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

周恩来慧眼识珠，把邓小平选作他的接班人，为邓小平的复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奠定了基础，为振兴中华民族推选出另一位历史伟人，这周恩来的又一伟大历史功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6.3  周恩来的两大错误

    6.3.1   错杀袁文才、王佐二人有责

1932年2月，彭德怀轻信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的一面之词，告袁文才、王佐叛变，派出红五军的两个连，赶到永新县包围袁、王的军队，将其杀害，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袁、王二人的部下及王佐的弟弟王云龙等人反水，投靠国民党，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无家可归。后来红军多次反攻未果，毛泽东不得到瑞金地区，重新创建革命根据地。致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江西省解放后，井冈山才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尽管直接派兵杀死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是彭德怀，而不是周恩来。但当时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苏区的工作，他还任军事部部长，这么重要要的红军高级干部被杀，他不知道？二是，是他把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议案》，带到中央苏区并贯彻执行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宣布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认为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彭德怀算是执行中共笫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因此杀害井冈山革命功臣，并未受到追究和处罚。而毛泽东当时已经失去领导权，也不在井冈山，但多年一直为错杀袁、王二人难以释怀，认为彭错杀了袁、王二人，他们是革命功臣。1965年毛泽东重访井冈山，专程去看望袁文才和王佐的妻子，亲切地称她俩为嫂子。这导致那么重要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落入敌手，整整十七年后的49年，江西全省解放，井冈山才重回到人民手中。这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所以袁、王二人被杀，周恩来是有责任的，难辞其究。

6.3.2  不该把江青聘为毛泽东的正式秘书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很多老同志很担心，认为江青不适合做毛泽东妻子，但又无法阻止毛泽东娶江青，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约法三章”(版本很多，的内容也互有出入，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笔记本上记录可靠性较大)

1 ，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2， 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

3， 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1953年秋，中央军委一次会议上， 选任毛泽东的秘书是陈伯达、胡乔木、

田家英、叶子龙等四人。但周恩来违背毛、江结婚时的“约法三章”，主动提出让江

青正式成为毛泽东生活秘书（尽管毛泽东并不同意），经中央同意后，下发正式文件

时毛的秘书变成了5人。首次给予江青正式职务，为江青日后参政铺平道路。正是这

任命，使江青得以成为操纵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的罪魁祸首。

要是都像邓小平的妻子卓琳那样，像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那样，一直在家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也许我们国家就不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了。

6.4   人民心中的好总理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才华横溢、卓著功勋；他崇高品德、光辉形像，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为人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以” 的崇高品德，和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敬重，他是“人民的好总理”。

1976年1月11日，整个北京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中，数十万人民众在十里长街为总理送行。尽管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但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泪流满面，他们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

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他走了，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人民。

     人民永远爱戴他，永远怀念他，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第七章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

      7.1  邓小平生平简介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1997年2月19日逝世。

7.2  邓小平辉煌的革命生涯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打下半壁江山。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极积主张和领导为建国以来，受极左思想影响而受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彻底推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并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中国未来发展指出明确的方向。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于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功平息了89年的政治动乱，保证国家的安稳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示范作用。

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解决了困绕人们有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使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7.3   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7.3.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夏，邓小平带领左、右江起义的红军队伍，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与朱毛红军汇合，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就是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后改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7.3.2   抗日战争时期。

邓小平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29师是红四方面军在改编而成，该师在八年抗战的时期，参加大小伏击战、游击战数千起，歼敌42万余人。如：夜袭阳明堡机场，炸毁敌人飞机20多架，很大程度上增援了忻口战役。还有经典的伏击战神头岭战斗，以及七亘村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等经典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7.3.3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刘邓大军几乎解放了半个中国，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此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直到1952年离开重庆到北京赴任。

7.3.4  新中国成立后的邓小平。

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坚特别在三年困难期，62年初7000人大会后，邓小平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一起，对毛泽东头脑发热大搞力推行人民公社化造成灾难，果断地、大刀阔斧地进行纠正，取消大锅饭，解散公共食堂、实行联产承包制，有的地方还搞起包产到户，农民极积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仅过了半年即在62年下半年，粮食危机就大大缓解了，到1963年就走出了困境。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他们功不可殁。可毛泽东却认为，刘、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有后来毛泽东领导的“四请”和“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说。

7.3.5  坚决实施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做了几件别人不敢作也做不了的大事。

首先，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作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肯定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这稳定了对崇拜毛泽东，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极深的那一部份人情绪，孤立了四人帮的追随者，减少了拨乱反正的阻力。但这样作，对在文革刚刚结束，深受其害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中十年的荒唐行为，余恨未消的情况下，对毛泽东作这样的评价也是要有勇气和胆量的。

其次，又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迅速、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各级干部群众纠错、评反、昭雪。为从五十年代起，受到极左思想影响，被打成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而受到迫害、牵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评反、纠错，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得解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特别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对被迫害的干部平反的环境下，特别是对刘少奇、彭德怀平反，展现出邓小平伟大的胆略、气魄和无所畏惧的人格魅力。

其三，在国家经济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让数千万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午，从内心深处感谢邓小平。除了邓小平敢这样外，没有谁敢在风口浪尖上这样做，这也突显邓小平的伟大胆略和气魄。

其四、带头彻底打破终身制，建立领导人正常、平稳的退休和交接班制度。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是父传子，家天下，帝王掌权至死，王公贵胄可世代传承。这一陋习严重阻碍社会公平，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毛泽东不也是一直担心大权旁落，掀起文化大革命，直至辞世吗！党内各级干部，也都不愿意放权退休。邓小平高瞻远瞩，清楚地认识到终身制的危害，也十分清楚，必须从体制上彻底解决，才能打破这一陋习；只有从最有权威，最高领导人自己带头做起，才能服众，才有说服力。这也是他为什么自已不任总书记，也不任党主席，让更年轻的同志担任这一最高职务的原因。而且还带头退居二线，为所有的老干部做榜样，同时为了安抚那些，为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老同志，专门成立顾问委员会，默默地在后台为新领导班子保驾护航。待老同志们适应退休后，又解散顾问委员会，以便放手新的领导班子工作，即扶上马后，再送上一程。真可谓殚精竭滤、用心良苦。

表面看来，事情不大，但对稳定老干部的情绪，稳定政局，功不可殁，这也展示邓小平，治国理政的高操技术。正是这样，才保证了我们国家不仅顺利、平稳完成政权交接，还成功渡过了，八九年国内的巨大政治风波；闯过了九十年代初的东欧、苏联的巨变的影响；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和制裁。只有邓小平才有这本事和魄力，指导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胜利前行，也才有今天中国的崛起和辉煌。

其五，坚持实事求是，彻底清除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

清除四人帮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几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这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主张。再一种选择就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可是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十年树立起来对神的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当时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忠诚，要想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提出:“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汪东兴把这个观点写入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至此形成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维护过去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了新的个人崇拜。

在当时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支持继续批判“右倾翻案风”，“可以点邓小平的名”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竞没有让会议简报刊登这个发言。邓小平出来工作都成了间题。

后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一大批老同志的强烈要求下、邓小平才得以复出，并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当全党意识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错误后，在党内掀起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当时仍然让人惊心动魄、胆颤心惊。当光明日报收到胡福明的稿件后，委托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对文章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确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经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推出了这篇酝酿了九个月的文章。文章一发表，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

这篇文章是用一种理论的形态来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全文播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引起了提出和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文章政治上是反动了，理论上是荒谬的。

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看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背后的潜台词，盛怒之下，决定制止。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还清晰地记得，一位中央负责人点名批评了胡耀帮，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是“砍旗丢刀”。所谓“砍旗就是砍掉毛泽东的旗帜，丢刀就是把可以置敌人于死命的刀子给丢了。”   

邓小平后来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开始新的任务，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们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体制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地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它阐述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它是新时代的呐喊，新征程的号角，它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与此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在宣布了十项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是错误的；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并宣布从撤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设立的中央专案组。

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指出，纠正冤假错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团结的需要，更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的需要。

“你不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你不把它纠正过来，人心不顺，你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最终明确了三个转变，就是邓小平后来说的：从两个凡是转变为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和固守成规转到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一次伟大转折。

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重大实饯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走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7.3.6  绘制改革开放蓝图

在文化大革的十年浩劫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造反有理”、“怀疑一切”口号的鼓噪下，全国上下揪斗走资派，抓牛鬼蛇神，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在政治上把国家搞得一团糟，造成社会撕裂、思想混乱。在经济上工厂生产效率低下，甚致大部份工厂停产闹革命，人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无法满足；农民生产没积极性，居民口粮无法保障。国家只得发票证，粮票、肉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要凭票购买……整个国家国库空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中国向何处去？”全国人民在思考的问题，也考验着治理国家的，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只有打破原有框框的束缚，从根本上进行变革，国家发展才有希望。

为此，巳经古稀之年的邓小平，于1978年10月22日赴日本考查，紧接着又风尘仆仆地，于11月12日出访新加坡，问政李光耀，苦苦探寻着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这时，聪明而睿智的邓小平，从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工作经验，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中；从在下放江西劳动，对国家命运的苦苦思索，到四人帮倒台复出后，国家政治、经济现状；以及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使他十分警醒地发现：中国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走改革、开放的路。如果再搞阶级斗争，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就将亡党亡国。此时的邓小平，对中国向何处去？他已了然于胸了。所以在从新加坡回国后，即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上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就是邓小平的又一伟大的历史贡献。也可以用薄一波对邓的评价，“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能准确反映邓小平对中国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开创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道路。

    7.3.7  伟大的创举—一国两制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7.3.8  震聋发聩的南巡讲话

加之党内负责人的错误言行，使中国政局，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局面，中国又一次到危急关头。最终还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批革命家的主导下，党中央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加以平息。但这场风波，在国际、国内均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损失，还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大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

这场政治风波，代价沉重，教训深刻！几乎在同一时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我国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使改革开放的进程受阻，经济遭受巨大损失。1988年我国经济增速还为11.2%，而89年则降到4.1%，90年降到3.8%。厚重的乌云，笼罩在沉闷的中国大地之上，改革开放，甚致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巧妙地借到南方巡视的时机，发表令人震聋发聩的南巡讲话，再次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前进方向。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阐明改革开放中，困挠人们的几个核心问题：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

2. 姓资还是姓社。关键“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就是， 判别社会主义的标准，并明确肯定“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 。

3. 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邓小平用简洁的语言，说清楚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4. 邓小平还明确告诫大家，要坚决走改革开放的路，不走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坚定大胆地对外开放。要求并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一股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全国出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像，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既要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又要排除“右”的干挠中，艰难前行，这就是邓小平指引中国健康发展的伟业中，做出的又一伟大的贡献。

   

7.3.9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一生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论述，成为指导中国前进的指路明灯和行动指南。所以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文选》为邓小平著作、讲话选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已出版3卷。它将邓小平理论完整的，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它熠熠光晖、照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意义重大而深远。

    7.4   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雪莉. 麦克莱恩采访时，谈起他三起三落的经历，曾风趣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奥林匹克奖，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确实能像他那样，三起三落还能东山再起，走向权力顶峰，执掌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党、政、军大权，带领全国人民走改革、开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短短的40多年间，使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这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让邓小平能做到这点，除了他的聪明才智、领导能力外，还有一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他拥有特殊的人格魅力，但凡与他接触或一起共事的人，都十分尊重、敬佩、信赖他，成为他的拥趸和支持者。所以，他在党、政、军的开国元勋和高级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被他的支持者和人民群众，推向历史午台中心。

他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