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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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厚的渊源。世界早已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就在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中国，文明的肇始，文化的发生也同样与江河缠绕在一起。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录了我们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实际上，在此之前，先人“择水而居”的历史还很长，故事也很多。从20世纪以来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量成果中，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先人“择水而居”的久远历史。周人先祖“择水而居”的杜水、邠水、渭水，只是黄河中上游的几个支流。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创造文化，推进文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也便在悠悠岁月中渐渐形成。

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黄河文化
　　根据20世纪初以来九十多年时间里田野考古发现，黄河文化的形成主要与以下四个古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把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作出四种类型的划分，是因为这些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生人居住的房屋或者死人墓葬的格式布局，还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铸瓦器的形制、纹饰等，既富有黄河文化色彩，又各具一定特点。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伸与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古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已经趋于成熟。与青铜文化俱来的，不仅是祭祀或日用的青铜器具，还有铭刻在这些青铜器之上的精美文字，标志着黄河文化理念的青铜器形状特点、饰品图像等，以及使用这些青铜器的礼制规范等。作为黄河文化图腾形象标志的“龙”，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着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与青铜器产生与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变。《易经》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夏代的《易经》又称《连山》，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山的崇拜。商代的《易经》又称《归藏》，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对土地的崇拜。周代的《易经》又称《周易》，以代表天的“乾”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表达了这一时期先人从对土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在这一卦的爻辞中，作者以“龙”为喻，阐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一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志，并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顺其自然、开拓进取的长江文化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也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最近二十年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不断发掘面世，彻底改变了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古文化底气不足的观点。四川广汉地区“三星堆”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上千件青铜器，不仅证实了长江文化的悠久历史，也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标志特征。从文化特征上看，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是以鸟为主体的图腾文化。“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片鸟的文化氛围。“三星堆”中的青铜人面像的眼睛，均为细长而上翘，而与黄河文化中的人像眼睛呈圆状的情形不同。“三星堆”青铜人眼的造型取材于“凤目”，正是长江文化以鸟为主要崇拜物的必然选择。
　　如果把“三星堆”作为巴蜀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长江文化还有两大重镇：楚文化与吴越文化。楚文化以屈家岭文化为历史背景，吴越文化则以青莲岗、良渚等古文化为历史背景。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是长江文化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的三大代表，而以楚文化为轴心。
　　楚文化能成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与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分不开。翻开战国时期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楚国的地域面积几乎与中原地区的齐、鲁、韩、魏、赵、宋等诸侯国加在一起的面积相等。中原地区国家，都是周天子分封赏与的土地，楚国则是楚人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楚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为长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吴越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青莲岗、河姆渡、良渚等古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来自于移民群体的自身素质。吴越东临大海，长江三角洲大片土地为冲积沙地。从荆楚一带沿着长江一路迁徙过来开垦沙地的民众，天生具有吃苦耐劳的开拓精神。吴国的开创者吴泰伯，自愿放弃父辈祖业，率领部属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三角洲，与来自荆楚之地的民众一起，筚路蓝缕，开创基业。
　　吴越人与巴蜀人一样崇拜鸟。考古工作者从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理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庄子的逍遥思想，源自于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聃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行为做事，都要遵循自然法则。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互渗透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虽属两种各有特点的文化系统，但是这两种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早在新石器时期，属于黄河文化主流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向南伸延，与长江文化系统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延，相互交错，在淮河上游地区形成了三种古文化并存的局面。龙山文化不仅东延至黄河下游，而且南伸至长江下游地区，与青莲岗文化交错共存。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南伸至江苏北部，与青莲岗文化在淮河下游汇聚。到了青铜器时期，南、北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流与渗透更加广泛与深入，尤其是吴越地区，不仅笑纳楚文化的影响，而且大胆接纳、引进黄河文化系统的贤能之士。来自黄河上游的泰伯，自然也带来了黄河文化，在吴地不但受到了欢迎，而且成为吴国的领袖。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受到了吴王的重用，他改革图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也受到了吴王的重视。
　　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庄子》一书中，有两处讲述了同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其中，“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长江文化的代表则认为，还有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就是“相忘于江湖”。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会忘掉“仁义”。老聃、庄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完全按照自然规律构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而无需“仁义”关怀的社会。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封建统治者选择黄河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与他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长江文化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的发展历程。
　　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并不意味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重心转移，开拓、创新、进取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仍然要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我们主张核心价值二元论，开拓、创新、进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和平、和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只是主次易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必然表达。(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