师纪念馆”，在悟达国师家乡发扬光大《慈悲三昧水忏》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2006年春，她请洪雅知名女画家邓光蓉，以新都宝光寺罗汉堂悟达国师塑像为依据，着手创作“悟达国师画像”，并请我撰写“悟达国师简介”，计划作为“悟达堂”供奉的圣像。夏天，我利用去西安旅游的机会，到有关寺庙寻访悟达国师遗迹。当年秋天，在洪雅县召开的第八届政协委员会，接受了释圣明等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在慈云寺尽快建立“悟达堂”和筹建“悟达国师纪念馆”》的提案，洪雅把开发利用悟达国师这一宝贵历史文化资源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1月28日慈云寺举行了盛大仪式，恭迎“悟达国师圣像”供奉“悟达堂”中，悟达国师的名字开始在洪雅民间传颂。

2007年春，圣明师太通过洪雅籍作家、影视作品制作人王文君先生与广汉三星堆旅游艺术品公司取得联系，委托该公司以邓光蓉画的“悟达国师像”为蓝图，铸造悟达国师铜像，作为慈云寺镇寺之宝。与此同时，我同王倣生、詹跃等人对悟达国师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中。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詹跃不惜长途跋涉，去武汉千年古刹归元寺寻访纪念悟达的遗迹。通过进一步查阅典籍和资料，终于弄清了悟达身世中的诸多疑点，如他儿时听经的宁夷寺在何地？他十一岁剃度后学习经典的四安寺在何方？他在成都大慈寺讲经时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他受具足戒的净众寺遗址在何处？他对中外佛学交流有何贡献？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如何？他在佛教界声望如此巨大，为何在家乡却鲜为人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悟达国师的伟大，也越来越感到发掘悟达国师历史文化资源，对促进洪雅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经过同王倣生、詹跃协商，将我们各自掌握的资料全部拿出，汇集于《照耀晚唐佛教的明灯──悟达国师》论文中，作为我们的共同研究成果。

2007年夏，慈云寺上山公路修通，为恭迎悟达国师铜像创造了条件。经过各方面协调，慈云寺决定10月26日（农历九月十六）举行盛大仪式，迎接供奉悟达国师铜像，并邀请县、市领导参加庆典。消息被在日本佛学界讲学的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王倣生的胞弟王益鸣先生得知后，告诉了日本佛学界高层人士，引起轰动效应。日本大德高僧和佛学专家静慈圆、福田亮成、吉原浩人教授等人给眉山市委统战部、市府宗教局和洪雅县委统战部、县府宗教局及慈云寺（月珠寺）发来贺信或贺电。静慈圆先生表示，2008年3月他要率领日本佛教界高层代表团来洪雅慈云寺朝拜悟达国师，并为悟达国师铜像进行开光大典。王益鸣博士也传来信息，2008年底他将率领日本早稻田、美国哥伦比亚等国际知名大学研究佛学的专家、学者来洪雅观光旅游。为了加速“悟达堂”和“悟达国师纪念馆”的兴建，11月上旬县佛协发帖，聘请县收藏协会会长张德安、副会长王倣生、资深记者段传琛、民俗作家李世宗、李成忠、书法家柳惠均、柳惠深、画家邓光蓉、江舫涛、尹道新、影视作品制作人王文君、地方文史爱好者吴灵光、詹跃等人为慈云寺顾问，并于11月20—21日组织部分顾问去成都大慈寺、新都宝光寺、彭州丹景山三昧禅林考察悟达国师遗迹，确定“悟达国师纪念馆”收藏展览内容。为了揭开悟达国师一千多年来不被家乡父老知晓的谜团，我再次查阅文献资料，写成《悟达国师编年史》和《悟达国师年表》。

综观悟达国师的人生轨迹，他在洪雅只生活了10年，11岁由法泰禅师剃度为僧获知玄法号，即随师到唐兴县（即今四川蓬溪县）四安寺学习佛经，“出家即无家”，从此未回过家乡洪雅。他在蓬溪、成都、新都呆了10年；在长安生活了25年；在湖南、广西等地游历1年；在彭州整整生活了27年，最后圆寂在彭州丹景山。悟达事迹记载于佛教典籍，一致称他是“彭州释知玄”，使世人误认为他是彭州人，而不知他是洪雅人。从《西京寺碑记》可知，洪雅人明代御史张鹏读过《宋.高僧传.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知道悟达是洪雅人，而且明确指出他是洪雅县易俗乡义恭坝人。这通碑应当是明朝正德六至十五年间（1511—1520年）张鹏辞职回乡期间撰刻的，其子张可述当时尚未出生。嘉靖三年（1524年）张鹏病故于福建漳州知府任所时，张可述只有一岁，不知其父写过《西京寺碑记》，对悟达之事一无所知，因此由他主编的嘉靖《洪雅县志》上，只字未提悟达国师。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洪雅县志》，和光绪年间编纂的《洪雅续志》，对清朝以前的历史，都沿袭嘉靖《洪雅县志》的说法，故而对悟达国师只字未提，造成其事迹在家乡被湮没一千多年的憾事，直到政通人和的21世纪才被发掘。

来至东瀛的信息，证实了悟达国师在国际佛教界地位崇高绝非虚妄，也说明洪雅利用悟达国师家乡的特殊人文底蕴开拓旅游大有可为。日本来的消息，引起市、县、镇三级领导的重视，加速了慈云寺“悟达堂”和“悟达国师纪念馆”的兴建工作。2007年12月，洪雅县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慈云寺建设问题，批准划拨土地给慈云寺，修建“悟达堂”和“悟达国师纪念馆”，为2008年迎接国际友人的来访作好准备。中保镇政府也在12月18日召开了“悟达国师学术研讨会”， 未雨绸缪在全镇宣传悟达国师事迹，为在其出生地义恭坝发掘悟达旅游资源铺路搭桥。

在家乡被湮没了一千多年的悟达国师史料终于被发掘利用了，对促进洪雅旅游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要将深厚的人文底蕴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尚有许多实际问题要解决，如果没有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没有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放眼未来，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笔者相信“得道多助”，不管前面的道路多么艰险，将洪雅慈云寺建成纪念悟达国师的道场、吸引国内外游客观光旅游胜地的宏伟计划，一定会得到海内外佛教界朋友的支持，由理想变为现实。

（2008年1月22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