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与历史中寻找跨文化秩序

源自：《世界哲学》  : 乐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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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汀阳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陈述：“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世界”。从这个前提出发，通过借用霍布斯关于混沌的观念来刻画这个主要是由于西方这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而造成的“非世界”，赵汀阳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双重的挑战：第一，通过对“帝国”以及其他(从哲学、历史上来说的)相关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用西方哲学自己的语言对西方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和概念提出了质疑;第二，认为我们现在事实上正处于人类之大写的历史的开端处，而我们当今的任务，就是发明出一个尚未到来的、真实的、实在的世界秩序。
　　同时，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选择了“天下”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看成一种世界秩序的模式。于是，就出现了第三个挑战：如何去协调不同的知识、历史以及相关的“语言(和概念)游戏”模式，如何去对待这些不同的模式？
　　对于我们“西方”这一边来说，这个关于相对时间和相对历史的问题，实际上就等同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能否脱离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
　　按照选择了帝国概念作为讨论主题的赵汀阳等人对这一进路所做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条新的道路，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事实上，这一关于历史的哲学进路，作为这一争论的产物，作为一种必然的后果，也是对西方的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经验(或现象)提出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三百年前，莱布尼茨在其《来自中国的新消息》中写道：“中华帝国，这个从幅员上可以与整个文明欧洲相提并论，而且在人口数量上甚至超出的文明，在很多其他方面也可以与我们平起平坐，甚至在这种相互比较中，这种文明会成为胜利者。”
　　在莱布尼茨的眼中，欧洲人在“沉思和思辨”方面为胜，而且这主要是指数学以及“对形式，特别是与质料相分离的形式进行思辨”的艺术。而中国“却无疑拥有最好的实践哲学，我指的是与生活有关、与有死者相关的伦理规则和政治规则”。“对于那些在中国统治着一切的规则，它们的美怎么说都不过分。与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种律法所能达到的相比，这种美已经达到了最高点;这些规则的目的，就是让公共生活以及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保持在一种平和的状态中，从而使得人民相互之间的伤害降低到最少。”
　　莱布尼茨反复地强调着对于欧洲人而言睁开双眼、吸收关于中国人的政治经验和知识的急迫性;而三百年后，我们仍然需要正视同样的挑战。
　　而赵汀阳之选择“帝国”这个概念来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恰恰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种挑战的存在，同时也清楚地向我们强调出这种挑战的重要性。这一挑战表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其他的、有别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产生出了不同的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自身同时又就是激活历史的不同方法，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它们对应着“不同层面上的历史性的时间性”。
　　第二，存在着另外一种对西方模式进行分析的方法(就本文而言，这指的就是赵汀阳所开启的中国进路下的“帝国”概念)，而依照这些不同层面上的历史性意义上的时间性，这种分析将会产生出某种能够击破西方线性的、“黑格尔式的”逻辑的成果。
　　第三，既然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仍然需要“成为世界”的“非世界”，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就会发现一个契机，这个契机让我们能够去考虑不同的历史模式，以及进行某种“世界建设”的工作。
　　西方的帝国，就其内在本性而言，是目的论式的：它朝向某种终极目标，并通过这一终极目标而获得意义。与此相反，中国的天下愿景，按照赵汀阳的描述，却是某种沉思性的、关于当下世界的愿景，而这种关于当下世界的愿景，对于那种存在于其自身的无限多样性之中的“总体”而言，是开放的：它使得当下时间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成为了某种新的、事实上是无限的东西。我们需要这种对于线性时间的中断，而中国关于天下的“愿景”，则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关于时间和历史的进路。
　　赵汀阳对于帝国概念的分析工作已经向我们表明，西方对于帝国这个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概念的实现，不仅仅是对文化间差异的摧毁，而且总的说来也无法承担起那种从政治上或者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建构起一个真正的世界的任务。通过对中国的天下概念进行“浓描式”的分析，通过把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现实的历史经验提供出来，赵汀阳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备的、属于人类学范式的提问方式。事实上，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保存这种差异”;而且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建设一个全球性的世界这样一个无可避免的进程中，如何能够将差异结合在一起？
　　由赵汀阳等人所开启的关于“帝国”对“天下”的争论，事实上可以起到一种新力学的作用，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一种进路中，我们应该把那种由于过去三百年来西方所占据的一种宰制性的地位而在政治科学中所产生的某种非对称性(选自在对政治模式进行认知和认可时的非对称性考虑在内：这种非对称性认为，在通达普适性的道路上，西方的模式和理论具有某种特优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改变这种思维模式，修正这种非对称的境遇，就是一项颇为紧迫的任务了。而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西方的模式而言，要对非西方的模式加以更多的注意。
　　(选自《世界哲学》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