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可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其实，林彪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连续四次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心里有个小九九：是毛泽东坚持不当国家主席，如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自然而然就落到他头上。可毛泽东早已把他这意图看穿，也不愿意重蹈毛、刘关系的覆辙，所以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一职。林彪这一说不出口的阴谋，彻底惹怒毛泽东，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然而在8月23日开始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勃勃，向党中央发起挑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毛泽东资深政治秘书陈伯达主动靠近林彪、叶群，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会上林彪支持叶群与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采取一致行动，对“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展开围攻，得到了汪东兴等人的响应，汪东兴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汪因此作过多次检讨) 。因汪东兴一直被认为是最得毛泽东信任的党内人物，汪东兴积极、坚决的表态，使会议形成一边倒的态势，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面的主要支持者江青、康生成为众矢之的，抵挡不住林彪一伙人的攻势。江青等人8月25日来到毛泽东住处，痛哭流涕，揭发了林彪集团，阴谋设立国家主席，对抗毛泽东的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想抢班夺权，毛泽东十分气愤。

毛泽东当即决定各个击破，先拿陈伯达开刀。毛泽东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及林彪的五员大将──黄、吴、叶、李、邱。会议的进程出现逆转，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与“四大将”等被要求检讨。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他称之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三板斧”方法，对林彪集团穷追猛打。所谓“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及“四员大将”不放。所谓“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对被认为是林彪集团主要力量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1970年11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权限极大，实际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种形式。中央组织宣传组以康生为组长，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庐山会议后，康生一直称病不出，权力遂归江青等的手上。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毛泽东认为是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这些措施后来被认为是“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

在这场斗争中，获益最大的是江青及其同伙。会前，林彪、江青两大集团间为争夺权力，已明争暗斗不断。会上，江青集团告了林彪集团的状，算是“立了功”。会后，在林彪集团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趁机得到了扩张。

林彪的地位出了问题，林彪紧张，江青高兴，毛泽东忧心。

这不是说书，也不是演义，这是动乱时期中国政坛的真实状况。

会开完了，下了庐山，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5.2.4.6  林彪殒落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热化。自1970年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两派矛盾公开化之后，两个政治集团已经摊牌。

当时被视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林彪，林彪的妻子、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林彪的儿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其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常被称为“四大将”，都是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为组长，这4人与叶群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让汪东兴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怕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汪东兴在华北组也曾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他也要检讨自己错误，接受批评、受教育。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给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打招呼，防止地方上一些人继续跟着林彪走，使党发生分裂。决定亲自到南方巡视，给各地负责人讲九届二中全会问题的实质，使大家心中有数。

1971年8月15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地区巡视

1971年8月16日到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同湖北省党政领导人谈话

1971年8月28日到达湖南省长沙市。在长沙，毛泽东同华国锋等湖南省党政领导人谈话。

1971年8月31日到达江西省南昌市。在南昌，毛泽东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其间，毛泽东获省悉林立果"联合舰队"的死党成员周宇驰的异动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到达浙江省杭州市。到杭州后，毛泽东感到情况有些异常。一是对他的警卫工作，按惯例是地方管的，而这次却由驻防杭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直接指挥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二是空五军加派了部分服务人员到毛泽东专列。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暗杀毛泽东。

1971年9月7日，毛泽东专列个别服务人员，将陈励耘布置的监视任务报告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立即警觉起来，已经预感到危险将至。

…….

于是马上决定改变行程，从杭州直接回北京。途经上海连车都没下，仅在9月11日上午，在专车上接见一下许世友、王洪文，便匆匆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林彪认为自己没有错，一伙人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因林彪知道，在“文革”中，多少人被他冤枉，多少人为其所害，多少人被关、被押、被打、被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残、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团所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就曾以最残酷最暴虐而恶名昭著。林彪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把林彪逼到走头无路的绝境。林彪也知道被毛泽东抛弃的悲惨结局，所以挺而走险，先法制人，要置毛泽东于死地。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林立果组建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主席；二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苏联、争取苏联支持，借机反攻倒算。

正是毛泽东果断改变行程，打乱了林彪一伙企图在毛泽东巡视南方的时候，暗杀毛泽东的阴谋。后因泄秘、事败，林彪决定调动飞机出逃。

1971年9月12日晚，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从北戴河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 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曾多次劝告并想方设法阻止飞机起飞，但未能成功。

1971年9月13日0点23分，在山海关机场256号三叉戟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

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

1971年9月13日2点2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了约118分钟时，坠毁在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东经111°15′、北纬47°42′)，机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3名机械师共9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至此，毛泽东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客死异国它乡。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林彪飞机起飞，要不要打下来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5.4.3  昙花一现王洪文

毛泽东选中的第三个接班人是上海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衰，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那么毛泽东怎样认识王洪文的呢？1967年7月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另一个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因为张春桥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让电视台故意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在电视上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还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召见王洪文时，通过讯问毛泽东知道王的基本情况：王是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在二十七军，军长是尤太忠，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现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昕后满意地告诫王洪文，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又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要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十分着急。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在九大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在这次会上，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本人也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到北京后，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成了真正的接班人。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可见毛泽东是十分器重、有意栽培王洪文，他也用各种方式提醒他，小心谨慎、努力学习、潜心工作、不可忘形。例如毛泽东推荐他读《后汉书》中《刘盆子传》。刘盆子是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毛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才当上皇帝。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毛要他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

可是王洪文后来有酒必喝，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忘记了主席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主席的培养。特别是王洪文和江青等人搅合一起结成"四人帮"后，使毛泽东倍感失望。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告诫他，“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1974年10月，"四人帮"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落了王洪文。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

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至此王洪文已经淡出毛泽东的视线，他选择的第三位接班人被淘汰了。

王洪文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1976年9月9日在毛主席去世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被抓捕，被判刑。

5.4.4  毛泽东的第四位接班人──华国锋

5.4.4.1  华国锋生平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

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

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下，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大的历史贡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只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居家过上休闲的退休生活。

2008年8月2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4.4.2  毛泽东与华国锋

华国锋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从1949年2月到1956年都在湖南省湘潭地区任

职。

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因华国锋有丰富的从政工作经验。

早在1955年，毛主席到湖南视察时第一次接见了华国锋。当时华国锋才30出头。而看到穿着朴素，性格耿直的华国锋时，毛主席意外地对此人印象深刻，第一印象觉得这位青年同志忠厚靠谱。他确实是从基层到县、到地区，到省里，到中央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年青干部，而不是坐火箭一步登天。

其次，毛泽东欣尝华国锋为人厚道，办事公正。

而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眼光十分正确。没过几年，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再次接见华国锋，并且让他汇报当地的农业工作时，其他人大搞浮夸风，高指标时，只有华国锋实话实说，并且表示:“田瘦了，牛又瘦了，人也瘦了，但产量不高。”当听到华国锋一五一十的报告以后，毛主席露出了意味深长且默许的表情。在浮夸风严重，而又艰难的日子里，作为湖南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如此客观汇报当前现状，确实难能可贵。

第三，谦虚谨慎，堪当大任。

华国锋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但做人却十分低调，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丝浮躁的气息，而是做起事来有板有眼十分稳重。后来在升迁的过程中，华国锋也从不摆架子，每当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时，华国锋也能虚心倾听、接受。

正是因为华国锋这三个独一无二的优点，所以毛主席对他的期待很大。那些年里，他的多项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赞同，受到毛泽东关注、培养和提携。然而，即便有这样一层特殊的光环在身上，华国锋也始终谦虚低调，从来不仗着自己有毛主席青睐而四处张扬。这种谦虚为怀的精神，也受到大家的尊敬。

所以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

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夸赞的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被授以重托。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陪同，在中南海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为华国锋在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三话， 这也成为毛泽东百年以后，华国锋正式成为他的接班人的，最强有力的可靠证据。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5.4.4.3  华国锋的功与过

华国锋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粉碎“四人帮”并结束十年文革动乱。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就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早在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中央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江青等人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针对江青等人妄图组阁的阴谋活动，再次警告来长沙毛泽东住处“告状”的王洪文：“江青有野心”，“‘四人帮’不要搞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1976年毛泽东去逝时，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险恶。国际上中国东南部有美国围堵与封锁；北方有苏联的大军压境、虎视耽耽；西南部边境有越南、印度的挑衅。国内四人帮猖獗、极左思潮汹涌，国内经济又因十年动乱、唐山大地震的灾难，而处于崩溃边缘。毛泽东的逝世，真是祸不单行，使我国内忧外患，处境十分艰难。尤其是以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为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四人帮，兴风作浪，欲趁机夺取国家党政大权。江青想方设法要掌握毛泽东处保存的文件和材料。“四人帮”还监视华国锋的行动。王洪文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有的人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

“四人帮”为了给上台制造舆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在报刊占据主要版面，反复宣传，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人。

在此后，“四人帮”阴谋篡权的活动更加露骨。10月1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要大家警惕：“还会有人要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翻案”，并说：“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10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市平谷县讲话时声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总计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妄图使上海成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据地。

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

华国锋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切，必须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也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然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谈到：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华国锋还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了此事。此后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全国人民兴高彩列，载歌载舞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华国锋的第二大功绩是：粉碎四人帮后，迅速稳定国内局事，实现平稳过渡，把党、政、军大权交给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

当然，华国锋也是有错的：

其一，是坚恃两个凡是。

华国锋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最后一个接班人。所以、华国锋对毛泽东是信赖的、尊敬的、甚致是崇拜的。可以说华国锋对毛泽东是绝对忠诚的，华国锋每年的12月26日、9月9日，在主席生日和去世的忌日，都要去纪念堂去拜谒他老人家，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过。因此，在粉碎四人帮掌权后，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顺理成章、极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