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独特地域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的思考

⊙况红玲 王瑜 刘婧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它包括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及当代中国各民族所创造的各种地域文化。在各种地域文化中，往往又分为若干更小的分支地域文化，而分支地域文化内往往还可分为更小的局部性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或为承袭关系、或为平行发展关系，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或为区域性差异、或为独特文化差异，使地域文化在体系结构上形成一种极为复杂而庞大的树枝状体系（可称为“地域文化谱系树”）。在旅游业发展中，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形成的旅游吸引力，使得文化旅游魅力无限。其中，独特地域文化在文化旅游中是最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文化因素。分布于横断山区中部的康巴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历史背景，保存了大量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得康巴文化成为川滇藏大香格里拉旅游区分布最广、内涵最丰富、形态最复杂多样的地域文化，成为川滇藏大香格里拉旅游区最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组成部分，在该区域的旅游业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研究康巴文化的独特地域文化，对于在该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中保护好独特地域文化旅游资源、合理地利用资源，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与稳定，使其文化多样性和原生态同时得到有效保护并与自然生态环境长期和谐共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甘孜州是康巴文化中保存独特地域文化类型最多样、社会形态最完整的地区，甘孜州又是川滇藏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核心区，研究甘孜州康巴文化的独特地域文化及其文化生态保护，对于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意研究、制定相关的文化资源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政策措施，促进甘孜州在保护好独特地域文化旅游资源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资源发展旅游业，意义重大。

一：康巴文化的基本概念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在藏语支分布区中，由于分布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海拔高度区域的人群在历史上部落来源的差异及在形成过程中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导致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藏族在语言上出现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导致藏语支分为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区。同时，在各方言区内，又存在着若干区域性地方语言的语群，不同的方言区不仅存在地理上的水平分布差异，还因使用居民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海拔高度上的垂直分布而存在语言区的垂直分布差异。从而，在藏语支分布区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地域性语言分布差异现象。这种语言差异现象，又往往与使用人群的部落来源、形成历史、习俗风情联系在一起，故语言差异成为区分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重要标志，人们往往也就习惯于在指称地域文化区时以语言区作为其分布区文化的地域概念，简单来讲“康巴文化”也就是指藏语康方言分布区的文化。
　　在康方言分布区范围内，又分为若干语群分布区，部分语群分布区内又可分为多种地方性土语。最为突出的是甘孜州的康方言分布区，在区域性地方语群和地域文化面貌上呈现出极为复杂和多样的特征。由于历史上的部落迁徙、融合，使甘孜州境内的康方言分布区内存在一些使用其它方言的人群。使用安多语的藏族在甘孜州的牧区分布广泛，除石渠、色达二个牧区县外，在康方言分布区的高山牧场亦主要流行安多语。在康方言分布区的东部，讲康方言的藏族与讲嘉绒语的藏族在地理分布上亦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
　　康巴文化从狭义的文字字面解释，似乎应指康方言分布区由康巴藏族所创造的古今民族文化的总和。然而，诸如在甘孜州境内，讲康方言的藏族在地理分布上与本地区高山牧区使用安多方言的藏族及讲嘉绒语的藏族已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并存、共同发展的历史，在这种大杂居小聚居区域产生的康巴文化，实际上是由讲康方言、安多方言、嘉绒语的藏族共同创造的。甘孜州的康方言区讲康方言的藏族与周边邻近区域的康北草原的安多藏族、康东嘉绒藏族即使在分布上不属于大杂居小聚居，其经济、文化亦交往频繁，并导致彼此间文化逐步发生融合，在康巴、安多、嘉绒等不同文化圈相邻区域因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形成了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边缘文化融合区，这种边缘文化融合区的文化在宏观文化范畴上亦可纳入康巴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亦可视作嘉绒文化、安多文化的组成部分），故康巴文化在宏观文化范畴上除了传统的康巴地区的古今藏族文化外，实际上还包括康巴文化边缘文化融合区的其它古今人群所创造的文化，如甘孜州的康巴文化就应包括处于康巴文化边沿融合区的甘孜州东部嘉绒藏族和北部安多藏族所创造的古今文化。
　　此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讲，在康方言区的已消亡的历史文化──包括该区域的远古部落及中古时期生活在该区域的部落在成为藏族组成部分之前所创造的古文化、该区域成为藏族聚居区之后迁徙到该区域而最终融合入当地藏族中的外来其它民族部落所创造的文化，亦应属于广义康巴文化的范畴。如考古发现的该区域由西北地区南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川西岷江上游地区西进的古蜀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由北方草原地区南下的青铜时代文化、西夏灭亡后迁入该区域的党项羌人（包括西夏王族后裔）及元代因军事行动迁入该区域的蒙古人在该区域创造的历史文化、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康巴南部地区时期在该区域所创造的历史文化等等。康巴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在一定成度上还受到了汉文化影响。历史上，西汉武帝时甘孜州东部隶益州西部都尉，东汉隶益州蜀郡属国都尉。汉明帝永平14年活动于甘孜州境雅砻江流域至金沙江以东区域的白狼、磐木等“百余国”举族内附称臣，归属益州蜀郡属国都尉节制。至唐代早期，分布于甘孜州境的许多部落内附成为唐朝剑南西川道辖下的羁縻州。唐末两宋至元代，甘孜州境的各部落通过与川西汉族地区开展紧密的“茶马互市”而与内地汉族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明清以降，甘孜州境各部落则一直为四川省辖下的民族土司管辖之地。历史上，还有部分汉族因种种原因从内地迁入康巴地区并留居当地，将部分汉族文化传入，尤其是一些内地工匠将他们的技术带到所至地区，为康巴文化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这种状况至今仍在持续，尤其是诸如寺院修建等工程项目，木匠多为来自内地的汉族）。
　　因此，康巴文化从广义层面上讲，应当包括康方言及其与安多方言、嘉绒语混杂分布区以及周邻的彼此间文化融合现象显着的安多方言区和嘉绒语支区，以藏族为主体的古今各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总和。从现代行政区划的角度上考虑，康巴文化可视作是川滇青藏四省区交界地区以操康方言的藏族为主体的古今各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总和。在四川的甘孜州境内，康巴文化可视作是甘孜州以藏族为主体的古今各民族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总和。这一道理，就如同我们讲中华文化是由我国历史上及当代各民族所创造的古今文化的总和、巴蜀文化是由巴蜀地区历史上及当代各民族所创造的古今文化的总和一样，在考古学文化上确定一种文化亦是包括中心区的主体文化类型和边沿区的由主体文化与其它周边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类型。

二：甘孜州康巴文化的地域文化特征
　　甘孜州康巴文化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体系复杂、原生社会形态多样、地域性民俗差异显着、格萨尔文化和香格里拉文化典型等方面。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甘孜州的康巴文化成为类型多样的地域文化。
　　在语言体系方面，甘孜州操康方言的区域在总体上可分为北路、南路、东路、牧区4大语群，但在新龙、道孚、炉霍、丹巴、康定、雅江、九龙等县还存在多种与康方言不同的局部性地方土语──藏语称之为“绒格”、汉语俗称“地脚话”，如木雅语、鱼通语（贵琼语）、道孚语（尔龚语）、扎巴语、尔苏语、纳木义语、普米语、曲域语等。每种地脚话又可分不同的方言区，如木雅语可分东部和西部二个方言区，尔苏语可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方言区，道孚语则极为复杂，仅在道孚县境内就可分为鲜水乡方言区、上甲乡方言区、沙冲乡方言区、孔色乡方言区。各种地脚话与地脚话之间语言基本不相通，仅在本语言区使用（个别地脚话仅在本山谷内的居民中通行），操不同地脚话的康巴藏族相互间则使用康方言进行交流。其中，北路方言区的德格话因在康方言中具有代表性而被认为是康方言的标准话。这种复杂的方言语群和地脚话现象，既代表了甘孜州康巴文化语言体系结构的复杂多样性，也反映了甘孜州康巴文化区来源不同的部落群体之间存在区域性文化差异，是康巴文化拥有复杂多样的区域性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反映出康巴文化具有极强的复杂多样性。
　　在文化形态方面，甘孜州的康巴文化区是一个曾同时并存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部落联盟社会、封建土司制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的文化区。虽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上述社会形态在跨越式发展中直接通过社会变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但因历时尚短而继续保留着浓厚的原有社会形态残余，并形成多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类型。在一些局部地区，由于历史上部落来源及区域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当代文化习俗仍存在显着差异，形成文化类型上的区别。同时，在甘孜州康巴文化不同文化类型中普遍存在的格萨尔文化和著名的香格里拉文化，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较亦呈现出最为典型的特征。
　　分布于雅砻江支流鲜水河下游河谷地带、讲独特“扎巴语”的“扎巴藏族”，风俗特异（其饮食、民居、丧葬、女性头饰、木制用品皆较为独特），尤其是保存着母系社会走婚习俗（当地人称“爬房子”），所在的鲜水河峡谷段亦被世人称为“走婚大峡谷”。根据文献记载，甘孜州中部的雅砻江流域，在隋唐时期为“东女国”所在地，扎巴人的母系氏族社会遗俗堪称是该区域古代“女国”社会的活化石，也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社会形态的重要见证。
　　分布于甘孜州白玉县、巴塘县的“帕错”部落（意为父系群体或父系制氏族部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以父系为血缘纽带的父系氏族群体。大部落内部按父系血亲关系分为若干个小部落，部落首领由部落成员拥戴产生，地位与成员之间相互平等而无个人特权、不占有公有财产。帕错与帕错之间亦无高低贵贱之别，地位平等。同一帕错内部的人们皆互为兄弟姐妹，每个家庭的碉房与碉房之间相互紧靠并由暗门连为一体。帕错成员由男性组成，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由男子继承，父权在家庭中至高无上。实行严格的外婚制，男娶女嫁，女子必须嫁出本部落。婚姻形态主要为一夫一妻制，并有一妻多夫（兄弟共妻）、一夫多妻制。帕错内部流行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其中，在白玉县三岩乡盛行一种独特的儿童树葬习俗，在树林中形成了密集的儿童挂棺树葬墓地。
　　甘孜州北部的牧区使用安多方言的游牧部落，历史上一直保持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沿袭着古老的部落体系。以色达的瓦修部落为代表，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仍较为完整地保持着以父系血缘系统维系的部落联盟体系，处于一种由各骨系部落联盟的原始军事民主制部落联盟社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1960年建立各区、乡、村行政组织，才结束了二百多年的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然而，由于乡、村是以传统的血缘部落为基础设立，使得古朴原始的部落骨系社会形态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在色达游牧部落区，格萨尔文化十分兴盛， 30多座藏传佛教寺庙也全部为对格萨尔文化采取兼容态度的藏传佛教古老教派红教“宁玛派”。
　　分布在今甘孜州康定县折多山以西至道孚县以东一带的木雅藏族，其民族来源研究者多认为是古代党项羌人的后裔。木雅藏族的语言为一种不同于周边其它任何语言的独特地方语言，分为“木勒”和“木雅”两个方言区。建筑以石木结构的碉房和碉楼建筑为主，是石碉建筑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盛行“白石崇拜”，房顶流行于四角摆放白石代表各种自然神灵，在一些山路口也常以白色石堆代替嘛呢石刻堆。妇女服装传统上用自织的粗氆氇缝制百折裙，外套用带毛羊皮制作过膝的羊皮褂。妇女头饰喜用红头绳编发辫盘于头顶，红黑相间，与他处女性头饰差异明显。
　　分布于康南大道与康北大道之间今新龙县一带雅砻江河谷地区，其区域性文化古老、神秘、豪放，保存有藏彝“民族走廊”中许多古老民族部落的文化遗存和康巴藏族最古老的习俗，完整地保存了藏族最古老的苯教宗教信仰，石砌的碉房民居装饰富丽堂皇，是感受康巴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意境和神秘氛围的重要区域，并保存着浓厚的格萨尔文化氛围。
　　分布于康定、丹巴境内的嘉绒藏族，完整地保持着嘉绒文化特色。尤其是作为嘉绒文化核心地区之一的丹巴县，石碉建筑极为发达，历史上的石碉建筑曾多达3000余座，迄今仍保存有古碉300余座，各种造型的石碉应有尽有，各种功能的石碉种类齐全，是全国藏羌石碉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丹巴的嘉绒村寨石砌民居碉房，具有飘然飞升的独特建筑风格，加上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给人以“天人合一”的震撼美感。丹巴的墨尔多神山是嘉绒地区最主要的神山之一，每年农历七月初十至十五皆有盛况空前的墨尔多庙会。丹巴的嘉绒锅庄和民间舞蹈亦独树一帜，流派纷呈，极具艺术魅力。丹巴的嘉绒挑花刺绣图案丰富、色彩艳丽，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风格。独特的“顶毪衫”、对情歌婚俗，充满浪漫气息。丹巴自古出美女，有“美人谷”之誉，男子亦多高大英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一年一度的丹巴“美人节”已成为影响较广的旅游文化节会活动。
　　此外，甘孜州德格县阿须乡的岔岔自然村境内的“吉雅苏”，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所传颂的千古英雄岭？格萨尔的诞生地。作为格萨尔的故乡，甘孜州境内保存有大量的格萨尔历史遗存、传说、纪念地以及赋予了格萨尔文化传说的象形山石印迹等等。在甘孜州民间，保存有大量《格萨尔王传》文本，有着全国最众多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德格和色达，是格萨尔藏戏和格萨尔藏剧的发祥地。创刻于清代的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石刻，打破了藏族板体石刻的强烈宗教性（通常为嘛呢石刻），将反映世俗内容的《格萨尔王传》以石刻形式系统地展现于世。在一些地方，除了寺庙有关于格萨尔的壁画外，民间习俗中亦多有结合格萨尔文化的内容。
　　甘孜州南部的稻城亚丁是现代“香格里拉”文化的原生区域。“香格里拉”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境界，已成为人类所共同向往、追求的理想化文化形态。在当代，向往、追求“香格里拉”式的理想生存境界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而作为“香格里拉”文化形态原型的稻城亚丁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展示“香格里拉文化”的圣地。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原、海子、野生动物、藏寨、牧场、古寺、炊烟……，美伦美焕的亚丁，成为人们净化心灵的天堂。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藏族风情，成为深受世人追求的香格里拉梦幻之境。甘孜州的香格里拉文化是大香格里拉地区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地区。

三：关于康巴独特地域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的思考
　　甘孜州康巴文化中的独特地域文化，类型多种多样、文化面貌多姿多彩，而且文化原生态保存良好，不仅在四川、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亦是绝无仅有，是甘孜州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是甘孜州藏族群众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财富之一。然而，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甘孜州与内地信息、交通的改善，甘孜州的独特地域文化在文化生态方面日益面临重重危机。甘孜州之所以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多姿多彩的独特地域文化原生态，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因地理屏障造成的交通不便和信息相对闭塞，导致各局部区域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不频繁，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由外地区进入甘孜州康巴地区的人数总量少、频率低，故外来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对康巴地区的社会影响小。随着甘孜州与内地信息交流的频繁、交通的改善，外部文化对甘孜州的文化影响日益频繁，大量新的外来文化因素进入到康巴文化中。特别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大量州外的游人逐渐深入到康巴地区的各个角落，将形形色色的外部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方式传入康巴地区，另一方面是各地为了发展旅游经济而引入大量外来文化活动形式、模仿其它地区文化活动、改变地方文化传统以适应旅游者的某些需求，导致本土原生态文化正在加速变异、消失，严重危及本土原生态文化的生存，文化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同时，甘孜州康巴地区极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亦使得与之相互依存的地域文化极易受到破坏。因此，在甘孜州康巴地区的独特地域文化资源，并非象其它一些地区原本即将消失的民俗文化资源那样随着旅游开发而得以复苏，而是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消亡的危险。
　　甘孜州的康巴文化是当代四川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孜州康巴文化中的各独特地域文化，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而文化生态又极为脆弱，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其文化生态的保护，以实现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效地保护好甘孜州康巴文化中的独特地域文化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不仅对促进甘孜州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和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康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促进巴蜀地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促进四川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亦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因此，保护好康巴文化中的独特地域文化资源，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看，资源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并不矛盾，资源保护是为资源的可长久、持续利用。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只有保护好资源、合理地利用资源，才能保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有效地实现对甘孜州康巴文化中独特地域文化的保护，在保护好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从宏观的战略层面考虑建设康巴文化生态区，制定相关的地方政策法规和措施，保护、挖掘、强化地方原生态地域文化，抑制外来文化对本土原生态文化的冲击，抑制旅游文化活动中因盲目仿效导致文化现象趋同的趋势，尽可能延缓本土原生态文化的变异、消亡速度。
　　在具体的保护措施方面，应基于对康巴文化的独特地域文化生态资源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康巴文化的独特地域文化进行生态资源区系划分，并根据各区系的主体文化特征，确定地域文化的重点保护对象、保护区域，包括重要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神山圣湖、民族习俗、宗教寺院等等。由于甘孜州地域辽阔，文物古迹分布分散，故对文物古迹的保护除了通过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将保护对象纳入国家保护范筹外，还应借助民间力量建立群众性保护网，发挥民间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以国家保护与群众自觉保护相结合。对于代表性传统民族村寨及其习俗，可通过建立民族村落博物馆体系，实施民族村落的原址原生态保护，防止在旅游活动中发生破坏村落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建设、破坏村落传统习俗的旅游活动发生。对原生社会形态，可通过口碑传授及在旅游活动中予以展现，使之得以流传。对著名的神山圣湖可划定一定范围的保护区，禁止破坏保护区范围内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种活动。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生产生活及信仰习俗，应保护其习俗的原生态传统，禁止盲目仿效它方习俗而破坏本地文化传统的经营性活动。对宗教寺院应从历史、艺术的角度对具有代表性的寺院建筑进行保护。由于各地域文化类型的发生发展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紧密，故对有关文化类型的保护还应注意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甘孜州康巴文化中复杂多样的独特地域文化，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是建设大香格里拉旅游区重要的文化财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这些独特地域文化资源，不仅对于甘孜州的民族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四川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大省、让四川走向世界亦具有重要意义。

⊙　作者简介
　　况红玲、王瑜，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旅游管理系讲师
　　刘婧，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旅游管理系助教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